由於我國的產業結構存在著嚴重的結構不均衡問題，並且產業結構在一定程度上又決定了經濟增長方式，因此雖然我國經濟一直持續增長，但增長方式仍然是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方式。運用馬克思社會再生產理論，對產業結構進行調整和優化，實現社會供給與社會需求的總量均衡和供求總量內部構成比例的均衡，是實現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的核心和基礎。
（二）當前機製中存在著諸多體製障礙
馬克思認為製度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具有兩麵性：一方麵，適應社會生產力發展的製度，能夠極大地促進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成為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巨大推動力；另一方麵，與社會生產力發展不相適應的製度，會阻礙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因此，對於經濟增長來說，製度可能是正影響因素，也可能是負影響因素。
而我國當前的機製中存在著以下障礙：
首先是生產要素定價機製不合理。政府對生產要素市場價格的控製，是我國非再生資源的開采和消費偏離最優路線的重要原因，這也直接造成了很多生產要素市場根本沒有發育起來或根本不存在，而有些生產要素市場雖然存在，但價格不合理[3]。比如自然資源的價格偏低就造成利用資源的“外部性”成本得不到合理補償，必然導致資源型產業過度發展，致使產業結構缺乏壓力和動力。另外，資源價格形成機製的扭曲還造成對資源過度需求和浪費，客觀上刺激了經濟的粗放型增長。最後，資源產權製度的缺失造成所有者權益得不到體現，使資源開采者普遍過度開采和破壞性開采，不僅浪費資源，還造成了環境汙染。
其次是現行的財稅體製不合理。1994年“分稅製”改革後，中央的收入比重有了較大提高，但原有的支出結構沒有做相應的調整，再加上財政轉移支付製度的不完善，導致“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需要無法得到滿足。另外，以增值稅為主體的財稅體製客觀上刺激了地方不顧資源和環境條件，盲目發展財政增收效應大的傳統重工業。
再次是我國長期以來對一些能源、資源實行政策性補貼，但對能源、資源的稅費卻偏低，比如我國礦產資源現行補償費平均稅率為1.18%，而國外的該項費率一般為2%到8%。另外，我國石油、天然氣的稅率為1%，更是遠遠低於國外水平，我國資源稅稅額長期偏低和稅負持續下降的狀況，已無法有效發揮資源稅調節資源級差收入的功能，也難以促進資源合理有效的利用。
我國的行政管理體製也對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產生了阻礙作用，主要表現在：一方麵是政府職能越位，政府手中仍掌握著重要資源配置的權力，但實踐證明市場配置資源才是最有效率的，以行政手段配置資源，往往會使資源無法落到能有效使用它的微觀經濟主體手上，而且容易引起腐敗尋租行為，結果是資源配置的低效率和使用的浪費；另一方麵是政府職能缺位，我國的教育與醫療問題一直沒有得到有效的解決，沒有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製度，法製也不夠完善，存在無法可依，有法不依，執法力度不夠等問題[4]。
四、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對策與建議
（一）優化升級產業結構
首先，大力發展有突破性帶動作用的高技術產業：第一我們要加強技術創新體係建設，因為它是提高企業技術創新能力，增強企業核心競爭力的必然選擇。因此，在產業政策和科技政策等方麵應對該建設予以支持，並通過稅收優惠和建立“政策引導、企業自主、金融支持、各界參與”的多層次、多形式的投融資體製為該建設提供資金支持。第二要加快運用高新技術提升和改造傳統產業，要做到這一點關鍵是運用微電子技術改造傳統產業，加快發展機電一體化設備和計算機輔助設計、輔助製造係統，並且圍繞電子信息、生物技術、新材料與新能源、精細化工、環保等高新技術產業和新興產業，大力發展應用軟件產品、石油化工產品、石油深加工產品、生物製藥及係列產品，通過把改造傳統產業與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相結合，推進傳統工業現代化[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