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恢複了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
中國是聯合國創始會員國之一。新中國成立後，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卻一直被台灣國民黨政權非法占據，加之美國政府的阻撓，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遲遲得不到恢複。隨著60年代民族解放運動的蓬勃發展，諸多新獨立的民族國家加入聯合國，使美國在聯合國稱王稱霸的局麵發生了動搖。在1971年10月25日舉行的聯大第二十六屆會議上，以壓倒多數票通過了由阿爾及利亞、阿爾巴尼亞等23個國家提出的要求恢複中國在聯合國一切合法權利，並立即把蔣介石集團的代表從聯合國及其所屬一切機構中驅逐出去的提案，這是中國外交史上的重大勝利，也是這一時期我國外交的突出成就。
（四）改善了中國與西方國家的關係
隨著中美關係的改善和中國在聯合國合法席位的恢複，70年代出現了西歐國家同中國建交的高潮。1970年至1973年，意大利、奧地利、比利時、冰島、馬耳他、希臘、盧森堡和西班牙先後同中國建立了外交關係。1972年，英國和荷蘭與中國的代辦級關係升格為大使級外交關係。同年，聯邦德國也同中國建立了外交關係。1979年，葡萄牙和愛爾蘭同中國建立外交關係。至此，除個別小國外，中國已同西歐20個國家建立了外交關係。1975年，中國同歐洲共同體建立了正式外交關係。另外，中國還同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先後建立了外交關係。
（五）三個世界劃分戰略的提出
1974年2月，毛澤東主席在接見來訪的讚比亞總統卡翁達時，根據70年代國際形勢的發展，提出了三個世界劃分的戰略。1974年4月，鄧小平在出席聯合國大會第六次特別會議時，詳細闡述了中國關於三個世界劃分的戰略，指出美蘇爭霸是世界動蕩不安的主要根源。維護世界和平，必須反對美蘇霸權主義。強調第三世界是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的主要力量；歐洲、日本、加拿大等第二世界是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可以聯合的力量。在這一戰略思想的指導下，中國加強了同第三世界國家的團結和合作，同時也改善了與西方國家、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關係，促進了中國對外關係的發展。
總之，70年代經過重大調整，我國的對外關係克服了國內“文化大革命”的不利影響，取得了很大的發展。在1970年至1980年的10年間，同中國建交的國家達75個。在此基礎上，中國同這些國家在經濟、貿易、科技、文化、民航等方麵簽訂了許多合作協定，雙邊的經濟文化合作關係得到了可觀的發展。從此，中國開始全麵參與國際事務，在國際舞台上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這一時期我國外交特點被概括為“一條線、一大片”，即從中國經過日本，從中東到西歐，南邊到澳大利亞、新西蘭，最後到美國，這就是“一條線”，周圍的國家是“一大片”。
四、80年代中國外交政策的新調整與對外關係的新局麵
80年代中國外交政策進行了重大調整，對外關係大發展，呈現出“無敵國外交”的特點。
70年代末80年代初，國際形勢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雖然國際格局的基本特點仍表現為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繼續爭霸世界，雙方由於實力變化出現了互有攻守的戰略態勢，但與此同時，國際舞台上的其他幾股力量，如日本、西歐和第三世界也迅速發展，其作用表現得日益突出。在國際形勢變化的同時，中國國內形勢也發生了改變。以1978年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標誌，中國進入了一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嶄新時期。鄧小平同誌根據國際形勢的新變化和國內任務的需要，及時地提出對中國外交政策進行重大調整，從而發展和完善了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全麵開創了新的外交局麵，把80年代的中國外交推向一個新的發展時期。這種調整主要表現在以下5個方麵。
（一）確立了戰爭與和平的新觀念
過去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中國曾注重強調戰爭的危險性，認為世界大戰不可避免，迫在眉睫。改革開放後，鄧小平同誌經過冷靜觀察和客觀分析，改變了戰爭不可避免的估計，認為世界和平因素的增長超過了戰爭因素的增長，有可能爭取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世界大戰打不起來。因此，中國要廣交朋友，團結和支持一切維護和平的力量，積極推進國際裁軍，反對霸權主義，反對戰爭。
（二）不同任何大國結盟或建立戰略關係
在全麵總結過去30年經驗教訓的基礎上，結合國際形勢的需要，繼續實行“一條線”戰略，不僅已無必要，而且對中國不利。在此情況下，中國適時地調整了外交戰略，改變了聯美反蘇的“一條線”戰略，不同任何大國結盟或建立戰略關係，不支持任何一方反對另一方。中國謀求的是，中美關係在嚴格遵守中美公報所規定的原則的基礎上正常發展；中蘇關係在消除三大障礙、恢複正常後，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基礎發展睦鄰友好關係。這一戰略調整促進了中美、中蘇關係在80年代的健康發展。
（三）不以社會製度和意識形態的異同論親疏
過去，中國在實行“一邊倒”和“一條線”戰略過程中，曾出現過“以美劃線”和“以蘇劃線”的傾向，同時影響了中國同部分第三世界國家的關係。進入80年代後，中國認識到按社會製度和意識形態劃分陣線、決定親疏的做法是靠不住的，隻有超越社會製度和意識形態的異同，普遍實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才能發展正常的國家關係，增進國際合作，維護世界和平。對於對蘇友好、對美友好的國家以及各國人民自己的選擇，中國體諒它們的處境，尊重它們的政策與做法。
（四）製定了全麵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
新中國自誕生之日起就決定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發展對外貿易和經濟合作，但長期以來由於受國際國內因素的影響，中國的對外經濟聯係受到嚴重限製。自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鄧小平同誌根據國際形勢的變化和國內建設的需要，果斷作出了對外開放的政策，並且確定為一項長期不變的基本國策。我們的對外開放是全麵的，既對資本主義國家開放，也對社會主義國家開放；既對發達國家開放，也對發展中國家開放；物質文明建設要開放，精神文明建設也要開放。實行全麵對外開放的政策，勢必要使我國的外交工作發生新的變化，出現新的特點。主要表現是：外交要麵向全世界，呈現出“無敵國外交”的特點；外交內容更加豐富，經濟外交占有重要地位；外交手段趨於和緩，和平外交色彩漸濃；外交形式靈活多樣，民間外交極為活躍。
（五）提出了“一國兩製”的新構想
“一國兩製”是鄧小平於1982年9月提出並於1984年5月由六屆人大二次會議認可的具有法律效力的科學構想，也是我國的一項長期基本國策。它是指在一個統一的國家內，實行兩種不同的社會製度，即在大陸實行社會主義製度，在台灣、香港、澳門實行資本主義製度。這一方針最早是從考慮如何解決台灣問題提出的，同時適用於解決香港和澳門問題並獲得了成功。“一國兩製”表現出中國尊重曆史和現實，照顧有關各方的正當權益，為通過和平方式解決曆史遺留問題提供了一種新的經驗。它是中國在實現國家統一方麵取得的重大勝利，同時，它在國際上也有巨大影響。
80年代以來，中國外交出現嶄新的局麵，對外關係取得巨大發展。
80年代中蘇關係實現了正常化。中蘇關係在勃列日涅夫時期進入全麵對抗，蘇聯在中蘇、中蒙邊界駐有近百萬重兵，1975年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1979年出兵阿富汗，從南、北、西三個方麵對中國構成嚴重威脅，這成為中蘇關係正常化之間存在的三大障礙。80年代中期後，蘇聯開始正視這些問題，並采取了措施。1988年下半年，蘇聯開始從阿富汗撤軍，裁減了駐中蘇邊界、蒙古國的蘇軍，促使越南宣布從柬撤軍，中蘇關係得到較快發展。1989年5月，戈爾巴喬夫訪華，鄧小平在同他會晤時宣布“兩國關係已經實現正常化”，這次會晤標誌著“結束過去，開辟未來”。蘇聯解體後，中國本著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繼續同獨聯體諸鄰國發展正常的國家關係。
我國同西方各國的關係得到進一步發展。80年代，我國同西方發達國家的關係進入了全麵發展時期。中美於1979年建交，為兩國關係的發展開辟了廣闊的前景。建交以來，雙方在經濟、貿易、科技和文化等各個領域的交流與合作都得到了極大加強，雙方領導人多次互訪，經常保持著高層接觸和對話。80年代初，中美關係因台灣問題出現一些曲折。主要是中美建交後不久，美國國會通過《與台灣關係法》，聲稱要繼續出售武器給台灣，美國對台灣的安全仍然要承擔責任，這是粗暴幹涉中國內政的條款。通過雙方領導人互訪和各級官員的磋商，中美兩國於1982年8月17日發表了《八·一七公報》，兩國政府達成了一定程度的諒解和協調，美國承諾：它向台灣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數量上將不超過中美建交後近幾年的供應水平，並準備逐步減少它對台灣的武器出售數量，以經過一段時間導致這一問題的最後解決。此後雙方的友好合作得以穩步發展。1984年，中美兩國領導人互訪，增進了相互理解，穩定了兩國關係。
中國同西歐的關係在改革開放後進入新的發展時期，彼此政治關係顯著加強，中國同西歐國家的國家元首、政府首腦和外交部長之間的互訪十分頻繁。中國同西歐的經濟關係發展迅速，貿易額大幅度增加，經濟技術合作範圍不斷擴大。1984年9月，中英達成就1997年7月1日香港主權回歸中國的協議；1987年4月，中葡達成1999年12月20日中國恢複對澳門行使主權的協議，為中英、中葡關係發展開辟了廣闊的前景。
中日關係在80年代一直穩步發展。80年代初，中國提出“和平友好，平等互利，長期穩定”三原則，得到日本政府積極響應。後來，日本首相提出增加“互相信賴”的內容。按照“四原則”，中日友好合作關係得到了進一步發展。
中國同發展中國家的團結與合作不斷加強。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國就把加強同第三世界國家的團結與合作作為我國對外工作的基本立足點。80年代以來，中國不僅改善和發展了與周邊發展中國家的關係，而且同其他地區發展中國家的關係也有不同程度的改善和發展。
五、90年代以來的外交新局麵
90年代初期，蘇東劇變，冷戰結束，國際社會主義運動遭受嚴重挫折，國際力量對比發生重大變化，中國外交麵臨新的前所未有的衝擊和挑戰。
首先，蘇聯解體，社會主義運動遭受挫折，給我國社會主義事業帶來衝擊。世界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演變了，比較年輕且不發達的中國社會主義能否堅持下去；蘇東變化都是在改革飛中發生，中國從70年代開始的改革開放能否沿著社會主義方向繼續深入。對這些問題，在國際上，甚至在國內一小部分人中都有疑慮。需要中國以現實的發展做出回答。其次，西方大國抓住了1989年發生在北京的那場政治風波大做文章，宣布對中國實行製裁。隨後紛紛調整對華外交政策，改變了過去聯華抗蘇的政策，而加緊對華施加種種壓力，促使中國和平演變。如何打破西方對華製裁，避免和平演變與被孤立，更廣泛地參與國際事務，在建立冷戰後的國際新秩序、新格局中反映中國的願望和呼聲，維護中國的利益，成為中國外交麵臨的新課題。
麵對這種嚴峻的形勢，鄧小平同誌綜觀全局，透過現象看本質，對時局做出了精辟的分析，提出“對國際形勢還要繼續觀察，有些問題不是一下子看得清楚，總之不能看成一片漆黑，不能認為形勢惡化到嚴重的地步，不能把我們說成是處在多麼不利的地位，實際情況並不盡然。世界上矛盾多得很，大得很，一些深刻的矛盾剛剛暴露出來。我們可利用的矛盾存在著，對我們有利的條件存在著，機遇存在著，問題是要善於把握”。90年代國際形勢的發展，證明了鄧小平的論斷和預見的科學性和正確性。
在格局突變的那幾年，中國外交遵從鄧小平“當今世界格局的發展是多極的”、“中國不要貶低自己，怎麼樣也算一極”、“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指導建立國際經濟政治新秩序”的科學論斷和“避免爭論”、“考慮：國與國之間的關係主要應該從國家自身戰略利益出發”、“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韜光養晦，決不當頭，有所作為”的方針，在打破西方國家集體製裁，維護中國國家利益，改善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環境方麵取得巨大成績。90年代，新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始終不渝地堅持鄧小平外交思想，並在實踐中使之更加豐富和發展，領導中國外交實現新的飛躍和發展，在國際舞台上樹立起了中國社會主義的新形象。
（一）打破了西方國家的對華製裁，保持和發展了同美國、日本和西歐各國的關係
1.90年代的中美關係
1989年夏，美國政府以中國出現動亂為由，宣布對華實行全麵製裁，美國國會連續通過多項幹涉中國內政的決議。美國中止了一切中美政府之間軍售和商業性武器出口，中斷中美兩國軍事領導人之間的互訪活動，停止對中國的技術轉讓和技術合作，策劃國際金融機構停止對華資金援助和貸款。針對美國的這些對華舉措，中國政府進行了針鋒相對而又有效的鬥爭。在此期間，中國國內政治和社會穩定，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在外交方麵，中國進一步改善了同周邊國家的關係，緩和了同日本和西歐的關係。同時，也采取一些積極措施保持同美國的聯係。而美國方麵在實行製裁政策的同時也保持了同中國的聯係，1989-1991年3年間，美國先後有5位副國務卿訪華，中美兩國外長在開羅、巴黎舉行會晤。海灣危機發生後，出於戰略上對中國的需求，布什政府取消了大部分對華製裁措施。
1993年1月克林頓上台後，中美關係一度比較動蕩。1993年5月28日，克林頓以行政命令方式宣布延長中國最惠國待遇一年，同時規定1994年度的延長附加7項人權條件，將對華最惠國待遇同“人權”掛鉤；7月又製造了銀河號事件；並借口所謂中國向巴基斯坦出售導彈對中國實行貿易製裁。這些行動使本已經處於不穩定的中美關係再度趨於緊張。中國奉行“增強信任，減少摩擦，增強合作，不搞對抗”的方針，對美國的霸權主義政策進行了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美國也感到繼續惡化中美關係對它也十分不利。對華高壓政策的失敗使美國政府決策層開始對美國的對華政策進行反思，並承認前一段時間對華單方麵施壓的強硬政策是行不通的，既不現實，也不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必須進行調整。1993年9月，克林頓政府審議通過了國務院向國家安全委員會提交的對華政策《行動備忘錄》，製定了一項以“全麵接觸戰略”取代“全麵對抗”的新方針。為此，美方不僅通過多種渠道向中國傳遞改善關係的明確信息，而且采取一係列改善關係的主動步驟。1993年11月，克林頓邀請江澤民主席出席西雅圖亞太經合組織第一屆非正式首腦會議，實現了第一次江克會晤。1994年12月，在第二屆亞太經合組織非正式首腦會議期間，江澤民主席與克林頓總統實現了第二次會晤，標誌著中美關係開始回升。1995年5月，美國公然不顧中國的強烈反對和自己先前所做出的公開承諾，宣布允許李登輝以私人身份持標準訪問簽證到美國康奈爾大學訪問。這嚴重損害了中國的國家主權，違反了中美之間三個聯合公報所倡導的原則，破壞了中美關係發展的基礎，中國對此表示了強烈的抗議。中美關係處於建交以來的最低點。中美關係的惡化，責任不在中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