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邁入文壇後，趕上了轟轟烈烈的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的一項重要任務，就是中國語言的現代化。上個世紀的新文化運動，除了將“德先生”和“賽先生”引進了中國之外，最實實在在的成就，就是將文言文改造成了白話文。如果沒有這次改革，如果我們目前的科學論文還用文言文來書寫，如果我們的口頭語言和書麵語言仍然迥然有別，那麼就很難設想我們今天的社會會是什麼樣子。在所有民族的發展史上，一種民族通用語言的建立都是這個民族現代化的基本條件。但丁和馬丁·路德在本國所受到的尊崇，不僅僅是因為他們分別寫出了《神曲》和領導了宗教改革運動，更重要的是，他們分別是現代意大利語和現代德語的奠基人。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現代所有的中國人都受了新文化運動參與者的恩澤。而魯迅就是他們中間最重要的一員。
《狂人日記》發表於1918年4月出版的《新青年》雜誌上。《狂人日記》的發表，是一個重要的標誌，它標誌著白話文學的真正誕生。雖然在《狂人日記》之前也有白話文小說發表，但文學水平不高。因此，人們把《狂人日記》看做是中國第一篇白話文小說。《狂人日記》被譽為“五四新文學運動的第一聲春雷”，這是毫不過譽的。在這篇小說中，魯迅對束縛人們思想和行為且殘酷腐朽的封建製度進行了無情的鞭撻。魯迅寫道：“我翻開曆史一查，這曆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頁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裏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在另一篇文章中，魯迅說：“所謂中國的文明者，其實不過是安排給闊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謂中國者，其實不過是安排這人肉的筵宴的廚房。”中國幾千年的曆史無非是“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與“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在魯迅看來，在中國五千年的文明史上，中國人隻做了一件事：讓人不成其為人。魯迅對於封建製度的揭露與批判警醒了當時的中國知識分子，他們紛紛投入到新文化運動的洪流中去，中國現代新文化特別是新文學因此而肇基。
魯迅對中國文化的另一大貢獻是他對中國人的民族性或者叫做劣根性的批判。他對中國人劣根性的批判最集中地體現在小說《阿Q正傳》裏。雖然阿Q僅僅是一個無業遊民，但他其實是代表了所有的中國人的形象。每一個讀過《阿Q正傳》的中國人，都可以在阿Q身上發現自己的影子。阿Q的亦即中國人的劣根性最主要地體現為一種自我欺騙的習慣，即後人所總結的“精神勝利法”。阿Q在每次被人打後，沒有反抗的勇氣，一句“兒子打老子”就可以讓他怨氣全消。這種自欺欺人的把戲就是我們最常使用的伎倆。這種把戲至今仍有人在玩，一旦其他國家有了什麼新的創造，就會有某個國人站出來說：“其實我們中國人早就發明了！”用魯迅的話說就是：“我們曾經也闊過。”阿Q和他的同伴的問題還表現在，所有的中國人都是“得誌便猖狂”，而那些以前對其趾高氣揚的人，看到人家得誌，就馬上過來進行奉承了。我們不是也聽到趙太爺稱呼阿Q為“Q哥”了嗎？阿Q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可以不朽的兩個文學形象之一（另一個是錢鍾書《圍城》中的方鴻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