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民族到了文化轉型期，都會是最痛苦的時期。可是現在我們處處可以看到這種大懷疑、大追問，就是看不到痛苦。許多人生怕因此被看成老帽。說到底，這是一種不自信。
勇者和局外人
我隻能真實地表達我個人意識到的、看到的。一個民族到了非常奇特的關頭，作為個體，也隻能獨善其身。好多論者說到史珂，認為他是時代的落伍者、局外人，我倒覺得他是個了不起的英雄、一個勇者。設身處地想想，如果我們每個人經曆了史珂那樣的挫折與苦難，我們會做得比他好嗎？他到今天還有那麼一種堅守、傲骨、強烈的責任感與道義感、文化的自信心以及對一些基本是非的判斷標準，算是不容易了。當然他麵對新生事物會有自己的局限，但他願意把自己從“多餘人”的角色置換成“目擊者”的角色，並且有勇氣退到邊緣上思考、記錄，多麼難得。這種老人看似手無縛雞之力，實際上倒是雄心勃勃。可以說，這是我們所能見到的時代硬漢。他起碼讓我充滿力量。
每個時代都有硬漢，我看到的硬漢是史珂。
書中那兩個老人是不同的，但他們相互並不排斥，這讓我高興。史珂對“鱸魚”是寬容的，那是人到生命盡頭的友誼，我承認，這種東西很能打動我。
十六萬字
一部十六萬字的書卻寫了很久。我的每一部作品都是這樣延宕。我總在不斷地調整角度。況且這幾年外麵的世界變化也很大，我的認識也在發生變化。時間拖下去，這會給我新的東西，會幫助我想問題。人追求時間的幫助，是最後、也是最有效的方法了。
悲天憫人
史珂是我學習的對象。我們當然不會一樣。他生發的感慨，我有許多不會同意。那是他的意見。他代表他自己。我這些年等於是記錄了史珂和他朋友的生活。
至於說悲天憫人，如果能讀出，那當然好。那可是了不起的評價。但願作者有這些東西。這種悲憫與風格之類當毫無關係。它們一旦有了關係，一切也就廉價了。
2000年11月20日
還有玫瑰花——答《北京晨報》
《外省書》想對社會說些什麼
寫一本書，一本書的內容……要把十六萬字的書濃縮成幾句話，這太難了，而且不可能。因為我想說的話已經濃縮過了，濃縮的結果才讓它成為十六萬字。一個作者刪削多餘的話，就像用堿水、鹽水往下洗。除此而外，寫作更像一種儀式。
如何評價現在的文壇
文壇從來都是這樣。一般的，作者會自覺自己在寫作，而感覺不到有個文壇。一旦感覺到了有個文壇，真正的寫作也就停止了。當然了，那些“社會寫作力量”，和真正進入文學的寫作不一樣。把寫作僅僅當成一種行為，是他的一種基本能力的，就會注意到有個文壇。其實文壇是不會有的。什麼時候也不會有文壇。一個人不停地寫下去，是生命裏的需要，是自己的事情，哪裏會感到有文壇。
現在社會上有一種誤會，就是把許多消遣性的曲藝作品當成文學了。比如言情、武打。其實那跟評書一樣，是一種曲藝。有人用文學的標準去批評曲藝，沒有意義。總之現在魚龍混雜，喧囂嘈雜，再正常也不過。如果說有文壇，它就該是這樣。
如何看待文學的前景
許多許多年之前，雨果論文學時說過這樣的一段話，大意是：有許多人往往甘願充當什麼公證人之類的，反複說詩歌消亡了。其實這等於說再也沒有玫瑰花了，春天沒有了，太陽也不會像平日那樣升起來了……阿爾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也消失了；母親不再愛孩子，人心也死了——大意是這樣。雨果在說文學作為一種生命現象，與水和土一樣，是最本質的東西，有人類存在，就有詩(文學)的存在。
雨果的話距今天快二百年了。可見那時候與現在一樣，也有人在預言詩的死亡。做這種預言的人看起來不知道什麼是詩，其實是不知道什麼是人。快二百年過去了，今天詩不是照樣有嗎？
所以可以說，如果在太陽消失之前，人類真的能夠移民外星係，那麼文學就會比太陽活得更長久。
也就是說，還有玫瑰花。
2000年11月20日
還是“不要慌”——答《北京青年報》
六年來的第一部長篇/短篇幅和快節奏
可能是一種寫作慣性，我的長篇小說會寫到二十萬字以上。《古船》二十八萬字，《家族》達到三十六萬字。現在是網絡時代了，普遍要求快節奏。我得把刀磨快些，將《外省書》大刪了七八次。不過，在閱讀的節奏上迎合時代的需求必然有所喪失，那隻能用雙倍的東西來補償這種妥協。《外省書》比我過去的作品更切近當前生活。節奏快了，書中沉潛的東西就應該更多。
寓言色彩/主人公的孤獨避世/師輝的拒絕
我們現在麵臨的問題空前複雜，已經很難用一本書來回答和判斷，隻想“立此存照”。仔細閱讀也會發現，我與書中的人物是分開的。他們的行為讀者有時可能打問號，他們做人的大方向不見得人人肯定。再說這個時代越來越沒有是非標準。我們必須有勇氣肯定一些基本的品德。作家一保守，我就心向往之。
對網絡時代的疑惑/“空手套白狼的網”/“技術是小兒科”
史珂在思索：小兒科也是重要的。這確實是有人在生活中真實的感受。現在，許多保守的作家也使用電腦，也上網，內心卻存有疑慮。史珂希望我們在網絡時代，還是“不要慌”。
外省與京城、邊緣與中心、主流與非主流、弱勢與強勢/外省方言
我住在山東龍口的郊區，有人說它相對於市區是外省，龍口相對於濟南是外省，濟南相對於北京是外省……他這樣說，意思可能是：人造的“中心”是脆弱的，而外省是如此遼闊和偉大，它孕育了更多的生機和可能性。人是一種語言動物，語言將人劃分為中心或外省——要先從語言上肯定自己、認識自己。比如中國人，要樹立對漢語的信心。
道德感/日常生活/精神狀態
我希望自己能有較強的道德感，能有原則。可惜我並不那麼“鮮明”。我們處在一個不認真的時代，認真的人會被笑話。但我相信無論何時何地，一個不認真的人都是無足輕重的。我們竟然也能從事寫作。我們這點道德感簡直不值一提。這也是令人沮喪的原因。一個人的日常生活應該很豐富，住在邊遠，經常漫遊，應該麵對大山、大水、大人。這種生活比鑽熱鬧地方、比時髦的廝混要“結實”得多。一個好作家品味生活的能力也應該是一流的，就像一根繃得很緊的弦，平時要有更多的方法來養護。
旅行和讀書/主要的生活方式
我覺得有兩件事情最重要。一是到山區、平原，到底層做些調查，這涉及農田水利、教育、民俗等各個方麵。我不敢忘記中國是個農業國。有人認為，哪怕是一個城市的“頹廢”作家都應該了解農民。不懂得這個，局部就會弄錯。一切好作品都會有飽滿的情感。情感是“知”的深度，它構成作家與現實的緊張關係。另一件事是讀書，係統地閱讀中國古典作品，側重於四書五經、韓柳歐蘇等傳統經典。這是最基本的。如今有人說作家要通外語之類的，這當然也沒有錯。錯在有人將此推為首重。我卻覺得這個時刻，作家更多的精力應該用在中國本土文化上。學外語，當然好，能學幾國？多多益善。現在我們在文化上總是力圖向西方中心靠攏，這種焦慮感很害人。重讀古典，尋找來路，對自己了解得越多，焦慮感就越少。這樣會進一步放鬆自己，很好地發揮，解放自己的創造力。我這兒並不存在一個世界性的文化中，我覺得任何一個民族的文化中心都在本民族內部。
中年的台階/創作上的危機感
我沒有危機感。這個年齡應該是開始吧。寫作要倚仗的最重要的東西是閱曆和經驗。現在應該是一篇文章的開頭。搞寫作一般來說太年輕不行，要忍住，要等待。寫作要有技藝和思想，恰恰不能吃青春飯。當然，要有激情。可這種激情不僅是一般人認為的那種衝動之類——它是強大的知所帶來的那種巨大的關懷力。主要是這個。
作家一般要到了四五十歲以上，才有些內容。
2000年11月21日
“情豪”及其他——談《外省書》
“鱸魚”是我認識的一個半島地區人物。他可以說是實有其人，我第一次見他是三十多年前。記得他異常高大，一搖一擺走進了我們的學校，身後還跟了一條大狗。
後來我才知道，這個被學校領導笑臉相迎的人物是個剛放出不久的“犯人”。那種氣度、風姿，絕不像一個普通人，更不要說倒黴的罪犯了。他笑聲朗朗，聲如洪鍾，處處高人一等。
原來他是一個團長，所在的團是敢打敢拚的猛虎團，而他則是群虎之首。他不知立了多少功，身上傷痕處處。可是偉大的英雄偏偏有著可怕的劣跡，這個人因為“作風問題”竟然幾次進出拘留所和監獄。
我第二次見他已是十幾年之後，他又一次從勞改隊出來，成了一個油庫看守。狗還在，但不是原來的那一條了。我遠遠看著他那張生氣勃勃的大臉，還有多情的眼睛。這時他是一個人了，妻子因為他不間斷的醜聞不得不與之離婚。
他的女兒與母親住在一起，迫於社會輿論，也很少來看望孤單的父親。一個人，一座油庫，一條狗，這就是他全部的生活。
我發現當地人都不恨他，不厭惡他。一開始是想那樣的，但恨不起來也厭棄不了。都說這個人勇敢過人，心地好，主要問題是過於喜歡“長頭發”了。
就是這樣一個人，他對我是一個謎語。他的結局，他與妻女的關係，都與我書中描述的情況差不多。不，他的結局比我所描述的更慘，我有點不忍心，不願直寫出來。
我的同情與當地人的同情是一致的。我和當地人一樣，在他去世多年之後也仍然不能夠理解他、他的生活。但是這樣一個奇怪的人，一個有功於世的人，我們是有必要記錄下來的。
還有他女兒的美麗，那是他的遺傳。他身上肯定有最美的東西存在，不然不會吸引那麼多人神往。
與他毗鄰而居的是另一位老人。這位老人也是實有其人的。我都認識他們。他們之間是那麼不同，可他們還是有了一場友誼，這友誼差不多可以與戰場上的友誼相比。他們都是孤獨的，不願與廣大的世界交流。
對於一個遍灑愛欲的“情豪”，我自覺不自覺地、斷斷續續地采訪了近三十年。我發現他經曆極多，卻仍舊像個兒童。當然這個兒童也帶給他人許多痛苦和傷感。
我從來喜歡兒童一樣的成人。我發現真正的人是留住了兒童氣質的人。無論一個人有多麼大的罪孽，他隻要保留了一絲絲兒童的心情，有那份不加雕鑿的天然流暢，就會給人希望：我們人類大概也還有救。
現代世界，現代的所謂高度發展的文明，把許多人，包括讓人羨慕的強有力的人，有所成就的人，都折磨得沒有人的氣質了。我們聽不到一個人追隨自然地放聲歌唱，而總是讓模仿和造作之聲充斥耳畔。
據說鱸魚等人是必會受到懲罰的，因為他們罪孽深重。可他們是那麼有趣。而我們知道，另有一些人完美無瑕，可就是了無生氣，無趣。無趣的世界多麼可怕，這樣的世界同樣會讓人逃離。
我想了許久，想該怎樣給師輝的父親命名。我想起了“打土豪分田地”的故事，想到“土豪”無非是擁有極多土地的人，那麼鱸魚也就是一位“情豪”了。可是“打情豪”要分到什麼？分到“情”嗎？我們這個欲望的世界啊，什麼都有，就是沒有情。我不能說我喜歡無情的世界。
鱸魚死了，我懷念他，不由自主地寫下這些紀念文字。這些文字該由他晚年的老友史珂來寫，那樣就會更加逼真。
2000年12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