偽個性
一方麵，我在感慨周圍人群個性化數量的匱乏，泛泛於眾的是惡俗流行的“屁股蟲”。譬如在裝扮上，健美褲流行的時候，女同胞不分場合不審搭配地穿健美褲；泡底鞋風靡一時，於是特別是年輕女性趨之若鶩，不分高矮肥瘦的換上泡底鞋，那當兒，我的目光偶爾在街上逡巡，希望能發現穿高跟鞋的女同胞，而收獲的往往是失望居多；於是，隻有安慰自己：嗯，這世上永遠鍾情穿旗袍的隻有張愛玲一個。麵對惡俗的淵藪，我甚至荒謬的想到；麵對一個素質低劣的群體，麵對一個盲從的群體，奢談民主自由是可笑的，好比把行凶作惡的權利交給罪犯；這也就是當今世界上某些國家的怪現象，在權柄由獨裁者把持著的時候，還能保持著某種意義與表麵上的繁榮，一旦獨裁者倒台，則整個國家罪惡橫行亂成一鍋粥，由此可以看出失去強有力統治手段後帶來的社會與政治危機。可以想象，如果人類沒有道德與法律的維係，必然會迷失人與獸所存在的區別，也就是說人類的劣性抑或與生俱來的獸性還是需要用意誌把控的。
所以，在人們喜悅地奢談著個性化時代的來臨時，我真誠地渴望看到，由個性化帶給生命與生活的五彩繽紛，一方麵我又沉重的想到，個性化時代與現在還遙隔天河；思考著諸如“追星族”的現象。其實每個生命個體又豈不是自己的星辰？何必把自己對美好的認識交由所謂的“星”們支配，特別是某些“星”身上斑瑕累累。“追星族”的存在其實也是人們缺乏個性盲目崇拜的一種表現吧！
桔枳成實與地域有關。曾經一度猖狂與張揚的傳銷在歐美還不至於釀出駭人聽聞的罪惡，一到中國，就被“庸俗化”，變成了自欺欺人的歪理邪說。我固執的認為這個世界上存在著這樣一種事實：即對於某些事理，你可以感悟到它的是是非非，卻無法一時從爭議中取勝。所以當我第一次聽說中國的傳銷，就看到了它的荒謬存在。
在現實裏看到眾多的舞台化妝一樣的男女時，我感到深深的由粗劣的模仿帶來的悲哀。現實生活畢竟不同於登台演戲，在現實生活中把一張臉塗抹得慘不忍睹還自以為美，是讓人大倒胃口的事情。
要肯定的意識到當今社會還不是一個個性化時代。可悲的是，在這個不屬個性化時代的時代，存在著一個龐大的自以為具有個性的群體，那樣無疑是為畸形的思想與審美煽風點火。另外，庸俗化個性流行的最大隱患在於人們思想上的盲從，最容易被某些政治野心家利用，成為任由擺布的棋子，這是曆史上由古貫今的悲劇。
放逐者與被放逐者
放逐者與被放逐者有個共同之處，就是都在路上。前者如孔子、莊子、李白、李贄；後者如韓愈、蘇東坡。清朝康乾時大興文字獄，於是有了許多流放到東北一個叫寧古塔的地方的知識分子，而且有個特點是，他們的流放都是株連者眾，如浙江的呂留良家庭、安徽的方拱幹、方孝標家族以及浙江的楊越、楊賓父子等。他們之外又有一種人，他們對主流社會抱著失望和不合作的態度，如陶潛、明末的遺民黃宗羲、顧炎武。再就是死活不肯做官的，學上古的時的許由接輿，以入世為累，如介子推、嚴子陵。抑或說獨立於體製之外，是使他們活得寫意，活得有自我的唯一途徑和選擇。介子推和嚴子陵這兩個人都跟當時的君王有深厚和親密的關係，但他們最終選擇了隱逸山林，甚至寧死也不願出仕。
放逐者大多是藝術型人才，他們思維敏捷，總是將精神調整在最佳狀態，像出征的士兵，唯一的使命就是在路上，好像是冥冥中有神力在召喚著他們，或者說他們是理想主義者，畢生都是為了理想而存在。孔子是這樣的人，早歲在江湖上行走過，到了中年以後，還是“烈士暮年，壯心不已”，腳不停頓地周遊列國，置生死於度外。在理想光芒的照耀下，智慧的爆發也登峰造極，就像是在競技場上的運動員，精神狀態極佳，冠軍勢在必得。即使是生活的現實環境一次次地將他拋下徹骨的深淵，但他已經以畢生的放逐，為自己贏取了萬世不倒的神牌。莊子是道家學派的傑出代表，應該說是物我兩相忘，世事與我無關的，據說他坐在草叢中，做了一個夢，蝶即是我，我即為蝶，醒來還是如此認為。但我記得黃仁宇在一篇文章裏是這樣寫的，美國人問，你們的國內戰爭為了什麼？他們在打，隻因為政見不同，兩派兵戎相見，最終當然不是為了贏得政權又拱手送予洋人，他們都覺得自己的一套能讓老百姓過上好日子，而兩種政見又不可能相互妥協。道家亦然，它存在的理由當然是為了給人生帶來適意。佛教亦然，貴為王太子的喬達摩·悉達多看到世上苦難深重，於菩提樹下打坐頓悟，於是開創了佛教這一方度人的新天地。莊子早年也曾有個遊曆，所以我把他也當作一個放逐者，他認為人貴天性，好像是小政府大人民。文明是柄雙刃劍，一方麵人要開化，另一方麵，過多的條條框框，將人機械化了，這又違反了人類為之作出犧牲為了生活得更好的初衷。一個“無”字就包含著多少苦心、真理和玄機。
李白的一生也多是在放逐裏度過的，早年還對體製抱有期盼，經曆挫折後，又開始打點行李壯遊天下。放逐的苦難真是歪打正著，反令他的文學事業達到了輝煌的境地。“讀萬卷書行萬裏路”，學問在路上，文學在路上。到了當今社會，就有了適意的尋幽訪景，探貧問苦，如餘秋雨的行走文學。這樣的一撥人都有一些相似之處，即他們本來可以像小老百姓一樣，紮根過日子，甚至比老百姓過得舒服，但他們事業的根需要以放逐為養料，否則就乏生機患貧血症。
與之相對的是另一撥人，他們生命裏的苦難肇始於別人的強加，而他們又無力抗拒無法逃避。這裏麵就有韓愈，詩雲“一封朝奏九重天，日貶潮陽路八千”。大文豪蘇東坡也是命裏注定與南方有緣，最後連愛妾朝雲也在南方玉殞香銷。封建統治者不知怎麼想出了一套讓人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懲治人的法子，那就是流放。到了清朝，康乾盛世卻是大興文字獄的時代，知識分子成了嗜血統治者鋒芒所向的替罪羊。這樣許多的戴罪之身，卻是紮紮實實的知識分子，他們到了那裏，就像米羅普修斯一樣為那方土地帶去光種。故章太炎如是說：“初，開原、鐵嶺以外皆胡地也，無讀書識字者。寧古塔人知書，由方孝標後裔謫戍者開之。”餘秋雨在《流放者的土地》中如是寫道“在文化意義上，他們是英勇的占領者”。是啊，苦難磨滅不了的是本質高貴者的光芒，他們在體製裏是失敗者，但他們卻成了另一片天地的勝利者。這也就是殘暴統治者的功勞之一。但流放在當權者看來，仿佛是靈丹妙藥，屢試不爽。一直到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的中國，還讓許多人不安其職，且美其名曰“勞動改造”。似乎肉體的勞動更有益於思想的平整統一。
這許許多多的放逐者與被放逐者就組成了人類社會蔚為壯觀的“在路上的隊伍”，他們不一定寫得出《離騷》、《史記》和《紅樓夢》，但他們當中也有煊赫史冊的孔夫子，也有李贄——一輩子不甘沉默的人，他們嚐試著說自己所思做自己所想。他們當中既有被迫放逐者也有自願放逐者，他們彙成鮮活的文化和思想的血液，在苦難深重的大地上發出最強音。有了他們，生命才更有可能向更美好的方麵邁進。
由柏拉圖式的愛情想起
蔡琴有過十年的無性婚姻，男主角提出願意體驗這個世界上鮮有的愛情，這段姻緣了結後，世上眾說紛紜。
我把柏拉圖式的愛情理解為精神之愛，那種愛在當今社會，無疑容易被認為是愛情的空中樓閣。但我確信這個世界上存在柏拉圖式的愛情。即使隻在空中樓閣裏演繹也是銷人魂魄的。特別是現實生活裏，人們都在物質的愛情水麵上遊蕩或掙紮，恍惚中，柏拉圖式的愛情就像一艘泅渡的方舟。搜索腦海裏古代的那些令人泣下的愛情故事，諸如《梁祝》、《天仙配》，我驚奇地發現那些愛情多屬精神之愛。盡管那裏麵的男女主人翁，並未有意去追求柏拉圖式的愛情，但封建的門閥觀念，家長專製傳統，一直企圖禁錮追求自由愛情的心。最後也注定了以失敗告終，否則就不會有後來那些動人的愛情吟頌，至少在人們的意願裏，自由愛情最終獲得了勝利。不過悲情結出的終究是悲劇之果。梁祝在現實中無法成雙成對，大悲大憫的人們虛構了化蝶的結局；而牛郎織女也天各一方，傳說隻能在每年的農曆七月七相會，那夜的葡萄架下必是傾聽愛情的佳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