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3鄉村旅遊者行為研究
隨著人們環保意識的增強，交通、通信等設施的改善，鄉村旅遊地的可進入性增強，媒體媒介對鄉村旅遊體驗的不斷宣傳，工作方式、休閑活動多樣化和短期假日增多，越來越多的城市居民對鄉村遺產、鄉村傳統興趣增加，希望與鄉村居民有更多的交流，希望到鄉村旅遊釋放都市生活的壓力，感受輕鬆而寧靜的生活方式。從總體來看，國外的鄉村旅遊按活動內容大致分為四種類型：休閑觀光型、休閑度假型、參與勞作型(參與務農式)及“其他類型”，即除了上述類型外，旅遊者出於考察、修學、科普等需要，到鄉村進行研修與考察。國外學者從鄉村旅遊供給和需求兩個方麵來探討鄉村旅遊發展的動力，認為鄉村旅遊者的主要興趣以度假為主要目標，這為確定鄉村旅遊的潛在市場需求提供了幫助；固定工作時間製以及雙休日的實施，收入增加，交通基礎設施的改善，各種旅遊形式和種類日趨豐富，人均壽命延長等是鄉村旅遊發展的重要原因。Jopina發展了一種確定鄉村旅遊者背景和旅遊設施類型之間關係的方法，應用多變量邏輯斯蒂模型對選擇每一種接待設施的遊客特征進行評估，結果表明，不同規模、類型的食宿接待設施吸引了不同背景的遊客。Briedenhann·J(2004)認為在欠發達地區旅遊活動和旅遊吸引物的聚集，刺激了相鄰地區的合作和夥伴關係的建立。
隨著時代的發展，不同群體的人群參與鄉村旅遊活動，旅遊主體人群的文化層次漸高，改變了鄉村旅遊的形象（何景明，2003）。隨著鄉村旅遊主體人群的變化，其需求結構和消費結構也相應變化。Peggy·Petrzelka(2005)認為不同性別的當地居民鄉村旅遊感知和態度存在差異。Murphy·A等（1999）認為鄉村旅遊者和非鄉村旅遊者在人文、態度和行為特征上有許多不同。Isabelle·Frochot（2005）的研究表明，鄉村主題在遊客的各種利益目標中並不重要，多數遊客的度假行為隨意且對鄉村生活方式興趣有限。Archer（1978）認為鄉村旅遊者以有小孩的家庭、老年人、追求不同體驗的城市人、教育水平中等偏上者為主體，多為短途旅遊者，住所設施要求價格低廉。
1.4.4規劃管理模式與發展途徑研究
在鄉村旅遊開發模式研究方麵，國外學者從多個角度進行研究。從政府幹預的角度，Augustyn·M（1998）把鄉村旅遊開發模式劃分為兩類：幹預較大型(如波蘭、西班牙)與幹預較小型(如英國)。Alie·Fleiseher（1997）認為，鄉村旅遊存在兩種模式，即由政府發起引導的開發模式(如法國)和由下至上並融合各種組織(包括政府組織和非政府組織)支持的開發模式(如德國、奧地利等)。Iole·Di·Simone（1999）提出了四方一體(地區政府—城鎮—公園—當地居民)的管理模式。Carlos·Fernandes（2003）等提出了RAINBOW開發模式，該模式強調充分利用當地資源，采取從下至上的方法，吸引當地居民積極參與。帕森斯等人總結了蘇格蘭觀鯨旅及其對經濟的影響，認為在帶來可觀的經濟收入的同時，觀鯨旅遊在沒有適當規劃、質量的控製和管理下的快速增長導致對鯨魚產業的不利影響,因此必須建立一種適當的和可持續發展的管理模式來保障觀鯨旅遊的發展。積極地減少遊客、旅遊業、接待地社區和環境間的衝突，但不阻礙鄉村旅遊的發展——根據管理需要，承認有極限地發展，是鄉村旅遊發展的策略之一（Bramwell·B等，1993）。作為區域規劃的重要組成部分，鄉村旅遊能夠刺激地方商業、創造工作機會，對完善區域基礎設施起到積極作用。在總體規劃指導下，從鄉村和區域開發實際情況出發，就能切實加強城鄉、種族、不同區域的合作，加強私營企業和政府各部門的合作（Augustyn·M，1998）。
鄉村旅遊發展需要不同層次的規劃引導。Brohman（1996）認為保持鄉村性的關鍵是:小規模經營、本地人所有、社區參與、文化與環境可持續。Fleischer·A（1997）認為小規模旅遊是鄉村地區經濟發展的最佳形式。例如基於社區的小規模可持續鄉村旅遊規劃是歐盟資助成員國的顯著項目，規劃協商的內容可以是成員的個體、群體，也可以是組織，隻要是達到相互的目標或內容都可以（Verbole-A等，2002）。規劃鄉村旅遊是困難的，特別是自然和文化環境較敏感的地區，當地的規劃應該有較大的自主權（Fagence·M，1998）。有學者（Eikeland·S，2002；Buzarovski·S，2001）注意到地方政策對特定的區域所產生的影響，強調本地鄉村旅遊的發展策略應適應現行（國家）政策、文化和經濟的處境。當地的環境行動計劃也能幫助旅遊在連接當地文化與環境的關係中發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