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5政府、非政府組織對鄉村旅遊發展的影響研究
多數國家把鄉村旅遊作為政治任務或公益事業來發展，把社會效益(比如扶貧、增加就業等)放在經濟效益之上。政府在鄉村旅遊發展中的角色從原來的管製轉變為現在的治理（Goodwin，1998；鄒統軒，2005）。前者是由地方政府強製管理，後者則是地區內外的相關機構合作引導，更強調政府與非政府組織共同合作。需要把政府的再分配與市場經濟整合起來發展鄉村旅遊（Sharpley，2002）。
許多國家實施了一係列計劃支持鄉村旅遊的發展（許豫宏，2010），如法國的“假期綠色居所計劃”與“歡迎到農場來”，奧地利的“農場假期”項目，意大利的Toscana鄉村節慶與Ecosert計劃，波蘭的“波蘭綠肺”項目，以及泰國的Umphang社區旅遊項目等。按照政府對鄉村旅遊的幹預程度，可分為：①高度幹預：希臘、愛爾蘭和葡萄牙等國，政府參與規劃、經營、管理與推銷；②少量幹預：法國、意大利、比利時等，政府參與規劃，提供製度保障與財政支持；③很少幹預：英國、德國等，隻對自然生態保護進行幹預。
非營利組織對鄉村旅遊有重要作用，1992年美國出台正式的關於鄉村旅遊與小商業發展的國家政策，並建立非盈利組織——國家鄉村旅遊基金(NRTF)，從事項目規劃、募集和發放資助、提供宣傳。其任務是鼓勵可持續的鄉村旅遊發展；提高農村生活質量，提高美國聯邦旅遊和休閑場所的知名度；實行遊客分流；緩解現有旅遊場所的壓力；完善當地的社區服務設施(商店、公用服務機構等)。互聯網技術為鄉村旅遊的市場營銷開辟了廣闊的前景。完整的產品組合、整個鄉村社區的吸引力，當地政府的支持與參與，鄉村旅遊開發納入區域戰略規劃，建立行業協作關係和旅遊中介組織，社區對旅遊業支持和信息技術支持是鄉村旅遊開發成功的重要條件。缺乏相關培訓、經營觀念滯後、政府項目不足、行業組織化程度低、市場信息不對稱、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不完善都製約鄉村旅遊的發展。製定開發政策、提供人力和財政支持、進行專門的機構管理、組織市場開拓等手段是歐洲政府對鄉村旅遊進行管理的主要方法。Richard·S（2002）認為公共政府機構支持農場旅遊的角色定位應該被重新評價。Jackie·Clarke（1999）指出營銷計劃與構建、旅遊信息中心的建立、本地旅遊協會的形成和旅遊培訓課程的傳授是鄉村旅遊成功的四個關鍵活動。
1.4.6鄉村旅遊對經濟發展的影響研究
獲得替代性的旅遊收入是發展鄉村旅遊的主要動機之一。發展鄉村旅遊有利於鄉村地區的經濟增長、多樣化以及穩定，通過在與旅遊業相聯係的新的或已存在的行業中產生就業崗位和就業機會；通過多元化的活動提高收入；為農業產品創造新的市場和更廣闊的地區經濟基礎；鄉村旅遊在農業收入下滑時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鄉村旅遊對推動農村經濟的發展起了重要的作用；鄉村旅遊是傳統農業的後續產業或替代產業，鄉村旅遊為農民提供了第二個收入來源，帶來更多的就業，減少了人口的流失，帶來了城市新觀念；促進了城鄉交流，有助於提升城市人對鄉村問題的認識；鄉村旅遊促進了鄉村經濟的多元化，尤其是手工藝，有利於基礎設施改造。當然，也有研究認為，鄉村旅遊由於其規模小、農民傾向於優先發展傳統農業，不能有效地將農業傳統商品化，將傳統農業整合到旅遊業中還存在限製；鄉村旅遊由於規模小、季節短，帶來的收益較低，對地方經濟影響不大。
1.4.7女性對鄉村旅遊發展的影響研究
女性由於身體條件的限製，在傳統農業生產過程中處於從屬地位，但是鄉村旅遊的開發，使婦女善於溝通、細心周到的天性在旅遊服務行業有了用武之地。Dernoi·L·A（1991）通過調查發現，婦女在勞動中承擔了多種角色，81%的婦女在從事旅遊活動的同時也從事其他農業活動和家務勞動。Evans（1992）等通過對英國斯塔福德郡、林肯郡和多塞特郡212個農戶進行調查，認為鄉村旅遊潛在地改變了農戶丈夫和妻子的能力分布範圍，發現絕大多數權利都由妻子掌握。Iakovidou（1995）研究了女性在鄉村旅遊中的角色，認為鄉村旅遊可以較好地發揮女性作用，有利於提高鄉村婦女的地位。Per·Ake·Nilsson（2002）的研究也表明，在農業旅遊發展中妻子占據中心地位。
1.4.8鄉村社區與鄉村旅遊關係研究
旅遊影響一直是國外旅遊的研究重點，國外研究對鄉村旅遊經濟效益和文化影響的質疑顯得很突出，呈現一種理性的審慎態度。多數學者都認為鄉村旅遊一方麵能促進鄉村自然和曆史文化傳統資源的開發利用，改善鄉村的衛生狀況，促進鄉村有價值資源的保護，改善當地居民的居住環境；但另一方麵，隨著旅遊人數和旅遊活動的增加，降低了鄉村的自然和文化氛圍，增加了鄉村垃圾和噪聲汙染，會對鄉村社區的居民生活造成一定的困擾。旅遊的發展使社區發生了分化，從而影響了社區居民對待旅遊的態度（Madrigal·R.，1993）。旅遊目的地居民對待旅遊的態度主要有兩類：一類是當地居民對旅遊帶來的經濟效益和對社區發展的促進作用持歡迎態度；另一類居民則擔心旅遊會帶來交通堵塞、擁擠、物價上漲、環境汙染等問題，對旅遊持反對態度。同時，研究還發現旅遊發展程度高的地區，居民的反對態度較多；而旅遊不發達地區或起步地區居民對旅遊有較多的期望，主要持歡迎態度。社區居民對旅遊影響的關心程度依次是高質量的生活、環境保護、經濟收益、社會成本、文化收益（Juanita·C.等，1987），通常鄉村居民並不直接關心鄉村可持續發展（Gonsalves，1987）。社區居民對發展旅遊的計劃一般較支持，但是也有一定程度的反對意見，而且態度對比明顯（Petermason，2000）。
由於鄉村旅遊資源被長期置於不平等的地位，當地社區的生活條件和經濟機遇被置於次要地位。因此，把旅遊發展與社區經濟和社會結構發展進行綜合考慮是必要的，既要考慮當地人對資源的所有權和控製權、尊重自然，也要考慮社會資本的效益。居民參與地方發展決策的情況會影響其對旅遊業及旅遊者的支持程度和態度。忽略或缺乏地方居民參與，會導致居民對旅遊發展的反對，削弱他們對旅遊者的容忍度，並增強他們對旅遊進一步發展的敏感度。
社區參與旅遊開發，需要明確社區內的承載能力，支持企業的生存，促進經濟的多樣化。政府則需要科學地控製負麵影響，將收益盡量地留在當地。因此，鄉村旅遊發展中的利益分配和當地居民參與方麵的研究，強調鄉村旅遊的發展要以保護當地的自然、文化發展為前提，同時強調鄉村旅遊發展中的公平和公正問題，即當地社區在承受旅遊帶來的負麵影響的同時，應分享旅遊帶來的利益。Ryan·C.（2002）將公平和公正、社區參與管理和分享權利以及可持續發展的觀點稱之為“新旅遊”發展觀。Sharpley（2002)指出可持續發展與環境問題是未來鄉村旅遊發展的核心，而可持續發展的本質就是本地化，即開發的目的主要是滿足本地社區發展的需要，建設本地產品供應鏈，鼓勵地方工藝品生產，保證收益最大程度地保留在本地，確保開發力度在環境與社會承載力之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