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後：傾心服膺共產國際，沉痛總結失敗教訓
雖然自己的思想問題沒有得到解決，黨的政策策略也沒有正式確定，但現實政治中的國共合作統一戰線必須盡快建立，這是莫斯科的拉狄克與來華的馬林的共識。國共合作也符合共產黨的利益。陳獨秀邊觀察邊思考，雖然也曾提出過一些正確主張，但並不能得到貫徹實施，因而無論在言論上還是在行動中，都隻能認真執行共產國際及其在華代表的意圖和指示。直到大革命失敗甚至被開除黨籍以後，陳獨秀還連稱自己“認識不徹底，主張不堅決，動搖不定”，悔恨不已。
早在共產國際“四大”期間，他就草擬了一篇題為《中國共產黨對於當前實際問題之計劃》的書麵報告，闡明中國目前形勢和中國共產黨的策略。其基本精神是：國民黨是中國唯一革命的民主派，共產黨需要和他們合作；在合作過程中不僅要防止他們的妥協，更要“保持我們完全的獨立性”。顯然，此時陳獨秀的認識與共產國際“四大”的精神是吻合的。陳獨秀態度轉變得如此之快，除了對於共產國際指示的組織服從因素外，自己理論不夠成熟恐怕才是決定的因素。
陳獨秀剛剛回到國內，共產國際執委會給中共中央的《關於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關係的決議》隨後到達。決議全麵表述了共產國際對於國共合作問題的觀點，開宗明義地指出：“中國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團是國民黨，它既依靠自由資產階級民主派和小資產階級，又依靠知識分子和工人，”“中國的中心任務是反對帝國主義者及其在中國的封建代理人的民族革命。”盡管決議再度強調了共產黨人要抓緊組織和教育工人群眾，建立工會，以便為建立強大的群眾性的共產黨準備基礎的要求，但是又特別提醒中共中央說“中國工人階級尚未完全形成為獨立的社會力量”，因此，共產黨需要與國民黨合作，共產黨員應該留在國民黨內，以便“對國民黨施加影響，以期將他和蘇維埃俄國的力量聯合起來，共同進行反對歐美和日本帝國主義的鬥爭”。
不僅如此，為統一領導中國、日本和朝鮮的革命運動，1923年1月10日，共產國際決定在海參崴設立共產國際遠東局，任命馬林為共產國際東方部海參崴局第三號人物，從而在組織上確認了馬林對於中國情況的權威地位和對於中國革命的領導作用。
幾乎與此同時，蘇俄政府的特使越飛也在中國南方與孫中山進行了多次緊張的談判，聯合發表了著名的《孫文越飛宣言》，所持觀點與前述共產國際決議完全相同：支持國民黨領導中國革命，共產黨人應該通過國民黨開展一切工作。
顯然，在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之後，共產國際對於中國革命的政策已經愈來愈清楚的昭示了這樣的邏輯：幫助中共是為了國共黨內合作，黨內合作是為了支持和改造國民黨，支持和改造國民黨是為了壯大國民黨的力量，壯大國民黨的力量是為了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帝國主義是為了牽製和削弱帝國主義特別是日本的力量，最終還是為了維護蘇聯的國家安全特別是遠東地區的安全。從此，國共合作服從並服務於孫蘇聯盟，孫蘇聯盟逐漸代替了國共合作，單純的蘇聯國家利益已經代替了列寧一貫倡導的國際主義精神。
因此，無論在國共合作建立的過程中，還是在國民革命期間，陳獨秀都要從服從共產國際決議的大局出發，小心謹慎地處理好自己的意見與共產國際代表意見之間的矛盾。為此，陳獨秀主要做了以下幾項工作：
一是按照共產國際意圖發表多篇文章推動國共合作的建立。在整個1923年間，他先後發表數篇重要文章，雖然也對國民黨的一些政策進行了批評，但總體上還是論述了諸如資產階級是革命的領導階級、國民革命的前途是資本主義、共產黨在國民革命中幫助國民黨、社會主義革命隻能等到國民革命勝利之後才能進行等後來被稱為“二次革命論”的觀點。這些文章既是為了消除一些國民黨黨員對共產黨加入國民黨的抵觸和反對，也是為了推動心存疑慮的共產黨員和青年團員轉變態度參加國民黨。總之，就是為了推動黨內合作的盡快形成。
二是在國民革命統一戰線內部鬥爭中數次服從共產國際意見。在3年半的時間內，陳獨秀先後多次要求退出國民黨，結果都因共產國際代表的反對而作罷：第一次是戴季陶主義出台，他建議“應該即時準備退出國民黨而獨立”，遭到國際代表和中央其他領袖的反對；第二次是中山艦事件發生，他又建議由黨內合作改為黨外聯盟，被維經斯基和中央多數意見否決；第三次是蔣介石叛變革命，陳獨秀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提出要麼放棄領導權，要麼和國民黨決裂，但遇到的是大家的一片沉默。從馬日事變發生至汪精衛叛變革命，他又先後兩次提議退出，但又被鮑羅廷以國際紀律以及中央多數意見拖延下去，直至國民革命最終失敗。
當然不能說，在這些問題上陳獨秀的意見都是完全正確的。但以上大量事實至少可以十分清楚地說明這樣一個不爭的事實：在共產國際“四大”召開期間和閉幕以後，陳獨秀傾心服膺共產國際的指示，完全尊重了共產國際及其在華代表的意見。
值得注意的是，在八七會議召開、陳獨秀離開中央主要領導的崗位以後，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曾經建議陳獨秀前往蘇聯，參加對中國問題的討論，並出席將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共六大，也就是說，在出席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之後的5年之後，陳獨秀又將有機會前往蘇聯。不知是與共產國際積怨太深，還是已經另有所思、另有所圖，總之，他堅決地拒絕了。陳獨秀經過兩年的觀察和思考，特別是在移居上海、接觸了留蘇歸國學生帶回的蘇共黨內反對派托洛茨基有關中國大革命方針的言論之後，陳獨秀似乎茅塞頓開、恍然大悟，他了解到蘇共黨內指導中國革命方針的分歧和矛盾，感到中共自共產國際“四大”以來所執行的方針和政策的錯誤，在感情上和思想上將托洛茨基引為同路，這為他最終被開除黨籍埋下了伏筆。
魯迅先生曾經將陳獨秀比做一間門上大書“內有武器，來者小心”的火藥庫，此言果然不虛。陳獨秀亦自稱從來不說不痛不癢、無關緊要的話，隻願說極正確和極錯誤的話。用政治家的標準來要求，就是缺少韜略。
真正激化他與共產國際、中共中央矛盾的，還是1929年中東路事件發生後陳獨秀給中央寫的3封信。他在信中曆數中央宣傳口號和實際政策的錯誤，建議作出修改。作為黨員給黨的中央寫信，當然是無可非議的，但關鍵問題並不在此，還是在於他堅持要求中央將他的來信在黨的報刊上公開發表，以期引起黨內的討論。在共產國際的支持下，中央綜合陳獨秀的言論和行動，於1929年11月作出了開除陳獨秀黨籍的決定。不過，這已是後話。
此後，共產國際通過中共中央，再次勸說陳獨秀前往蘇聯，討論中國革命問題並參加共產國際的工作，他還是選擇了繼續留在國內。其實，在離開中央領導崗位後，被調往蘇聯，這在當時是十分常見的安排，但陳獨秀做不到。他在認真反思之後，寫下了《告全黨同誌書》等材料，不僅公開表達了從共產國際“四大”以來他與共產國際的意見分歧，也為我們留下了十分寶貴的曆史材料。這些材料不僅能使我們獲得研究大革命曆史的第一手資料，而且能使我們對那個時代陳獨秀的心路曆程了然於胸。
陳獨秀出席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的行程是短暫的，但是，無論就中國革命來說，還是對陳獨秀本人而言，此次蘇聯之行所產生的影響都是刻骨銘心的。
（責任編輯：徐 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