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鉤沉
作者：何立波
在20世紀初，一大批進步團體在中國各地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先進的知識分子通過社團的組織形式，探求救國的問題，尋求治國的良方，掀起了追求真理，追求解放的熱潮。惲代英創辦和建立的利群書社，就是其中的傑出代表。惲代英是湖北新文化運動的先驅、武漢地區五四運動的卓越領導人、武漢地區最早的馬克思主義傳播人之一。他所創辦的利群書社從成立的那天起，就致力於在武漢地區傳播馬克思主義，大量經銷馬克思主義書籍和進步報刊。利群書社不僅是新文化運動中湖北地區最大最有影響的一個社團，而且逐步發展成為長江中下遊一帶傳播馬克思主義的一個重要陣地，是武漢地區共產黨早期組織的前身。1921年7月中旬，惲代英等以利群書社為核心成立了共產主義小組共存社。在中共一大召開後，惲代英號召共存社社員集體加入中國共產黨，為黨培養了一批人才。
互助社：是利群書社的前身
五四運動時期，知識分子中廣泛流傳著“勞工神聖”的呼聲。受空想社會主義的新村組織、托爾斯泰的泛勞動主義思想以及其他一些小資產階級思潮的影響，他們產生了“工讀主義”或“工學主義”的思想，即按自願原則，實行半工半讀的集體生活，消滅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差別；並以其為理想社會的雛形，通過廣泛的發展和聯合，達到改造整個社會的目的。在全國建立社團的熱潮中，1917年下半年，武漢地區誕生了第一個進步團體——互助社。這個社團的創始人就是惲代英。
惲代英是中國共產黨的著名活動家和宣傳家，是黨早期的優秀領導者之一。他祖籍江蘇武進，1895年出生於湖北武昌一個書香之家。惲代英上了新式小學堂，因文才出眾被老師譽為“奇男兒”，並接觸到西洋新學和民主思想，崇拜維新思想家梁啟超、譚嗣同。他沒有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以前，和中國的其他先進分子一樣，是在茫茫黑夜裏探索救國救民的道路。惲代英學的是哲學專業，特別潛心攻讀中外哲學著作。20世紀初葉，在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以前，俄國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主義“新進化論”對惲代英的影響很大。1913年，惲代英入武昌中華大學預科班學習。1915年進入文科中國哲學係學習。這一年，陳獨秀主辦的《新青年》問世，惲代英讀後歡呼這是“傳播自由、平等、博愛、互助、勞動的福音”，並踴躍投稿。1918年，惲代英從中華大學畢業後，任附中部主任。
1917年初，惲代英同幾位好友組織過一個“我們的俱樂部”小團體，以“鞏固交誼共同行樂為宗旨”。他們開展下棋、猜跡、旅行等活動 ，規定了不占便宜、不賭博、不嗜酒、不罵人、不欺騙人等戒約。接著，惲代英又發起組織了“步行會”。這兩個小組織偏重娛樂、體育鍛煉和道德修養，而不帶有任何政治色彩，成為惲代英組織團體的初次嚐試。惲代英目睹國家外患內禍不斷，人民陷於水深火熱之中，深為痛心疾首。他在思考著如何喚起同學少年愛國之心，肩負起救國的重任。
1917年暑假，惲代英和同學梁紹文應武昌青年會的邀請，赴廬山牯嶺夏令學生會。他準備仿效武昌青年會的一些好辦法，在學校裏組織發起一個為社會服務的團體，初定名為“好學生社”。這一想法曾獲得許多同學支持，但幾次開會商議，由於各人組織團體的目的不同，所以在製訂正式規約時，無法達成一致，這讓惲代英非常苦悶。10月8日，梁紹文提醒他說，大團體不易成立，可以先在誌同道合的同誌中間組織小團體，惲代英表示讚同。當天晚上，他和梁紹文、冼震和好友黃負生在冼震家開會，決定成立一個小團體互助社，並當場通過了惲代英起草的簡章。黨的早期活動人物林育南、劉仁靜等人也參加了這個組織。
1918年6月，互助社辦起了啟智圖書館，許多青年學生來到這裏借閱宣傳新思想的刊物。惲代英為了讓青年學生了解世界最新政治潮流、思想潮流，在啟智圖書館的基礎上又組織了書報代售部，向武漢地區廣大青年推銷《新潮》、《新青年》等進步書刊。1918年5月，日本帝國主義以與段祺瑞政府簽訂的《中日陸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為根據，出兵東北，中國留日學生和全國青年掀起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譴責北洋政府賣國行徑的愛國浪潮。惲代英和互助社的社員立即發動學生，自己動手連夜油印傳單，舉行抗議活動。惲代英寫了《力行救國論》，揭露帝國主義侵略罪行和反動軍閥賣國的勾當，呼籲民眾奮起反抗。
互助社在武漢地區學校中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吸引了許多追求真理的青年，到年底就發展到5組19人。互助社的產生和發展，代表著當時的新生力量，反映了青年知識分子追求真理、追求解放的願望，反映了他們對國家命運的日益關心。互助社是惲代英將革命抱負付諸革命行動的第一步，由此開始，惲代英逐步成長為一名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
創辦利群書社
隨著互助社活動的逐步開展，社員們也感到有必要實行獨立自給的共同生活，為改造社會創造條件。
時任中華大學附中部主任的惲代英同互助社的朋友們商量後，決定以互助社為核心，把武漢地區的輔仁社、黃社、仁社、日新社、健學會社團聯合起來，組成一個聯合社團，“利群助人，服務群眾”，在武漢開展新文化運動事業。
1920年2月l日是農曆正月初一，利群書社在這天正式開始營業。惲代英拿出個人的60元積蓄，添購傳播新思想的書籍和雜誌。至於營業用具，均是借來的，非常簡陋。開業後，售書、送報、做飯以及其他雜務，均由社員自己承擔。創辦時，參加人有柳野青、李書渠，還有義務前來幫忙的中華大學中學部第八、九班的學生近十人。
利群書社租用的是武昌橫街頭18號一個舊官僚公寓的前半部，臨街一間營業，後麵是天井，正屋是一間大廳堂。側邊有兩小間，一間做廚房，一間做會客室。利群書社的組織原則是共同勞動，共同生活。書社成員由書社供給食宿，都沒有工資。店內賣書的、購書的都是年輕人，談笑風生，興高采烈。夜晚則是學習時間，每晚有一次生活會，自由發言，或談心得，或談誌願，也相互評論優缺點，互相幫助。打打鬧鬧，開玩笑的事也有，生動活潑，興趣盎然。入夜人多擠著睡，鋪板不夠時便睡長條凳。
書社開張後，營業的第一天賣了80文，第二天賣了40文，第三天隻賣了20文。可大家沒有泄氣。第四天賣了500餘文，第五天賣了2000餘文。“有兩串進賬了！”大家十分高興。從此以後，每天都有幾串的生意，形勢逐漸穩定了。
惲代英把他們創新生活的事，寫了報道寄往上海。不久，以惲代英、沈光耀、廖煥星、李書渠、餘家菊、鄭遵芳、林育南、鄭興煥、蕭鴻舉、魏以新等12人的名義寫的《共同生活社會服務》的宣言書，發表在上海《時事新報》副刊《學刊》上。
利群書社以白話文出版了自己的刊物——《我們的》和鉛印月刊《互助》。《我們的》雜誌主要用來報道社員們開展革命活動的情況，《互助》雜誌記載社員們試驗新生活和開展“社會大辯論”的通信。刊物的發行時間雖然不長，《我們的》發行了3期，《互助》僅發行了1期，但畢竟是書社自己的刊物，在促進利群書社成員成長的同時，也擴大了利群書社的影響力。
利群書社從成立那天起，就致力於介紹新文化、傳播馬列主義。書社銷售別的書店不易買到的《共產黨宣言》、《資本論入門》、《社會主義史》、《蔡孑民言行錄》、《克魯泡特金思想》、《托爾斯泰傳》等著作以及北京、上海等出版的《新青年》、《共產黨》、《少年中國》、《新潮》、《東方雜誌》、《每周評論》、《湘江評論》等進步書刊。新型書店利群書社成立的消息，很快傳遍了武漢三鎮，吸引了各界青年慕名前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