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元二年（公元前87年），“武帝崩，前此者，漢兵深入窮追二十餘年、匈奴孕重墮殰，罷極，苦之，自單於以下常有欲和親計（漢武帝崩駕，在此以前，漢朝的軍隊窮追匈奴二十多年，匈奴丟掉輜重，拋棄戰死者的屍體，極端疲乏，苦於戰事，自單於以下的匈奴官員都有和漢朝和好的打算）”。但仍舊沒有放棄對漢朝邊境的入侵。不過，漢昭帝時期（公元前87年—前74年），匈奴已經沒有發動大規模入侵的力量。一方麵因為“漢邊郡烽火候望精明，匈奴為邊寇少利，希複犯塞（漢朝的邊境各郡縣的放烽火、守望製度非常嚴密完整，匈奴攻入邊境，獲利很少，因而很少再侵犯漢朝邊塞）”。另一方麵因為“（壺衍鞮）單於年少，初立，母闊氏不正，國內乖離，常恐漢兵襲之（匈奴第十一世單於壺衍鞮年齡幼小，初立為單於，他的母親作風不正，國內官民離心離德，常常擔心漢朝軍隊的突然襲擊）”。故不得不采取守勢，不是“穿井、築城、治樓藏穀（鑿井提供飲水，修築城牆，建築藏糧食的大倉庫）”，準備堅守，便是派兵“屯受降城以備漢，北橋餘吾（水），令可度（渡），以備奔走（派兵駐紮在受降城內，以防備漢兵進攻，在北麵的吊橋下麵的護城河中，蓄滿水，可以浮起渡船，使得撤退逃走時，有一條退路）”。同時把扣留了十九年的漢使蘇武等釋回，“欲以通善意（想用這項舉動表達對漢朝的善意）”，企圖緩和與漢朝的敵對關係，逐漸實現和親。
但和親的念頭盡管在匈奴貴族思想中盤旋，然而匈奴的騎兵仍不斷地在漢朝邊境出現。而且因為南下“邊寇者少利（侵犯漢朝邊境很少得到戰利品）”，因而扭轉馬頭，彎弓射向西方的漢朝的盟友——烏孫去了。史載昭帝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此處據《漢書·匈奴傳》及《西域傳》；但據《宣帝紀》是在本始二年，即公元前72年），“匈奴數侵邊（匈奴數次侵犯漢朝邊境）”，又聯合車師共侵烏孫。第二年，複連發大兵，奪取烏孫的車延、惡師等地；虜去人民，並索取烏孫公主（即漢公主解憂），聲稱“趣持公主來（趕快派人送公主來）”，“欲隔絕漢（割斷漢朝和烏孫的友誼來往）”，企圖以武力脅迫烏孫脫離與漢朝的盟友關係。烏孫王昆彌和公主先後上書求救，於是漢朝組織了五路大軍，與烏孫聯合共兵員二十萬，在宣帝本始三年（公元前71年）發動了一次規模巨大、聲勢顯赫的出擊戰。這是西漢時期漢匈之間的最後一次大戰。這次戰爭完全是由匈奴貴族的侵犯引起的，漢朝與烏孫的出擊隻是反侵擾的行為。結果匈奴慘敗，自食其惡果。從此匈奴大為衰弱，分裂為南北單於兩支。“茲（即滋）欲向和親，而邊境少事矣（一心要與漢朝和親，邊境的戰禍很少了）”。
從公元前133年武帝發動戰爭，至此將近六十年，匈奴貴族的威脅才完全解除，匈奴貴族真是漢族的勁敵！如果沒有這五六十年的反侵擾戰爭及其最後勝利，漢朝北邊的安全，漢人的生命、財產，民族、國家的命運，封建社會經濟文化的前途，都是不堪設想的。武帝及其以後的君主對匈奴戰爭的正義性質和進步作用，於此可見。
武帝及其以後對匈奴戰爭的進步作用，不僅表現在解除了匈奴貴族對漢族的侵擾，而且表現在解除了烏桓、丁零、烏孫和西域各族人民所受匈奴貴族的奴役和剝削（雖然這不是武帝用兵的目的），使他們脫離匈奴落後的奴隸製的束縛，加強與漢族先進封建經濟文化的接觸，這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是有積極意義的。
武帝因發動自衛戰爭而招致無法避免的消極後果，即生產破壞、人口死亡、財力物力虛耗等損失，還有武帝後期發生的農民起義，都不能抹殺武帝時期對匈奴用兵的正義性質和進步作用。
對匈奴作戰是司馬遷《史記》的記述重點之一。在有關秦、漢人物的《本紀》《世家》《列傳》中，都有抗擊匈奴的史跡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