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子取名鬧鬧，剛生下來時粉紅一團，濕淋淋的，柔弱可憐，很難讓人聯想到生命的尊嚴，族類的繁衍，事業的承繼等等博大精深的問題，倒是會讓人毫無道理地生出羞慚感來。這感覺挺怪，事過幾十年後司徒效達還弄不明白他為啥要羞慚？是因為在那粉紅的一團上窺見了和自己相關的生命秘密，覺得不好意思？還是當時就看出了這小生命未來命運的不祥？
粉紅的一團很響亮地哭，司徒效達從這固執而響亮的哭聲中認識了兒子。兒子是在半夜裏出生的，為了迎候兒子的出生，他披著件軍大衣在華東軍政大學醫院守候了整整7小時。在那7小時裏，他焦慮不安地在醫院走廊裏來回踱步，還平生頭一回抽了煙。當產房裏傳來了兒子的第一聲啼哭，他衝進產房，看到一個年輕的護士倒提著兒子，在兒子屁股上輕輕拍打。
羞慚感正是在那時產生的，護士把粉紅的一團捧過來給司徒效達看，並向他道喜時，他連一句感謝的話都沒說出來，甚至沒敢正眼去看護士。世界在那時刻一下子變得很靠不住，什麼都像幻覺，就連眼前粉紅的一團也像幻覺。許多年後——好像是1964年，當司徒效達從勞改農場出來，到郊區運輸隊拉板車時，曾和坐在板車上的兒子說過，當時的一切真像做夢，他根本沒想到這一團對他和方碧薇意味著什麼。
1964年的兒子已不再是粉紅的一團了，兒子13歲了，生了個大大的頭，和一副長長的身子，上小學六年級，站起來腦袋已超過司徒效達的肩頭。司徒效達拉板車，每天從城外把建築用的黃沙、石子一趟趟往城裏拖，兒子放學後就在東關路口迎他，用一根麻繩幫他拉車。
那是司徒效達和兒子一起度過的最美好的日子。13歲的兒子在默默無言中過早知道了人生和人世的艱難，在從粉紅的一團向瘋子過渡的過程中，呈現出了為人子者的全部善良和美好的天性。
那一個個夏夜和秋夜是值得司徒效達永遠記住的。
記憶中的夜空中總有那麼多星星，總有那麼多好看的月亮，還有許許吹拂的風和隨風飄旋的枯葉。他和兒子並肩拉著車，把汗水和希冀灑滿鋪著細砂石的路麵。工作是計件的，拉一車料給一張工票，月底憑工票結帳，不分白天黑夜地幹，一月可以掙到一百多——那時的一百多可是個大數目呢。他和兒子往往就在夜晚的星空下，很開心地算帳，算這月能掙多少，下月能掙多少，錢夠不夠3口人吃飯，外帶給方碧薇治病補充營養——那時方碧薇患肺結核正住著院——還有，啥時才能存夠156塊錢買輛“永久”自行車。
正是在星空下答應給兒子買自行車的。也是在星空下輔導兒子完成六年級大部分功課的。如果記憶沒欺騙他的話，自行車好像是作為對兒子六年級好成績的獎賞答應的。答應以後，兒子真興奮，臉都漲紅了，很激動地說，他要馬上把車子學會，等媽媽出院，他就能騎車子去接媽媽了。
然而，自行車在以後的兩年一直沒買成，不是沒錢，而是買不到。1966年，當自行車真的買來時，兒子卻把它砸了，是用一把劈木材的斧子砸的。兒子不但砸了那輛車子，也砸碎了司徒效達和方碧薇的心……
司徒效達常想，如果生命的腳步可以在人生的某段路程上多停一會兒該多好，那麼，為了1964年任何一個和兒子共同度過的夜晚，他都願付出10年的生命代價。
在那些夜晚，兒子不是走在他的身邊，便是坐在他的車上。他和兒子講他們那代人的人生故事：關於他自己，關於方碧薇，關於他和方碧薇共同擁有的緬甸，共同擁有的軍政大學，兒子入迷地聽著，許多路途就在這述說與傾聽中被遠遠拋到身後。
有時候，他和兒子還會停下來，在路邊的河溝裏捉魚，捉青蛙，用一片浸著苦澀的歡笑聲驅走白日一天的勞累……
兒子那時真懂事，還一次次拉過他。兒子知道他累，知道他心裏苦，就讓他躺在滿是沙石渣的車上，把自己的衣服披在他身上，要他睡一會兒，再睡一會兒。
兒子拉著車在黑漆漆的路上唱歌——
我們新中國的兒童，
我們新少年的先鋒，
團結起來繼承我們的父兄，
不怕艱難，不怕擔子重……
每每聽到兒子天真的歌聲，司徒效達不知咋的總想哭。那時他並不知道後來會有一場“史無前例”的大災難，他想哭不是為自己，是為兒子，為兒子注定黯淡的前途，這裏麵潛藏著的除了深深的父愛，再沒有一點別的了。兒子歌聲中隱含著的倫理悲劇和時代悲劇的因素，司徒效達一點都沒看出來。
當然，就是看出來，司徒效達也沒辦法，兒子不是孤立的存在，兒子是自然的人，更是社會的人，社會上風行的倫理道德是一定要影響兒子，改變兒子的，這隻是時間早晚的問題。不論是司徒效達還是方碧薇，做為個人都不可能和一個時代對抗，該來的一定要來，該變的一定要變。
變化在1966年夏天突然來臨了，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爆發，紅衛兵運動興起，小將們真格“不怕艱難，不怕擔子重”，戴著紅袖章從學校走向了社會，“破四舊立四新”，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司徒效達和方碧薇都被戴上紙糊的高帽子，讓自己的學生拉到街上遊了街——這年二月，司徒效達已摘了右派帽子，重新分到東方中學做語文教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