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司徒效達再也按捺不住自己的好奇，遂不顧管理人員的嚴厲規定，找機會和朱大可悄悄談了起來，問他在這裏還讀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書，到底為什麼：
朱大可說：
“為信仰。因為我信仰馬克思列寧主義。”
司徒效達很奇怪：
“你們這些反革命也信仰馬克思列寧主義？”
朱大可搖搖頭：
“不，不對，我們是托派。卻不是反革命！”
司徒效達不相信：
“你們是反革命，這人人都知道；不是反革命，會判你無期麼？”
朱大可說：
“你的邏輯太簡單了，我隻怕和你一時說不明白。”
司徒效達道：
“這世界上沒有說不明白的事，你隻要說，我就會明白。”
朱大可想了想，和司徒效達說了——從自己的身世說起：他是浙江溫州人，溫州是托派的大本營。上高中時他就看了一本托派組織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小冊子，在那小冊子的影響下。投身托派領導的學潮。隨著形勢的發展，中國共產黨取得了全國政權，托派組織決定創辦一個刊物，堅持地下鬥爭，他就偷了家中的10根金條，和一幫年輕的托派同學辦了個題為《新方向》的政治雜誌。溫州解放後一個月，上麵下令撤退，他又和8個托派學生一起到了上海，其後在上海被捕。被捕時，他和一個托派女同學已戀愛同居了，而且還使女同學懷了孕，女同學後來也被判了無期，孩子生下來後，就被獄方送進了社會福利院……
朱大可在向司徒效達講述這一切時，表情極為平靜，就像在述說別人的一件不相幹的事似的。
最後，朱大可說：
“這都是因為信仰，如果是反革命，我們會有這種為信仰而鬥爭的勇氣麼？我選擇了馬恩列托的信仰，就決不後悔，當共產主義的旗幟插遍世界時，我和我們所有為共產主義奮鬥過的同誌們都將含笑於九泉之下……”
這使得司徒效達對朱大可產生了敬重之意。朱大可試圖向他講述托洛茨基主義，試圖證明托洛茨基主義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一致性，他不願聽，更不願信，他的觀念不可動搖，托派和革命水火不相容，托派就是反革命。然而，對朱大可堅定的信仰意誌，他卻不能不服氣。被判了無期徒刑，妻離子散，都沒能把這個年輕人的意誌壓垮，這是什麼樣的人啊！
司徒效達開始感到羞愧。奧斯特洛夫斯基在《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一書中說過關於羞愧的問題，他及時記起了那段名言，及時進行了反省，一遍又一遍地要求自己堅定起來，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高舉著信仰的旗幟，哪怕對著自己人的槍口……
1962年7月，他在給方碧薇的信中寫道：
“對黨的事業，對共產主義信仰，我們就要有一種近乎宗教般的狂熱和忠誠，不要怕被冤屈，不要怕人家不理解，信仰不是誰的專利，誰也不能壟斷它！尤其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是全人類的信仰……”
這封信沒能寄出去，黑烏烏的槍口把它堵回來了。
管理人員——司徒效達記得是一個姓白的山東人，冷冷地把這封信摔在他麵前，說了句：
“收起來，以後不要再寫這種信了！”
他不明白為什麼，惶惑地看著那位姓白的：
“我這麼寫不對麼？”
白同誌說：
“你不要再想翻案了，你隻要到這裏，就不會有什麼冤枉！我這麼做是為你好，這封信要是落到不了解你的人手裏，你的麻煩就大了。你在信中說，信仰不是誰的專利，這話怎麼講？細究起來問題很大，馬克思列寧主義就是全世界無產階級的專利，和你們這些專政對象有什麼關係？這種不該說的傻話，你可千萬別說了！”
這番坦率的話，把司徒效達已堅定起來的信仰又打翻了，他這才明白，馬克思列寧主義真有專利權，他作為一個不享有專利權的異己分子，要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信仰，就得真誠地把自己看成罪犯，把被冤屈的一切都當作犯罪，而這正是他人格和良心都不能接受的……
後來，1966年，當“文革”的宗教狂熱席卷整個中國的時候，當他的兒子——他唯一的兒子帶著自己的同學到他家裏抄家的時候，他進一步痛苦地悟到，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信仰對象他這種人來說真是太奢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