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人南相
品世
作者：劉元舉
52歲那年，我讀過三部能夠記住的書。納博科夫在長篇小說《普寧》中，開筆就將這位52歲的普寧教授從外到內仔細 地刻畫：“穿短袖襯衫和鬆鬆垮垮的長褲子，兩條腿一搭起來，就露出好大一片光腿”。他是趕往美國的一所大學講座，卻坐錯了火車；托馬斯·曼的《魂斷威尼 斯》中寫的也是一個52歲的詩人，生命走到了沒有激情沒有滋味的地步，不知去哪裏度假，卻鬼使神差般地來到了威尼斯，遇到了激活他生命深處的美男少年；還 有庫切的《恥》，也寫的52歲的南非白人教授，他叫戴維·盧裏，每周二下午準時去一條大街跟一個女學生幽會，竟至東窗事發被趕出校門。三位52歲的男人都 頹然地走向人生的黃昏。
那一年，我強烈地意識到自己也52歲了。我選擇了一個完全陌生的城市離群索居，不覺已然三 年。那個城市距我的故鄉十分遙遠，是古時發配的蠻荒之地。改革開放以來，因毗鄰香港，沾了香味兒，率先富了起來。香港和台灣兩地老板相繼在這裏開辦工廠， 針織、電器、食品等大小工廠為當地經濟帶來了豐厚的收入。一個小小的鄉鎮收入居然能夠抵得上內地的一個大省！於是乎，全國湧來了大批的打工仔，做起了發財 夢。我也如夢般地在這個城市漂著，說成逍遙也未嚐不可。我不是做什麼發財夢，隻是想換一種活法兒，就是想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為自己活一回。這種選擇在當 時能夠毅然作出，並不容易。即使在今天，深圳的朋友們說到我當初的這種離鄉背井，孤身遠居，也在感歎這是需要勇氣的。因為這要放棄許多俗世的東西。比如那 種功名的東西，有人一輩子都在追求卻無法得到，卻讓我輕易放棄了。放棄，其實還不僅是需要勇氣，更需要一種人生的權衡。
當地人管廣東以外的人一律叫北佬。由於天南海北的人越來越多，北佬的叫法便有了細分。尤其那些吃官飯的人，也會講普通話，他們見識多了，也能分清個江南江 北。於是乎，他們常常會把我當作南方人。每當酒桌上相遇時，他們就會問我：你是南方人吧？（他們所說的南方人，是指江浙一帶的）每每到了這時，我就會說， 我是東北人。他們就會驚訝：你不像東北人，東北人高大威猛，而且特別能喝酒的！我知道，我常常會因白淨斯文，個子不高，又有所謂的讀書人那股子呆勁兒，加 上也不大喝酒而被視作南方人，但真正交談起來，我的性格仍然有著無法掩飾的東北人的特點：直言快語，嗓門也不壓低，豪爽而不磨嘰，性情來了，也能豪飲幾杯 白酒，當然他們更多時候是喝紅酒，喝那種年頭多的法國紅酒。這裏的人雖然出身土，但是，由於開放速度快，迅速變“洋”變“香”起來，變洋麼，是將法國的、 巴厘島的、澳大利亞的好東西任意搬來，一條啤酒街很快變成了紅酒街，變香，就是變得香港化了，諸如店名紛紛叫作“蘭桂坊”“百金翰”什麼的。他們也學上 海，把一條街稱作一裏洋場。他們之所以沒叫十裏洋場，大概還是感覺不如大上海那般氣派吧！
當地的朋友可能怕我孤獨， 經常叫我參加飯局。圍坐在一張餐桌前，滿登登的人好生熱鬧。他們你一言我一語，嘰嘰喳喳，我完全聽不懂他們在說什麼，索性就當作聽一群鳥叫，窗外有花香， 四季都有，“鳥語花香”，其樂融融，隻不過至今我也沒有聽懂廣東話。如果我喜歡唱通俗歌曲，恐怕早就學會廣東話了，問題是我隻喜歡古典音樂。
或 許正是這個原因，我在52歲那年離開東莞來到了深圳，有幸被深圳交響樂團聘為駐團藝術家。人生也就多了一項內容：音樂。準確說是交響樂，每個周五，都有現 場交響樂聽，很是滋潤。聽懂了，高興了，就寫篇樂評，寫得多了，竟被人稱作樂評人。並由此帶來“樂境”（我的微信名）。動靜之間，八年時光竟倏然而去。我 已來到了60歲的門口。
我是那種因文學而改變命運的人。34年前的那個冬天，我被視作特殊人才，經省委書記特批，破 例調進遼寧作家協會。對於一個沒有任何背景、僅靠發表幾篇小說的文學青年而言，這種童話在我的故鄉到處流傳。這應該是深圳特區的辦事方式，而我的幸運則發 生在沈陽這個老工業基地。
我永遠記得那個冬天有多冷。大街上一片光禿，幾乎見不到一個人影兒。馬路有凍裂的傷口，在凜冽的西北風中痙攣。身後的沈陽南站，還是舊時的模樣，高高的建築尖頂，像戴著古怪的綠頭盔。
遼寧作家協會在大青樓。高牆深院，名門大宅，萬千氣象。那是張作霖的大帥府，也是當今城市的名勝之地：張學良公館。那年月的作協與作家（盡管從“文革”年月熬過來，剛剛恢複元氣）也是很牛的！
那時我擔任編輯的《鴨綠江》文學月刊，因思想解放，敢登別的刊物不敢登的作品而聞名天下。如林彪選婿的《大海作證》和祖慰的《來函照登》，還有《省委第一書記》等小說，都很出名。老主編驚喜之餘，整日搔著光亮的額頂，愁歎每期近40萬發行量所需紙張的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