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韜晦先生和上述兩位先生的區別是，他的教學方式從觀念層麵演變成一種生存、生活的方式。這種方式具有非常重要的社會性意義，它可以示範和推廣。相信這也是劉述先先生和杜維明先生所期盼的。他們希望看到儒學的複興，以及傳統文化在現代性的普遍條件下發揚光大，而團契正是文化觀念轉化為社會生活的中介。
●：可否談一談上一代新儒家如錢穆先生、唐君毅先生和牟宗三先生？
○：他們有很強的時代性、全球化回應的意識。從錢穆先生為新亞書院所寫的校歌，我親切地感受到一種人文信仰的力量。他通過教育方式，希望傳承中國文化，在這種商業、機械化的時代，使它能夠保持、發揚下去。但是無論是唐先生或牟先生，他們做的工作仍然主要是學術精英教育的工作。這種通過書院的教育模式，並沒有進入普羅市民的階層，因此他們不具有更普及和日常的推廣經驗。我對霍先生有更高的評價便在於這一點：它是非常純粹的現代NGO(非政府團體)，但又具有人文團契的形上精神性質。霍先生從象牙塔中走出來，又保護著人文價值的學術精神，然後使這種學術精神像一粒種子一樣，在現實的日常生活中落地生根，成為一種新的文化形態，這點在我看來，具有真正的開創性，而且是非常艱難的。因為人文精神的重建不僅須要擴展為團契，而且處於與社會製度條件的互動依賴關係中。法住積極推動這種關係的轉化，它不倚賴現成體製，也沒有來自政府的資源，正因為這樣，格外令人尊敬。
●：最近，霍教授有一本書叫《當代文化批判——一個東方人文學者的回應》，對很多當代西方文化進行批判，你覺得跟其他學者有甚麼分別？唐先生、牟先生都是從學術層麵回應西方文化的挑戰，霍教授則更進一步，從根本指出它不足的地方，這跟第二代學者有所不同，霍教授指出科學、民主、自由主義背後有其局限，你看這個進路如何？
○：霍先生有一個特點，他對於科學主義、自由主義、理性主義、後現代主義的回應，與法住活動的基本形態是息息相關的，都不是停留在學理上。這種回應確實突破了傳統學術層麵，不僅是從概念上回應，而是從生命本身的經驗回應，這種經驗又不是非反思的形而下經驗，而是形而上的精神經驗。
●：所以一切的哲學要回歸生命，一切學問都要立根在生命上，但很多學者的討論都缺乏了對生命的感受。
○：法住的經驗，實際上包括人文精神對於自身現代形態的反思。也就是說它不能夠僅僅停留在觀念上進行思辨來回應現代生活，而應該走出這種思辨，同時又保留這種思辨的深刻性，這是最困難的。我們可以回顧禪宗慧能學派創立的意義。在他之前已積累了很多漢譯佛經，但他恰恰回到佛陀創立佛教的最根本精神，走出文字的積累，回到生命根源，開創新時代。我對法住就是寄予這樣的希望，同時也希望法住和不同的文化傳統對話，包括香港地區、台灣地區、大陸地區，乃至北美、歐洲地區……這樣法住的經驗可能會產生更廣泛的影響，以致能夠推動中國文化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