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而，中國傳統文化的“人文主義”並非文藝複興式(亦即利瑪竇所依據的)人文主義，倒是近於人文主義的對立麵——基督教神學(但卻不夠宗教化)，而後者在經曆了現代性洗禮後終於在19世紀轉化為批判現代性的新人文主義。此種新人文主義的恃守主體性立場與中國的古典人文主義才有了吻合處。但現世禮儀教化的中國人文主義也依然有別於西方以自主個體對上帝信仰為後盾的新人文主義。問題更加複雜的是，中國人文主義的現代自我定位自始已受到西方人“東方學”眼光的影響。古今中外的人文主義混成一團了。
三、中國傳統文化人文主義特性的現代性定位
1．中國傳統文化的人文主義特性是在中西文化比較中做出的判斷
關於中國文化人文主義性質的判斷最早發生於中西文化近代首次碰撞的“中國禮儀之爭”中。
“中國禮儀之爭”是始於明末、激化於18世紀初、結束於1939年的一場“文化判教”。耶穌會士晚明入華傳播天主教，在“易佛補儒”同化中國傳統文化時，麵臨著對中國人祭天祭孔諸禮儀性質的重大判定：若此類祭祀屬於宗教特別是人格神信仰，嚴格一神教的天主教將無法接受。在這場曠日持久而高度文化觀念性的爭執討論中，以利瑪竇為代表，耶穌會士中的一派判定：以儒學為主流的中國傳統文化是以世俗生活為內容的倫理文化，中國倫理文化不追求超越世俗此岸的彼岸宗教信仰。因而，中國文化是“遠東的人文主義”。裴化行（H·Berard)：《利瑪竇評傳》，管震湖中譯本，商務印書館，1993年版，第133—152頁。利瑪竇關於中國文化人文主義特征的定性判斷，在17—18世紀歐洲啟蒙主義思想界發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由此開始了中西文化近代的第一次交流與比較。利瑪竇的觀點也因此被學術界稱為“利瑪竇判斷”。李天綱：《中國禮儀之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61頁。
利瑪竇所代表的耶穌會士關於中國傳統文化人文主義性質的判斷，是以作為文藝複興與宗教改革產物的耶穌會自身的人文主義背景為參照係的。特別要注意的是，這一“人文主義”觀點是以文藝複興所產生的與神教信仰相區分的自然人性的人文觀念為特定涵義的。這裏已經表現出來了作為人文科學方法論的闡釋學原則：關於人文對象的判斷以判斷主體自身的“視域”為相關條件。
但是，這裏同樣出現的是闡釋活動中必定產生的融合與變化情況：耶穌會士以自然人性為基點的人文主義觀念判斷中國文化的“人文”性質，已不盡符合對象實際；而且，這一意義亦即世俗化方向的“人文主義”觀念此後也被後世中國文化思想界所吸收，並在一定程度上支配了現代中國思想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理解。這使人聯想起當代“東方主義”與“後殖民主義”：宗主國對殖民地的文化判斷眼光也成為殖民地自我理解一個觀念來源。幾十年後，胡適稱“五四”新文化運動為“中國的文藝複興”和“一場人文主義運動”，所依據的也是世俗化人文主義模式觀念。這世俗化人文主義所分離(叛離)的對象，是以儒家倫理為骨幹的中國傳統文化——但後者在與西方神教對比中恰被耶穌會士視為人文主義性質。胡適依據的“人文主義”當然不是《周易》經典性規定的“人文”精神，而是西方自由主義意義的個人本位的“人文主義”，它確是起源於文藝複興的世俗化人文主義。這一世俗化人文主義是以封建—神權為對立麵的，對於“五四”新文化運動來說是相宜的。
2．作為全球化時代文化民族主義的中國人文主義觀
利瑪竇在評論中國文化時，中國人也已開始比較與評論中西文化。晚明徐昌治集輯明末反西方文化——特別是反基督教文化的文章成《聖朝破邪集》，雖仍是天朝中心眼光，已經初現中西文化不同特色端倪。如批評傳教士所輸入的自鳴鍾、望遠鏡等近代技術產品：“縱巧亦何益於身心？”全漢升：《明末清初反對西洋文化的言論》，胡曉明等編輯《釋中國》第一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第105頁。已是倫理中心觀。鴉片戰爭後，馮桂芬的兩句話，“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校邡廬抗議》)，後流行成“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綱領。其中同樣包含著對中西文化各自特性的基本認識與評價。這與日本明治維新“和魂洋才”口號相同，均表現出現代化全球擴張時代，後起現代化的民族在接受現代化同時，以傳統人文倫理價值抗衡西方文化價值觀的文化民族主義趨向。
“五四”新文化運動作為對中國傳統意識形態文化危機的現代性取代努力，以歐洲反封建神權的人文主義為取向，但同時卻引發了東西文化問題論戰。梁啟超、梁漱溟等人明確張揚的東方文化的人文主義，直接來源於19世紀後期新康德主義曆史文化價值派的人文科學觀念，它尤其獲得了剛才經曆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刺激印證。一戰對現代主義意識形態下的現代化及其現代性不啻是空前沉重的打擊棒喝。因此，斯賓格勒《西方的沒落》所說的“西方”，實質乃是以資本主義為依托的“現代”。代表“西方”亦即“現代”的文化遂與代表傳統亦即“東方”的文化構成人類現代化一現代性危機時代的方案對比。處於西方列強壓迫下的中國知識分子在這一比較中同時承擔著為中國民族國家地位提供價值優勢與正當合理性論證的使命。就此而言，這種論證乃是文化民族主義的，亦即：他們接受“器用”意義的現代化，卻不接受價值立場與心性結構的現代性文化；而“民族主義”因此隻是“文化”性亦即“現代性”矛盾中的一種立場。
“人文主義”成為這一東西—古今比較中文化民族主義的典型概括，中國文化人文主義特質的命題是基於這一立場回應現代性的產物。
東西文化論戰後繼之以人生觀(玄學)與科學的“科玄論戰”，使中國現代人文主義性質更加明確地定位於針對唯科學主義文化價值觀的“新人文主義”。同時期接受美國白壁德“新人文主義”影響的學衡派，不僅突出了人文主義的教化性而區別於自然人性特性的文藝複興人文主義，而且正是經由這一“新人文主義”觀，將中國古典教化型的“人文”傳統文化轉化、納入於現代性的矛盾結構中。1958年問世的《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作為中國文化民族主義典型代表的當代新儒學綱領，其中的一個強調要點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人文主義擁有提升、教化自然人欲的神聖維度，因而決不等同於世俗人文主義。這已是高度自覺的現代性反思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