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大學高度自治的獨立性。大學高度自治的獨立性是大學引人注目的一個特性。大學的這種自治獨立地位，起初是依憑基督教會在中世紀的特殊地位而來。大學與市民、與各種行會、與王權的衝突摩擦，均以享有修道院式的種種豁免權而未受製裁。大學這種自治獨立性的更高發展，則是在與教會組織(包括修士會)的摩擦矛盾中逐步擺脫教會控製，而終於成為王權、教會與各種世俗勢力不得侵犯的神聖領土。質而言之，大學是世俗化時代一個神聖的獨立王國。大學這種自治獨立地位，不能僅僅外在地視為大學自身爭取的曆史性結果——恰恰相反，透過大學與世俗社會各種衝突的解決方案，不難看出，大學這種自治獨立地位，毋寧說是整個社會出於對大學某種近乎一致的尊敬態度而照顧讓步的產物。教會、王室、世俗行會與市民，對大學潛意識地懷著某種新時代精神信仰的期待與信靠。由此可以得出的結論是：基督教創辦大學，不能僅僅看作一樁曆史事實，而同時是一個精神信仰演進的邏輯環節：在文藝複興與現代曆史行將來臨的前夕，基督教將精神信仰教化從宗教形態轉化為大學人文精神，這是一個意義深遠的現代性(modernity)開端。大學從此不僅在基督教與政權分離的近代意義上，而且在獨立於政治、經濟與大眾媒體的現代意義上成為政教分離的現代文明的一個動因。誕生於基督教世俗化的近現代開端的大學，不僅從基督教那裏承接了至高無上的意義闡釋權利與教化資格，而且也從新興的世俗人文意義那裏獲得了同樣的委托。巴黎大學重要的先驅活動人物阿伯拉爾(Abalard，Patrus)，作為修道院經院哲學家、教士兼文藝複興先驅形象的人文主義者，其複雜綜合的活動，正是大學的個人縮影。
如果我們接受韋伯關於現代信仰私人化與小圈子化的判斷，那我們便可以這樣說：大學正是現代社會信仰域的“小圈子”，或者說，大學是世俗化時代的信仰團契。這一結論使我們再度回到了作為大學母體的修道院定位。由此是否可以引申出一個更加駭世的結論——大學是知識分子的“教會”？
三
確如韋伯(M．Weber)著名的概括：現代社會已不再是神性信仰的時代，世界除魅(disenchantment of theworld)化了。與此相應的是以科技與工商為代表的理性化。這樣便又返回到本文開始的話題：啟蒙運動以降，科技工商主義及其引發的現代化(外在的客觀世界)與現代性(內在的心性世界)危機，均在深層需要上要求重建規範與引導科技理性的終極信仰。這信仰在19世紀以迥異於文藝複興世俗化人文主義的新人文主義——人文精神形態出現。它一方麵同經過啟蒙理性批判洗禮的宗教精神聯係，一方麵又以現代理性的人文科學與現代複興的古典人文學科為學術教育基地。這兩方麵都與大學相關。以柏林大學為代表的現代大學自此將中古大學的基督教神學信仰轉變為人文精神信仰。人文精神與人文教育成為現代大學引人注目的話語。這也就是“大學理念”的基本涵義。這人文精神所針對的不再是文藝複興時代的宗教神學，而是現代科技工商主義。宗教神學恰如啟蒙理性大師康德第四批判（《單純理性限度內的宗教》）所象征定位的，它已轉化為現代性倫理價值本體的功能性資源。在這個意義上，現代大學與中古大學是一脈相承的。
這就是北京大學百年校慶(1998)時，哈佛大學校長尼爾·陸登庭(NeilL。Rudenstine)首先以人文學科教育在大學基礎理論研究與基礎教育中的核心地位展開講題的時代背景。參閱《21世紀的大學——北京大學百年校慶召開的高等教育論壇論文集》，20一21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來自世界各地的數十位大學校長幾乎一致地在“21世紀的大學”主題下強調了人文精神與人文學科教育，這一“大學理念”與以財政為中心的現實問題論域形成了現代大學校長們的兩大問題共識。
隻有從人文精神的高度，才能更深刻地理解與把握現代大學的功能與精神：
(一)大學知識及其研修的特性
1.大學所研修的知識，其主幹並非實用的技術規則，而是技術的原理，即“知識的知識”。原理性知識為各類職業技術所依憑、遵循，但並非其認知與傳授的對象(“百姓日用而不知”)，唯有大學將各行業技術所根據的原理作為知識研討並傳授為學術傳統。這是大學與職業學校乃至專才學院的根本區別之一。知識體係本身的重要性超過了所研究的特定對象及其應用價值。大學精神之理念在此體現為“為知識而知識”、即“愛智”。此即古希臘最高科學的“哲學”(philosophia)本性，它在近代以後的科學領域中體現為區別於特定具體科學技術的科學精神。科學精神是科學及技術的原動力。科學精神構成大學精神之一。
2.大學知識超越實用技術的精神同時體現為對技術分工專業知識的綜合整合。“meta”(超、元)“physics”(物理科學)之“metaphysics”漢譯名“形而上學”，表明此“學”乃道體(本體)之大學問；而“愛智”之“智”，亦並非僅指近代科學意義的規律認知，而是真善美統一的人生最高智慧。因而，大學知識的整合性不僅指各科分支知識的係統化，而且更是指知識意誌情感及相應各類學問與價值的有機統一。這種有機統一係於人格的全麵發展與完善，由此而指向大學人文教化的最高目的。
正是這種有機整合性與完整人性的教化目標，使大學的係科與古典人文學科密切關聯。以培養優秀自由民為目標的古希臘羅馬的“七藝”與塑造士君子的中國先秦“六藝”，在現代大學人文精神背景下轉化為大學人文(素質)教育的重要資源。
大學人文精神的人文價值整合統一性是大學完整統一性的內在保證。大學文理工商諸專業相隔係科之所以聚於一校而不落於外在空間聚合，端賴此大學精神紐帶維係。大學精神因而是超專業的。一個北京大學的學生以隱含自豪的口氣道出自己的校名(“北大！”)時，已表明了他對於自己所在大學整體人文精神的歸屬認同，這一認同超越了他所在的專業係科。
承載大學人文精神的不僅是大學的專業知識，而且有那代代相傳的學術傳統風氣(重實證或重思想、“兼容並包”的自由學術，等等)與社會個人觀念(如“五四”以來北大突出的以天下為己任的責任使命感)，還有大學社團活動、卓越教授的個人魅力、同學的聚合，乃至那古老的校園建築與林木古藤……大學是一個活的生命體，而且是個性化的生命體(北大之別於天津大學、耶魯之別於麻省理工，宛如一批卓而特立的優秀人士)。“大學校園”成為上述因素的統一體。因而將大學簡化為知識傳授，就抽去了大學的人文精神而不複為大學。電腦時代的信息網絡教育或諸種遠程教育的“大學校”(multiversity)之所以不可能取代大學，根本限定之一亦在於此。
（二）大學知識分子涵義
大學所培養的本源意義的知識分子，如別爾嘉耶夫(H．A．epgeB)所強調，應是以人文關懷為理念的人文知識分子參閱H．A．берｇяев，Истоки и смъсл русского коммунизма，Москва1990，CTP．17～18.。這一意義的知識分子特別應注意與技術專家角色區別開來。
1.就其係統的專業知識與深厚的超專業知識基礎而言，大學所培養的知識分子作為博學之士不等於專家，但又是專家與職業技師的母體源泉。這不僅指知識分子優秀的專業素質，而且指在專業技能與知識結構更新日趨加速的知識經濟時代，大學知識分子深廣的基礎知識亦即原理性知識結構更新專業技術的“遷移”(transfer)能力與自我教育能力。激光照排技術的問世可令印刷行業鉛字排版技術工人一夕失業，但擁有高等數學與電子學原理知識結構的知識分子卻可以很快掌握新技術，而且開拓更新技術。此即原理創生(遷移)知識與技術。
2.大學原理性思維培養了知識分子追根究源的精神品格。但如前所述，原理性思維與追根究源的“本體論”思維習性乃植根於終極性信仰。因而，大學知識分子理性究問的深層氣質乃是對真善美終極價值的執著向往。這一境界也是大學教育最深層亦即最高的培養目標。領略此一境界的大學知識分子從而可能超越一己利益與各類特定利益的狹隘限定，而得以以區別於民族國家的“社會”最高、最長遠的公共性視野思想行事。例如生態保護，這一超出了民族國家直接眼前利益的新人文立場，即是人文知識分子最先提出並艱苦推行才逐漸為各國政府所接受的。大學知識分子從而成為真正以天下為己任的大公無私者。大學則不僅作為科學原理創新的基地，也成為社會道義的策源地。
上述大學知識分子的特性，若用Michael Confino關於現代知識分子的著名概括來表述，即：深切關懷一切有關公共利益之事；將公共利益視為自身之事；將政治、社會問題視為道德問題；有一種義務感，不顧一切代價地追求終極結論；深信現狀事物須作改變。轉引自餘英時《士與中國文化》，3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能夠如此立身行事者，即為知識分子：這當然不限於大學，但培養這樣的知識分子卻是大學的天職。
四
中國近代啟蒙思想家黃宗羲已指出：“學校，所以養士也。然古之聖王，其意不僅此也，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於學校，而後設學校之意始備。”這不僅指有形之規章製度禮儀以學校為原型，而且“使朝廷之上，閭閻之細，漸摩濡染，莫不有詩書寬大之氣。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為非是，而公其非是於學校”。黃宗羲：《明夷待訪錄·學校》。現代民主法製社會的最終根據不僅是理性的，而且是價值意義(significance)的，它們以教育機製為依托統一於大學。大學作為知識科學、理性與自由、公共精神的教化一策源中心，成為現代社會統一性的終極保證。因而，“大學教育乃是一個社會的心髒”(耶魯大學“Giamatti座椅”銘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