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真實可靠的華夏審美史是一樁無論在研究觀念或方法上都需要更新反省才可能啟步的重大事業。它需要有更多的人關心並參與此項事業的論征。
第十五節大學人文精神的信仰淵源
一
近現代意義的大學，自12世紀初誕生至今，甩開諸多外在形態改變，就其最為根本的精神宗旨所規定的大勢而言，可以區分為兩大演變階段：以19世紀德國柏林大學建立為標誌，此前的大學基本以基督教神學修道院為原型而向世俗化方向演變，此後的大學則愈漸定位於民族國家精神文化與科技所需求的教育並科研。
這一轉變更具體的情況是：中古大學不僅脫胎於基督教會，而且不管如何趨於世俗化，一個國際性的基督教團體特別是一個普世的基督教精神世界，始終是大學的實質性依托。文藝複興發展起來的世俗化迄至18世紀也未能提供一種取代基督教世界的依托體。這一情況隨著法國大革命所產生的近現代民族國家及其民族主義觀念而根本轉變。民族國家及其民族主義觀念終於成為迄今現代人類社會最為堅硬的統一體單位。正是承續赫爾德(J．G．von Herder)的“文化民族主義”(Cultural Nationalism)，在普法戰爭慘敗時刻，德國的現代民族國家自我意識被有力激發，它不僅體現為費希特(J．G．Fichte)著名的《告日耳曼國民書》(1806)，而且推動了洪堡(W．VonHumboldt)上書申請創辦柏林大學(1809)。
柏林大學的成立，與汲取戰敗教訓、強盛德意誌民族國家的背景密切相關。柏林大學為此後的大學開創了一個深遠的轉變方向，那就是，將科學研究視為與大學傳統教學並重的職能。這一方向固然可激活教學傳統而成為現代大學重要的特性，但以研究為方向卻成為大學服務於民族國家建設特別是轉化為商業經濟的紐帶。這一紐帶對於大學具有雙重意義：它既是大學回應社會以激發活力的途徑，又包含有使大學隸屬於現代化技術進程，從而喪失大學本己的現代性批判位置的危險。海德格爾(M．Heidegger)後來從後一角度反思了它更為深遠的危害：
一種以研究所方式活動的曆史學或考古學的研究，本質上比它自己的還處於單純博學中的人文科學院係裏的學科，更接近於相應地建立起來的物理學研究。所以，科學的現代的企業活動特性的決定性展開也造就了另一類人。學者消失了，他被不斷從事研究活動的研究者取而代之了。是研究活動，而不是培養廣博學識，給他的工作以新鮮空氣。……
研究者必然自發地湧向根本意義上的技術人員的本質形態的範圍中。……除此之外，還有某些時間和某些地方，能夠保持著變得越來越淡薄和空洞的學究和大學的羅曼蒂克。但是，大學的有效的統一特性，以及大學的現實性，卻不在於科學的原始統一過程所具有的某種精神力量，這種精神力量發源於大學，因為它得到大學的培育，並且在大學中得到了保存。海德格爾：《世界圖像的時代》，孫周興譯，《海德格爾選集》，下卷，894頁，上海三聯書店，1996.引文將原譯文“精神科學”(geisteswissenschaften)一詞按照其學術思想史涵義改譯(意譯)為更為通行的“人文科學”；原譯文中“學院”一詞的文化雅用涵義(學院、經院)頗傳神韻，但漢語“學院”一詞流行指稱低於“大學”的建製，鑒於本文恢複“大學”本義題旨，故改譯為“大學”。
海德格爾在此反思中把作為現代化及現代性思維典範的科學歸源於大學。但是，大學這種涵攝並超越現代性的本源地位又起源於何處呢？
這是有關大學本質的根本問題。與現代關於大學(高等教育)經費來源、畢業生就業去向等急迫、重大而具體應對性的現實問題相比，關於大學本質的超邁反思形成了另一類型的“高等教育研究”。值得注意的是，此類思考興起於人文科學現代建構的19世紀，這同時是從思想觀念到社會運動(以社會主義為代表)空前激烈地批判現代化——現代性的時期。關於大學本性的思考成為現代性批判與人文科學現代建構的重要組成部分。
這一關於大學本性的現代性反思不斷強調的關鍵詞有：淵源於柏拉圖的“理念”(idea)及其近現代演化概念“理想”(idea)、“精神”(德文“geist")、“人文學科”與“人文精神”(人文主義)。圍繞這些關鍵詞產生了“大學”思想的一係列著作：英國紐曼(J．H．C。Newman)大主教《大學理念》(The ldea of University，1852)美國佛雷克斯納(A。Flexner)《大學》(Universities，1930)、德國雅斯貝斯(K．Jas-pers)《大學理念》(The ldea of the University，1946)、美國克爾(C．Kerr)《大學功能》(The Uses of the University，1963)、德國哈貝瑪斯(J．Habermas)《大學理念》(1986)、美國彼裏坎(J．Pelikan)《大學理念：一個回顧》(The ldea of the Uni-versitv：A Reeacamination，1992)……在中國，蔡元培在《中國現代大學觀念及教育趨向》(1925)、《大學教育》(1930)中所闡發的“大學理念”及其北京大學範型，即使曆經近一個世紀的滄桑巨變，依然在當代中國思想界的大學思考中享有經典原型地位。蔡元培依據柏林大學洪堡的人文精神而承接現代大學理念，但自1927年國民黨訓政化進入大學，三民主義被列為必修課，即標誌著現代大學在中國的夭折。進入1950年代不久，大學又納入蘇聯技術專業大學體製。因而，迄至1990年代，繼人文精神討論(1994)後，大學理念才作為一個啟蒙性課題提出。這在某種意義上是繼續蔡元培的話題與事業。而以解構主義名世的法國當代哲學家德裏達(J．Derrida)關於大學理念的執著思考(從1983年在美國的“大學在今天是否有‘存在之理’”專題講演，到2001年在中國複旦大學接受名譽博士學位時的講演“關於‘無條件’的大學”)則表明，大學理念已成為抗衡現代拜金主義與技術主義的重要基石，這是一個即使在後現代消解主義時代也無法消解的理念。
“理念”(idea)，這個希臘理性哲學所信仰堅執的真善美的故鄉觀念，在啟蒙之後已轉化為人文精神的“理想”觀念，關於大學的思考，為什麼總要與其相連，並透出一種神聖的信仰意味呢？
二
有必要從區別於曆史編纂學與實證社會學的人文信仰發生學角度重新審視大學的誕生。
大學12世紀初誕生於歐洲此指與近現代大學一脈相承的波隆那(Bologna)大學(公元1100年)、巴黎大學(公元1150年)、牛津大學(公元1168年)等。此前阿拉伯的赫克曼大學、儀勒姆大學以及拜占庭帝國的君士坦丁堡大學，乃至中國古代的大學(“辟雍”)等，則不屬此範圍。。與此相關的背景因素有以下幾項：
（一）十字軍運動與東西方文化交流
十字軍東征帶回的東方文化特別是阿拉伯文獻所保存的古希臘羅馬文化，不僅為後來的文藝複興提供了條件，而且推動與提高了專業學術(特別是亞裏士多德研究、羅馬法學、醫學)研究。這是中古神學轉變為近代學術與科學的一大契機。
（二）近代城市的形成
這裏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城市，如文化人類學研究所發現的，不能僅僅外在地歸因於人類直接覓食、藏身與工商貿易的聚合結果，同時還是起源於祭祀地點的固定化以及“精神世界”(innerness)保存寄托的需要。參閱［英]弗雷澤(J。G．Frazer)《金枝》(The Golden Bough)；［美］芒福德(L．Mumford)《城市發展史——起源、演變和前景》，倪文彥、宋峻嶺譯，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1989.城市特有的向心力，不隻是由於它意味著財富、生存機遇與享受，而且更深刻地是因其所象征與代表的文明、文化的精神中心。奧古斯丁《上帝之城》(Civitas Dei)對羅馬所代表的世俗城市的否棄，可視為對城市精神靈魂的極端強調。但即使上帝之城“不屬這世界”(《新約·約翰福音》18：36)，人類向上帝之城邁進之途，卻不僅處於曆史性時間中，也得落腳在空間中。
因此，一個在世間又超世間的精神(文化)空間不僅成為追尋意義的生命個體減除孤獨與撫慰的需要，而且成為人類提升世俗生存走向至善世界的共同體基礎。這一精神空間實體曾經是教會。但大學誕生之前的10世紀，基督教會已嚴重地蛻化為最有權勢的世俗團體。對於基督教及其教會而言，政教合一使其代表精神世界並引領世俗社會的能力受到嚴重傷害；對於世俗社會而言，王權及新興資產主義工商業卻不隻需要從一個世俗權勢化的政教合一信仰體壓迫中獲得掙脫解放(由此而指向後來的文藝複興世俗化)，而且也需要一種新的有意義的精神信仰空間(由此而指向後來的新教改革)。
近代城市在工場製作與商貿市場將人群聚集之後已經形成，但城市及其開始現代化的社會，需要為自己尋找一種適合於近現代專業技術與商貿社會的新的精神信仰空間，它同時也是以城市為中心的現代社會的靈魂。
（三）修道院與經院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