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節康德“理性”及現代失落
黑格爾認為區分知性與理性是康德的獨創參閱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第4卷，商務印書館1978年版，第275頁。。僅就名稱言，康德新創的是“知性”，但就實質言，知性與感性之相互依存地構成經驗，正同於前康德的感性與理性功能。因此，知性基本上相當於前康德的“理性”，但作了更精致的限定；作為無限性思維的理性，才是康德三分法中的創新。
但康德研究中最薄弱的部分恰是理性，而在德國古典哲學之後理性就失落了。在前康德二分法的意義下，感性與理性這對概念(外加“非理性”)已成為現代文化最重要的語言思維構架之一。從康德來看，這裏隻有感性與知性，卻缺失了理性。
本節擬通過回溯康德考察這一現狀。
一、理論理性
知性範疇形式加工感性材料內容以構成知識。康德在揭示了以科學為典範的知性認識的本質之後，突出強調了這種認識的有限性：知性隻能認識現象，不能認識物自身；如若僭越，必陷於獨斷論。因此，劃分現象本體，是正當運用知性的前提；而劃界的能力屬於理性：一種無限性思維的理性的出現才使知性有限而適得其所。這隻是一種消極的保證(防範)：理性並不能直接應用於經驗對象，“其功效不在發現真理，僅有防免謬誤之尋常勞績”參見康德《純粹理性批判》，商務印書館1960年版(下同)，第544頁。。
但“把純粹理智限製到經驗使用上去，這並不是理性本身固有的全部目的”參見康德《導論》，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下同)，第104頁。。一個限製知性的理性意味著一個不同於知性的理性：“規定即否定”。否定不僅指對知性的限定，更重要的，它意味著一個超出知性定在的無限性的存在。一個“無”成為否定之源。就本體論言，對超驗界的追求邏輯地先在於對經驗界的限製，前者才是理性特質所在。但這一特質在《純粹理性批判》中因其感性論起點而隱蔽了。這使從馬堡派到現代分析哲學得以將知性(先驗分析論)當作康德哲學重心，從而又激起了從海德格爾到薩特對先於“有”的“無”的本體地位的爭辯海德格爾認為：“作為知性活動的否定之所以可能，便以某種方式依賴於‘無’。從而知性本身便以某種方式依賴於‘無’”(《形而上學是什麼？》，載《西方現代資產階級哲學論著選輯》，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第346—347頁)。並參閱薩特《存在與虛無》第1卷第1章。。
理性對知性的限定成為否定性的肯定：它在指出知性受製於經驗條件的同時，把一個更開闊的境界作為“應當”追求的對象肯定下來了。這一肯定與對知性現狀的否定是二而一的：“當理性要求完結這種條件連鎖時，知性就被推出它的領域”《導論》，第111頁。凡該譯本譯作“理智”處我們均改譯為“知性”。。理性成為變革知性的致動因。理論理性非構成性地從兩方麵作用於知性：
(1)理性調節性地完善知性，使之在現有基礎上體係化。理性調節在此尚屬知性的手段，或者說，理性以亞裏士多德“後物理學”(“Metaphysics”)的身份麵對著一個既成的知識體。“屬於理性的性質的東西一定要和屬於知性的性質的東西一致起來，前者必須有助於使後者完滿起來，而不能反而幹擾後者……它所要求的隻是知性使用在經驗的總和裏的完整性”《導論》，第110頁。凡該譯本譯作“理智”處我們均改譯為“知性”。，“乃在製定及求成就此等知識之係統化”《純粹理性批判》第458頁。凡該譯本譯作“悟性”處我們均改譯為“知性”。。理論理性把知性“引導到全麵一致性、完整性和綜合統一性上去”④《導論》第137、141頁。凡該譯本譯作“自在之物本身”處我們均改譯為“物自身”。。但是，知性為什麼不懼獨斷論危險而越境“天然趨向”係統整體性，這種係統整體性於人類認識究竟意義何在？這卻是康德在第一批判中語焉未詳而在後兩部批判中才給予回答的。
(2)“但是看來我們的理性在它周圍看見了一個境界”，對於理論理性來說，這境界仍是認識論的，“用來認識物自身”④。理念成為超前於知性的目標，它已遠不止於調節知性使原有的知識係統整體化，而且誘導知性“使其規律接近於普遍性”參見《純粹理性批判》，第459頁。，進入二律背反的悖論努力中：永遠向前，永難抵達。但“通過連續的經驗和經驗通過理性的統一，我們對自然界的新性質、新力量和法則將不斷得到發現，這種前途也是無止境的”參見《導論》，第141—142頁。。新的發現，就是新的知性範疇和新的感性材料的新的構成。這正是人類知識發生學的關鍵之一：理性形而上學“擴大吾人之先天的知識”參見《純粹理性批判》，第38頁。，即更新、擴大先天綜合判斷，通過更新大前提而帶動了知性自身的更新發展。理性的否定在此結晶為知性的規定，斯賓諾莎的偉大原則“規定即否定”在此翻轉為“否定即規定”。從而哲學在此並非以“後物理學”而以“超物理學”(海德格爾所強調闡發的“Meta”)的身份走在科學前邊向知性立法。理性由規則性走向原理性。康德在此表明了一種與時下流行的哲學觀念迥然有別的哲學職能觀：哲學，即使處於認識論中，也不限於追隨科學之後“概括規律”，而是先於科學為知性規律提供前提。這種不同，爾後更鮮明地表現為黑格爾“黃昏時才起飛的密涅瓦的貓頭鷹”與馬克思“報曉的高盧雄雞”，即“解釋”與“改造”(《費爾巴哈論綱》)的不同，也表現為胡塞爾“先科學”(“前科學”)與尾隨自然科學的唯科學主義的對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