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行稅製的稅負是重還是輕？稅收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高了還是低了？在源起於上個世紀80年代的美國，迄今還在持續的國際減稅浪潮影響下，這兩個問題也在我國的經濟、財政、稅收界爭論不休，成為困擾決策層的哈姆萊特似的難題。
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決定的發布，使上述爭論塵埃落定。因為在全會《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若幹問題的決定》中明確了今後一段時期內稅製改革的原則，這就是“簡稅製、寬稅基、低稅率、嚴征管”。其中的“低稅率”可作多方麵的解讀，既是改革的原則，也是對現行稅製稅負偏高的一種默認，還是對將來稅製體係設計的一種指導思想。
稅率是稅收征收程度、調控尺度的核心，衡量稅收帶給納稅人負擔水平的標誌則是稅負，兩者互為表裏，不能割裂，談一個就必然牽扯到另一個。它們關乎納稅人的負擔，關乎經濟的發展，關乎社會的公平，關乎民眾的福祉，當然也關乎國家的長治久安。生物學家說，巴西的一隻蝴蝶扇動翅膀，可能會在美洲大陸掀起一場風暴，雖有其科學根據，但在普通民眾耳中，卻近乎危言聳聽。然而，稅率的任何風吹草動，都會影響到每個人的米袋子、錢袋子乃至心情的陰晴，卻是客觀事實。1994年分稅製改革，傳言消費稅稅率要調整，就引起了民眾一股搶購風潮，這隻是近例，遠的就不說了。從古至今，關於稅率、稅負高低的爭論、研究從來就沒有停止，一直是熱門話題。
自有稅收以來，中國和西方幾乎不約而同地選擇了什一之稅（即稅率為收獲物的十分之一）。孟子說：“夏後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其實皆什一也”句，就是說稅率皆為十分之一。基督教利用《聖經》中有所謂農牧產品十分之一“屬於上帝”的說法，向教民征收名為“什一稅”的宗教捐稅。公元779年查理大帝規定繳納什一稅是每個法蘭克福居民的義務。10世紀中葉，西歐各國相繼仿行，分作大什一稅（糧食）、小什一稅（蔬菜、水果）、血什一稅（牲畜）等。明代擔任過翰林院學士的邱濬在給皇帝的奏疏《總論理財之道》中說：“什一者，天下之中正言，誠萬世取民之定製。”什一之稅幾乎成為定製。但是也有不同意見，明初學者葉適認為稅率還應該再低，他說：“況合天下以奉一君，地大稅廣，上無前代封建之煩，下無近世養兵之眾，則雖二十而一，可也，三十而一，可也。”葉適此說是有所本的，漢初文帝、景帝為使百姓從秦末的暴政後休養生息，就先後實行過十五稅一乃至三十稅一的超低稅率，因而才有了被後世稱為“文景之治”的中國曆史上的第一個所謂盛世。
然而，讀者不一定會認可封建專製社會“什一之稅”為基本稅率的說法，因為這與他們在教科書、文學作品中看到的“苛政猛於虎”的記載大相徑庭。的確，無論中外，在古代社會都存在著苛捐雜稅，但需要分清的是，這些雜稅大都是正稅之外的額外攤派，其主體是各個地方封建主或地方官吏，並不是製度內的稅收，也大多沒有納入國庫，基本都被用於地方的支出乃至官員個人貪汙中飽。問題在於朝廷中樞對此或睜眼閉眼，或管而不住，不客氣地說，這就是既要當婊子又想立牌坊了。
設計稅率時對其或高或低的考慮主要是政府管理的需要，其次是宏觀經濟調控的需要。近代西方主要國家的稅率、稅負經曆了由低到高，再由高到低的過程。資本主義社會初期，各國對政府職能的定位主要是“守夜人”的角色，各項事業能由社會或私人負責的就由他們負責，政府無為而治，因此稅率較低，相應納稅人稅負也低。20世紀初，美國聯邦政府和州與地方政府的收入加在一起占GDP的比重才7%。1929年在席卷歐洲和美國的經濟危機時期，美國總統羅斯福接受了凱恩斯理論，推行政府幹預經濟的積極財政政策，加之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需要，實行了增稅和提高稅率的政策，使美國走出了經濟危機，並成就了其世界經濟霸主的地位。戰後，歐洲特別是北歐國家，社會民主黨相繼執政，實行全民社會保障政策，建立了“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社會”。但是社會保障的錢不會從天上掉下來，隻能“羊毛出在羊身上”，北歐各國的稅收負擔也是世界上最重的，其中以瑞典為最，稅收總負擔率一般為50%，邊際稅率達到80%以上。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後，主要西方國家的經濟普遍陷入“滯脹”狀態，失業率上升，私人資本投資的比例不斷下降，通貨膨脹日益加劇，納稅人的稅負增長快於實際所得的增長，人民生活水平下降。1981年羅納德·裏根出任新一屆美國總統，他接受供應學派經濟學家的主張，先後在1981年和1986年實行了以簡化稅製和降低邊際稅率為主要內容的兩次稅製改革。1981年把個人所得稅的邊際稅率降低了25%，由原來的最低稅率14%和最高70%，分別降為11%和50%的14級超額累進稅率；資本所得稅的稅率由28%降為20%。1986年稅改的主要內容是進一步降低和簡化個人所得稅，把最低稅率為11%和最高50%的14級超額累進稅率改為15%、25%、34%的三檔稅率；降低和簡化公司所得稅，由最高稅率為46%，最低15%的5級超額累進稅率，逐步改為15%、18%、25%、34%的4級超額累進稅率；資本利得稅由20%降為17%，等等。稅改的成效明顯，美國的經濟增長率大幅度提高，企業投資額大大增加，通貨膨脹率和失業率奇跡般下降。裏根卸任後，布什繼任，因為海灣戰爭等原因，曾經增稅，經濟一度下滑，這使他贏得了戰爭，卻丟了總統。克林頓執政後，繼續推行裏根的輕稅政策，大力發展科技產業、調整產業結構，把裏根奠定的基礎催化成為上世紀90年代經濟強勁發展的局麵，消滅了多年來困擾美國的巨額財政赤字，實現了財政盈餘。當代美國的經濟學家大都認同裏根的稅製改革和他當時實行的各項財經政策。有經濟學家和曆史學家更明確提出美國“今天的和平與繁榮時代的建築師是羅納德·裏根”，“克林頓並不是繁榮的創造者”。
裏根稅製改革的著眼點是振興國內經濟，但由於美國在世界經濟中的領頭羊位置，美國的經濟政策不可能不影響到世界經濟的競爭，事實上也的確如此，美國稅改實際上是把國內稅收政策作為提高美國經濟的競爭力手段使用的，因此取得了“我們的出口額超過以往，美國產品更具競爭力”的效果。在美國稅改的影響和刺激下，世界上許多國家，特別是經濟大國，都紛紛實施減稅政策。加拿大在1999年10月，宣布了該國曆史上最大的減稅計劃；德國自1998年起，實施三年減稅方案；法國自2000年起，實施三年減稅1200億法郎的一攬子計劃；美國小布什總統上任伊始，就提出了10年減稅1.63萬億美元的計劃。就連瑞典也早在1988年實行了稅改，企業所得稅的最高稅率從58%降為30%。
2004年的中國早已不同於上個世紀80年代的中國，可以獨善其身，中國加入WTO即意味著中國經濟已納入了世界經濟的軌道，如今中國產品的對外貿易依存度已達50%。中國的關稅已經從1992年的43.2%降到了2003年的11%，而且還要繼續降低。外國產品和外資正在大量進入國內市場，國內企業和產品正在甚至已經失去了一重保護，在這種咄咄逼人的形勢下，如果中國再不順應世界範圍的減稅潮流，高稅負將使國內企業和產品進一步失去競爭力，前景不能不令人擔憂。
其實，稅率（負）的或高或低是好是壞，不能一概而論，有許多因素影響對其的價值判斷。首先要看政府的執政理念是重視效率還是注重公平。效率是指社會能從其稀缺資源中得到最多東西的特性；公平是指將這些資源的成果公平地分配給社會成員。換句話說，效率是指經濟蛋糕大小，而平等是指如何分割這塊蛋糕。在政府設計政策時，這兩個目標往往是不一致的。如注重前者，則稅率低了好，因為留給個人和企業的資金多，自然工作和投資的積極性高；如是後者，那麼稅率應該有高有低，對富人高稅，對窮人低稅。其次是民眾及政府追求社會福利高還是低，如是前者，自然稅率必須高，因為“世界上沒有免費的午餐”；如是後者，自然稅率低了好，它可以把錢更多地留給個人，讓他們自由選擇喜歡的生活方式。三是政府的職能是大還是小（無限政府或有限政府），如是前者，當然稅率要高，因為不如此就無法滿足政府履行職責的需要；如是後者自然稅率可以降低，因為政府的支出有限，可以量入為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