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拿取消遺產稅說話。遺產稅在美國已有百多年曆史。按說這是個劫富濟貧的良稅，但布什政府卻認為21世紀的美國，富人財富占有相對額和貧富差距已大不如上個世紀，遺產稅的正麵作用在不斷縮小，而負麵作用卻不斷上升，因此有必要逐步取消遺產稅。對此計劃，民主黨的反對在意料之中，他們的反對可以用本文開頭提到的2005年流行詞“（利於）帕麗絲·希爾頓的減稅”概括。帕麗絲·希爾頓是美國希爾頓酒店集團創始人康拉德·希爾頓的曾孫女，有著30億身家的繼承人，給這樣的富豪減稅，豈不是荒謬之極，難怪它成為民主黨反對廢除遺產稅的最有力的論據。然而，那些按照常理應該拍手相慶的富翁們，對廢除遺產稅卻沒有喜形於色；相反，以傳奇投資家巴菲特、金融大鱷索羅斯、金融巨頭洛克菲勒以及世界首富比爾·蓋茨的父親老威廉為首的120名富翁聯名在《紐約時報》刊登廣告，呼籲政府不要取消遺產稅，他們在呼籲中寫道：取消遺產稅將使美國百萬富翁、億萬富翁的孩子不勞而獲，使富人永遠富有，窮人永遠貧窮，這將傷害窮人家庭，雲雲。當然，這隻是台麵上的理由，私下裏他們還有一種說法，取消遺產稅將會“降低富人慈善捐款的積極性”（在美國，慈善捐款可以大幅度抵減個人所得稅，也可以抵減遺產稅）。我相信，這兩條理由都是富翁們的真實意思表達。對於他們來說，經濟上此生已經非常成功，他們考慮得更多的是生前身後名，也就是他們開始更多地追求道德的、社會的、曆史的評價。中國的富翁還很少，絕大部分民眾剛剛過上溫飽或小康日子，經濟利益還放在首位，因此，還不能站在富翁的立場上考慮問題，但這也說明，對於減稅的評價，因人、因環境而異，並不是所有人都是聞減稅則喜的。
但就一般來說，在中國的現階段，普通老百姓還是聞減稅則喜的。對於取消延續了2000多年的農業稅、牧業稅以及農業特產稅，相信百分之百的農民是喜出望外的，而且城市的工薪階層也會為農民高興，因為中國的農民數千年來如牛負重，為國家作出了巨大貢獻，早該為他們減輕負擔了。然而對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費用減除標準）決定的滿意度，據搜狐財經網調查，隻有19.08%的人滿意，原因是被調查人認為個稅調整在解決稅收公平和調整貧富差距方麵收效不大。這說明公眾對減稅的評價標準並不僅僅是個人受益多少，還將稅收整體的公平度作為評價標準。也許決策者對此反映在意料之中，也許有些失望，但不管怎樣，證明了民眾對減稅的評價已經愈加理性。
對於接受民眾授權分配使用稅款的各級政府官員來說，他們對減稅的決策也許一言難盡。一方麵他們比大多數民眾更了解當代世界減稅的趨勢，了解民眾對過高稅負的不滿，也更清楚“欲取先予”的經濟原理；但另一方麵，他們又肩負著為民眾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務的重任，要履行職責，“巧婦難為無米之炊”，他們有一種擴大稅收收入的本能。在中國公共物品和服務欠賬很多的情況下，要他們主動提出減稅，的確是一種兩難選擇。在這方麵，地方政府官員比之中央政府官員也許心情更為複雜，因為地方政府沒有稅收立法權，他們在擴大稅源方麵的騰挪空間有限，而中央政府的某些減稅決定，卻有著“越俎代庖”的意味，即減免的是屬於地方收入的地方稅，比如農業稅係列、個人所得稅等，雖然在作出減稅決定之前，中央也與地方商定，作出轉移支付的補償，可是這種補償並不是每個地方都能得到，也不一定是足夠的補償，常常還要地方政府也拿出一部分配套，如此下來，地方政府層次越低可能利益受損越大。即便答應轉移支付，但遲遲不能到位，也是對地方政府的損害。事權未變，財源卻在減少，你想這些官員對減稅的評價怎能不複雜呢？！說到這兒，不能不指出，一些地方政府為彌補減稅造成的缺口，常常以各種名目出台一些收費項目，這正是減稅未能平衡中央與地方的利益關係，地方不得已補救的下策。這也是一些農民在農業稅減免後抱怨生產資料亂漲價、亂收費抵消了減稅好處的深層原因。
如前所說，減稅很難達到“帕累托最優”，即便在理論上論證將來有可能，但眼前卻肯定會使一些人（地區）利益受損，盡管這部分人（地區）不是那麼確定，因為由於減稅導致的公共物品和服務的供應縮小，其潛在的受益者尚未列入預算就犧牲在繈褓之中了。但我們仍然可以根據一般情況推導出可能的利益受損者。我們知道，財政部門有句口頭禪，叫一保吃飯，二保建設，表現在預算上大體可以分為兩部分，一是剛性部分，如國家機關、軍隊、司法部門的運轉經費和用於救助天災人禍等突發情況的資金。這是必須保證的，否則就會影響到國家安全和社會運轉。二是軟性部分，如用於教育、醫療、科研、環保、交通以及救助弱勢地區、群體的轉移支付資金等，這些資金少投點，雖然民眾生活和福利會受到影響，但不會造成大的社會波動。因此，財政資金緊張時，最先被削減的預算肯定是後一部分，以中國而言，當前和今後最需要公共物品和服務的是什麼人呢？毫無疑問是貧困地區、弱勢群體。所以減稅的直接利益受損者當是上述這些地區和群體。可能有人會說，中國的減稅是在總體財政收入年年高速增長的背景下的減稅，因此不會影響公共物品和服務的供給。但是我要說，雖然中國的財政總量在改革開放尤其是分稅製12年來增幅很大，但是比起公共物品的需求來說，供給還是不能滿足需求，這也正是中國財政在連年高速增長的情況下，預算連續十多年仍然還有數千億元赤字的原因。也就是說中國公共物品和服務由於曆史欠賬過大，始終存在巨大缺口，即便稅收收入超高速增長，也無法在短時間彌補缺口，在增稅存在很多限製的情況下，政府隻能靠借債來保持預算平衡或者說靠花將來的錢來紓眼前之困。對此，減稅的利益受損群體或者由於種種原因不清楚，或者由於缺少代言人無法來表達他們的意見。與此形成對照的是，美國的納稅人就比較清楚減稅造成的連鎖反應。當小布什總統提出他龐大的減稅計劃時，代表美國中下層民眾利益的民主黨就極力反對，最後迫使共和黨政府將原來1.6萬億美元的龐大減稅計劃削減了2500億。
除上述以外，還存在著對政府減免稅決定是否公平的評價問題，如近幾屆奧運會後，政府對奧運獎牌獲得者所獲獎金免稅的決定，就招致了很多的社會批評，認為沒有體現稅法麵前人人平等的原則，而且會導致“馬太效應”，即富人越富，窮人越窮等等。
二、如何理性評價增稅
增稅的目的一是擴大稅源，以滿足民眾對公共物品和服務的需求或者彌補預算缺口；二是通過調整稅負達到某種政治、經濟、社會意義上的公平；三是將增稅作為手段，調節、限製某些行業的發展或對資源、環境的破壞進行補償。增稅的形式既有開征新稅，也有提高某些稅種、稅目的稅率，或降低某些產品的退稅率。還有，將某些稅種的征收範圍延伸到生產經營的某個環節等。同減稅一樣，增稅涉及的稅種也有中央稅、地方稅和中央地方共享稅之分。如近年新開征的車輛購置稅屬於中央稅；近年增稅涉及較多的稅種如資源稅、營業稅屬於地方稅；而出口退稅下調稅率涉及的增值稅、消費稅屬於共享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