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務在理論上是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的，也就是國民人人都有權享受，都能夠享受，但這是就宏觀而言。具體說來，並不是絕對平均的。以公共物品而言，由於存在地域差別和貧富差別，因而在公共物品的投放上就存在先後和多少的差別，相應的，不同地區的納稅人在享受公共物品上就存在先後和多少的差別。例如公路建設就存在先國道、後省道、再地方道路建設的先後次序。再如，在大江大河治理和扶貧救災方麵，也存在著輕重緩急的次序，不可能“遍地撒胡椒麵”。又如，在義務教育方麵，由於財政分灶吃飯的體製原因，財力雄厚的省市，特別是大中城市，就享受得早一些、全麵一些；反之，就晚一些、不足一些。等等。
人的不同經濟狀況和偏好構成了不同的需求，這不僅體現在對私人物品和服務的選擇方麵，也體現在對公共物品和服務的選擇特別是感受和評價方麵。而這，恰恰是不同納稅人對納稅回報容易產生不滿的一個重要原因。
按照經濟學的邊際效應理論，窮人對公共物品的需求更殷，對公共服務的需求相對較低；而富人則對公共服務的需求更為全麵、迫切，對公共物品的需求相比服務來說則等而次之。道理很簡單，對一個饑渴的人來說，現實的一個麵包其價值遠大於未來安寧生活的許諾；而對一個酒足飯飽的人來說，再多的麵包也無吸引力，他更關心的是自己的財產能否不被外人覬覦，安逸的生活能否得到切實的保障。由此也產生了對公共物品和服務質與量的不同評價與需求。政府在麵對批評的時候，一定要確切地調查清楚，這些需求與批評來自什麼樣的群體，方才可能有針對性地改進。
沿著這一邏輯，我們可以推導出富裕地區與貧困地區對公共物品與服務的不同需求與評價。就無須展開論述了。
有一個問題是政府與納稅人都無法回避的，這就是福利與自由的矛盾。
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和經濟全球化的到來，人們的公共空間和交往日益擴大，因而對公共物品和服務的需求也相應擴大。然而公共物品和服務的供應是有代價的，這就是稅收負擔也將相應增加。就全球範圍來看，北歐四國的公共福利是最好的，但是國民的稅負也是最高的，其中瑞典人均稅負達到了48%。稅收負擔的增加意味著個人掌握的資金的減少，亦即自由選擇的空間縮小。這是納稅人不得不麵對的問題，更是不得不作出取舍的問題。許多納稅人往往抱怨納稅回報不夠充分，但當麵對稅收時，他又抱怨稅收太重。對前一個批評他沒有意識到，稅負較輕是其果；對後一個批評，他沒有意識到，福利廣泛是其因。當然，這都是就宏觀而言。
就中國的現實而言，目前的情況是國民對公共物品和服務的需求遠遠沒有得到滿足，這是矛盾的主要方麵。就納稅回報而言，同樣存在著上述問題，其原因一方麵是由於我國的稅負較輕（嚴格按稅收負擔統計，不包括稅外收費）；另一方麵也存在稅收分配不當、使用不當、效益不彰的問題。也就是政府在職能上存在所謂越位、失位和缺位的現象。這是體製轉換不徹底的表現。
市場經濟的基本原則是等價交換，納稅回報是對政府與納稅人經濟交換的形象描述。隻是因為它是一種特殊的交換，因而需要多費一些口舌；更因為在交換雙方中政府處於強勢，納稅人處於弱勢，信息不對稱，更需要政府一方以“公仆”的身份、謙卑的態度向納稅人講清其中的曲折、隱情和定期公布明晰的賬目。
在納稅人一方，一方麵要理直氣壯地主張自己的權利：納稅回報。另一方麵要通過廣泛的政治參與，來監督政府的運作；同時也要理解、體諒政府工作的難處，給其以時間、空間來兌現其為國民服務的承諾，來施展其公共服務的抱負與才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