倏忽之間，我與稅相伴已30多年了，這麼多年我以它謀生，亦為它服務，朝夕相處之間，自以為對它已經有相當的了解。
對於它的屬性，各種教科書都說是“取之於民，用之於民”，我看到的一些典籍也支持這種說法，如王安石說：“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再如邱濬說：“人君為治，莫要於治國用，而國之所以為國用者財也。財生於天，產於地，成於人，所以治其用者君也。君製其用，雖以為國，實以為民。”國外的學者也這樣認識，如英國的霍布斯說：“人民為公共事業交稅，無非是為了換取和平而付出的代價。因為國家取代人民進行防衛，在一旦爆發戰爭時，人民仍可正常地從事勞作和生活。”法國的薩依說：“所謂賦稅，是指一部分國民產品從個人之手轉到政府之手，以支付公共費用和公共消費。”……
這些界定，我認為是最接近稅收本質特點的，比起那些將稅收當做對神的奉獻或“皇糧”的說法，它是最能被廣大納稅人接受的，也是最接近近代以來民主國家財政分配現實的。因為稅收雖然是個人財產的一部分，但它被征收之後，並沒有成為政府的私產，而是又被用於納稅人的公共需要，這使納稅人感到稅收不是剝奪，而是一種交換，盡管這種交換可能沒有選擇，亦不完全對稱，但大體上是符合人的本性和利益的。
因此，稅收的本質或者說基本屬性可以概括為納稅人和政府的利益交換。如果更學究一點，也可以這樣表述，稅收是納稅人依照法律規定，支付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與服務的對價。
可是，對稅的認識越深，我就越感到這種界定在某些地方有些欠缺，並不能完全概括稅的特征。因為我感到在稅的體內湧動著一股熱流，並不單純是“一手交錢，一手交貨”的冷冰冰的交換。謂予不信，我有以下事實證明。
從稅收的分配來看，很明顯，財政（稅收的使用）分配與個體納稅人所繳納的稅款並不成正比，它比較多地向弱勢人群傾斜。以美國為例，2001年美國聯邦政府總收入為19910億美元，總支出為18640億美元，收支相抵有預算盈餘1270億美元。這一年美國人口為2.85億，平均每人向聯邦政府納稅6986美元，人均得到聯邦政府的支出6540美元。聯邦政府當年支出的最大項目是直接用於老年人的社會保障，占23%，而且比重還在逐年提高（當然，這與老年人在工作之初就繳納社會保障稅，退休以後開始享受社會保障有較大關係）。另幾項較大支出也都是用於窮人、老年人的生活保障和醫療援助，這幾項合計占35%，加上社會保障支出，聯邦政府用於老年人和貧困家庭的支出達到58%。同時，在州和地方政府的支出中也有16%的公共福利支出，主要用於對窮人的幫助。因為這部分支出可能有一些來自聯邦政府“收入保障”的轉移支付，為避免重複，兩項不再加總。但僅就上述，我們也可以看出美國政府支出的一個重要的、突出的特點，這就是關心照顧弱勢群體。對此，美國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米爾頓·弗裏德曼將其視為政府的當然職責之一：保證國家安全，維護司法公正，彌補市場失靈，保護和幫助貧困人員。其實，保護和幫助弱者是所有政府的職責之一，隻不過沒有像弗裏德曼說得那麼具體而已。溫家寶總理也將“社會服務”列為與經濟調節、市場監管、公共管理並列的政府四項職責之一。“社會服務”就包含著為弱勢人群和後發地區提供保護和幫助的內容。我國的民政部和各級民政局就是專司這一職責的政府機構。2006年，在中央財政支出中，就業和社會保障支出占總支出的10.79%，由於“三農”在中國現階段還是弱勢產業和弱勢群體，因此我也把中央和地方的“三農”支出羅列於此，這一年“三農”支出總額為11615.6億元，占總支出的28.89%。考慮到中國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僅“三農”和“就業與社會保障”支出就占總支出的39.68%，應該說比重是很大的。
即便在中國典籍中，也不乏財政支出用於幫助弱勢人群的記載。《尚書·康誥》“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周禮注疏》“凡養老，有虞氏（虞舜）以燕禮，夏後氏（夏朝）以餉禮，殷人以食禮，周人修而兼用之。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老而無妻者謂之鰥，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餼（經常性的食物供給）。”對於殘疾人“喑、聾、跛、斷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無怪乎孔子念念不忘“克己複禮”，其政治思想的核心“仁政”其來有自。在儒家思想占據中國古代社會意識形態主流的情況下，“節用而愛人”對弱勢群體的關注幫助始終是統治者必須直麵的問題，並不是一句虛與委蛇就可以概括的，還是可以找出許多製度性例證的。
再從稅收的征收看，量能而不是普遍征收是一個基本原則。稅收的征收方式有兩種，一種是普遍性征收，另一種是選擇性征收。前者以中國為例主要是增值稅、營業稅，國外則是銷售稅。以公平衡之，增值稅、營業稅等流轉稅（間接稅）存在著表麵公平但實質不公平的問題。舉例可以說明，對於月收入100元的窮人來說，納10元的銷售稅，其稅負是10%；但對月收入1000元的納稅人來說，納同樣的稅，其稅負隻有1%。所以學者們認為流轉稅具有不能體現量能負擔的累退性。但流轉稅有著稅基大、征收簡便的優點，短時間內其作用還很難被取代，在這種情況下，許多國家的政府采取了財政補貼的方法，如給種糧農民以直補，給貧民發食品券，給一些農用車輛發放燃油補貼以及健全最低生活保障等方法，以達到堤內損失堤外補的目的。
至於選擇性征收的稅種，則充分體現了量能負擔的原則，即隻對有較高收入、較多利潤、較多財產以及非生活必需品的特殊消費予以征收。即便是這樣，仍在個人所得稅的征收上設計了起征點以及累進稅率，以體現量能征稅、區別對待的原則。準確地說，稅收的基本屬性應該是“取之於有能，用之於急需”。
我們還可以從一些稅種的設計上去看。眾所周知，稅收的主要職能是收入，再就是通過稅種、稅率以及減免稅調控經濟，調節收入，但可能很多人不知道，當今世界上還有許多稅種純粹就是為了調節財富占有，通過削富濟貧的方式以幫助弱勢人群的。比如，我國在隋代就由官方開征義倉稅，專門用於濟貧、賑災；現行對利息征收的個人所得稅，政府在開征之時就明確說明用於扶助貧困人群。英國亦在1572年開征了濟貧稅，隨後的1601年，伊麗莎白女王還頒布了《濟貧法》，明確了濟貧是國家的責任，當然濟貧的資金隻能來自稅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