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彩票的性質，學界認識不一，有說是商品的，也有說是金融產品的。筆者較為認同後一種性質。彩票應是一種特殊的金融工具，但它不反映債權、股權關係或委托投資關係，隻反映購買人和發行人間潛在的可能的獎金分配關係，它的回報是建立在概率關係上，而不是經濟效益上的。政府發行彩票沒有支付債息、股息的壓力，基本是無償的。
說到彩票，任何人都無法回避它的博彩性質，否則你就無法解釋，同是“納稅”，對法定的稅收，為什麼相當多的人感到的是“稅痛”，而對彩票則是“微笑納稅”。而且，你更無法解釋，為了讓人們自覺自願納稅，國家不僅持續不斷為國民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務，而且還要因此支付巨大的行政和人力成本；但出售彩票，國家卻可以做到無本生利或一本萬利。
彩票，實際上迎合了人的潛在的投機心理，通過國家有組織有管理的形式，為社會性的投機心理提供了一個釋放宣泄的渠道。
人性是複雜的，古今中外關於人性是善是惡的討論從未停止。到當代，普遍的共識是人性是自利的，盡管曾有“孔融讓梨”的例子，但那隻是孤例、個別，人們在生活中更多地看到的則是“爭梨”。同時，地球資源稀缺的事實也支持和加深了對於人的自利本性的認識。
自利並不是洪水猛獸，正當的自利在同是自利的人們之間的博弈中會達到妥協、平衡和規範。亞當·斯密對此有著精辟的論述：“人性——表麵看起來是自私的，各顧各的，——他們被一隻無形的手牽著去實現一種他們根本無意要實現的目的，……他們促進社會的利益，其效果往往比他們真正想要實現的還要好。”（《國富論》四編第二章）市場經濟的成功就是政府對人性的因勢利導，而計劃經濟的失敗，則是因為其對人性的圍追堵截。
出於自利的本性，人們較為普遍地存在著僥幸致富也就是投入最小獲利最大的心理，這種心理隻要不在行動上觸犯法律或妨礙他人的自由，就不必在意。相反，政府還應利用人們的這種心理，設置相應的平台，提供一些以小搏大的玩法使這類人群有一個宣泄的渠道。經濟學家認為，彩票對於個人的風險非常小，收益卻非常大，投入幾十元玩玩，不中獎也無多大影響。像這樣把風險分散給很多人，個別人又可能獲大利的經濟活動，其利遠遠大於弊。這樣，政府在疏導的同時，又掌握了主動權，將其控製在社會可以忍受和承受的範圍，如不這樣，隻是一味的限製、嚴禁，則有可能使這類人群轉入地下賭博或境外賭博，不僅使資金流失，而且加大社會管製成本。據北京大學公益彩票事業研究所提供的數據，中國每年由於賭博而流到境外的賭資相當於我國福彩體彩發行總額的15倍，也幾乎等於2004年中國旅遊業的總收入6000億元。可見，這個陣地如果國家不占領，私彩和境外賭場就會占領。
可能就是出於這樣的考量，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和地區都發行彩票。我國自1987年起開始發行福利彩票，1994年起發行體育彩票，由小到大，發展迅速。據統計，福利彩票到2005年累計發行1410多億元，共籌集公益金543.12億元；平均每年籌集30.17億元。而體育彩票到2005年累計發行1217.89億元，共籌集公益金超過400億元，其中上繳中央財政123億元，留各地的為277億元；這筆資金一半用於發展體育事業，一半用於其他社會事業，平均每年籌集36.36億元。如將曆年發行福彩和體彩產生的稅收統計在內，公益金的總額還將增加10%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