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也認為：“借債使政府可以抵補額外的開支，而納稅人又不會立即感到負擔，但借債最終還是要求提高稅收。”（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所以，他把公債稱做“稅收的預征”。
李嘉圖的定理是針對18世紀末19世紀初歐洲各國公債使用情況作出的，是對現實的概括，但是時移世易，各國對公債的使用方向有了很大的變化，因此這一定理並不一定適合於20世紀迄今的各國現實。
公債獲得肯定並迅速成為政府得心應手的財政工具是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西方經濟危機發生之後。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認為危機的根源是社會有效需求不足，依靠自由放任的市場機製是無法解決這一問題的。這個時候，政府應該站出來，為擴大需求助一臂之力。他開出的藥方在擴大消費方麵是采用累進所得稅的方法，削富濟貧，增加窮人的收入；在投資方麵，則是政府實行赤字預算與適度的通貨膨脹政策，通過政府采購與政府投資，來拉動全社會的投資。並且他認為刺激投資與刺激消費相比，對擴大需求來說，前者更重要。因為投資具有連鎖的“乘數效應”，一個行業的發展會拉動多個行業的發展，從而擴大總需求。
凱恩斯的主張與美國總統羅斯福的政見不謀而合。羅斯福將赤字財政與通貨膨脹的關係說得更明白：“既然難為無米之炊，為了拯救銀行和保險公司、抵押公司以及鐵路，為了照顧成百萬瀕於饑餓邊緣的人民，在今後幾年內，政府將不得不大量借債；政府可以靠投資保持償付能力，如果公債比國民總產值增加得慢，就不會出現崩潰；如果提高購買力，物價就會上升，銷售的商品也更多，工資必須隨物價上升而提高，但這並不意味著不健康的通貨膨脹和物價飛漲。”羅斯福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實行了政府主導的積極財政政策。通過實行赤字財政和大量發行公債，推行了以改革、複興和救濟為核心內容的新政。他撥款33億美元成立了公共工程署，興辦公共工程。以擴大政府開支來彌補私人投資下降出現的空白。1933年至1937年間政府撥款120億美元進行水利建設、造林、修路等公共工程，其中包括龐大的田納西水利工程，並采用以工代賑計劃，鼓勵失業人員參與，吸收了幾百萬失業大軍。在短期內全國新增加了10%的公路、31%的醫院和65%的學校。羅斯福新政實際上是凱恩斯主義的一次大規模的實驗，就是通過國家幹預經濟生活的方法來調節經濟，克服危機。到1936年，美國經濟已接近於1929年危機前的水平，失業人數減少了一半，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國民經濟得到恢複。
二戰結束後，美國政府繼續實行凱恩斯主義。有“美國凱恩斯”之稱的經濟學家阿爾文·漢森指出，戰後美國的頭等大敵是失業。他提出的對策主要就是租稅政策，具體包括舉債、調整所得稅等。漢森認為，在公共支出日益增加的今天，租稅政策對穩定經濟，保證充分就業舉足輕重。過去人們一直以為，舉債就是把錢從公眾的腰包轉移到政府的口袋，政府的錢袋鼓起來了，公眾的囊中卻變得羞澀了。但事實並非如此，隻要運用得當，公眾手中反而可能更寬裕。有節製的舉債，較之苛稅籌集資金，效果不可同日而語。重稅既讓民眾心生怨恨，又令投資消費銳減。如果政府用舉債取而代之，並形成習慣，需要自然上得來。
自此，自覺地、經常地利用公債而不是將之作為臨時性的應急措施，成為二戰後美國曆屆政府的宏觀調控措施。當經濟過熱時，就會采取抽緊銀根的貨幣政策；當經濟增長緩慢時，財稅擴張政策就會被采用，通過財政赤字預算增加政府支出，以刺激經濟增長，擴大需求。這既是宏觀經濟理論的突破，更是政府職能因應社會經濟形勢變化不斷擴大的必然。盡管在公債理論及其效應方麵的爭論一直不絕於耳，但美國政府的赤字財政始終存在，成為戰後世界上最大的債務國。冷戰結束後，克林頓政府一度實現了財政盈餘，2001年小布什上台時克林頓留下的財政盈餘達到1280億美元，但小布什通過減稅和兩場反恐戰爭立馬又使財政出現了赤字，2005年美國的財政赤字達到了創紀錄的3190億美元。
應該看到，通過實行赤字財政，發行公債，擴大公共開支，以達到應付通脹、解決失業等問題的目標，是西方國家的普遍現象。以日本為例，1973—1975年的經濟危機出現後，日本政府為了刺激經濟增長，采取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擴張性措施。主要是大量增加公共事業的投資，以期引起更大的乘數效應，結果促使1975年、1976年兩年工業增長了10.8%。1978年，日本政府編製了一個“異乎尋常”的大預算，公共事業投資預算一下子增長了34.5%，使日本的經濟增長率在以後的10年中，名列主要發達國家的前茅。
中國最早的公債發行出現在清末的1894年，自此之後就一直沒有停止過。新中國成立後，政府也一直利用公債籌集建設資金，但相對來說規模不算太大。改革開放後，特別是199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預算法》實施以後，規定中央財政不得向銀行透支，財政赤字隻能通過發行公債來彌補，公債發行規模由此激增。1994年公債發行規模率先突破千億元大關，大約是上年的一倍半，到1997年達到2458億元。這一時期的公債發行總量為9977.72億元，約為前15年公債發行額的3倍。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公債的發行規模幾乎是幾何級數增長，遠高於同期財政收入和GDP的年均增長速度。1998年以後，我國出現了新中國成立以來僅見的通貨緊縮，為了推動內需，政府采取了擴大國債發行，增加財政投資的積極財政政策（在其中不難看到凱恩斯主義的影子），導致國債發行額連創新高，至2005年餘額已達到32933億元。
二、公債與稅收的互補關係
亞當·斯密在他的那本古典經濟學的開山之作《國富論》中將一國的“一般收入或公共收入的來源”歸納為三個部分：一是“屬於君主或國家的資源或收入來源”，這主要包括君主個人的財產收入和國家資源，如土地、礦產的收入；二是賦稅；三是公債。但公債是一種不同於前兩項的特殊收入，所以斯密對其在歸類上顯得有些猶豫，從大類上他將公債歸於國家收入，但在小類上，他又將其與前兩項作了區隔，另辟一章論述。
《國富論》寫就距今已200多年了，世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一國的公共收入來源仍然不外乎這三個方麵，變化隻在細微之處。如仍實行君主製的國家日益減少，而且即便實行君主製的國家，屬於君主的財產也大大減少，其對國家財政收入的貢獻早已微不足道。而屬於國家所有的資源收入或一些社會主義國家國有企業的收入則成為一種重要的來源。同時，公債作為臨時性的、應急性的收入也已變為經常性的收入，也就是說它從財政為彌補預算赤字臨時性的融資手段變成了財政收入的有機構成部分。
稅收自從有了公債這個兄弟，從此不再孤單，而且也不必再把所有的重擔自己扛。斯密將國家的支出界定為三個方麵：一是國防；二是行政和司法裁判；三是公共工程和維持這些工程的費用。此外，他認為基礎教育也是國家的責任。前兩項支出和基礎教育屬於經常性的支出、非生產性支出，必須由稅收支出。但公共工程建設和維持的支出，斯密則主張不必完全由國家承擔，而應盡可能按照受益原則，由受益人負擔，因為這既公平，也可以使國家的負擔降到最低。他舉例說，公共河道就可以收費，管理者的工資和日常維修費都可以從中開支。這就為公債日後出現的使用方向變化埋下了伏筆。
在國家三項主要支出中，前兩項支出是必保的，不如此，國將不國，表現在財政理論上就是以支定收；而後一項支出則應該量力而行，反映在財政理論上就是以收定支，也就是有多少錢辦多少事。錢多了多辦，少了少辦。但這項開支隻能依靠日積月累才能形成足夠的資金。固然，政府也可以通過增加稅收為公共建設籌資，但這樣做會加重民眾負擔，有可能招致民眾反抗；另一方麵，具體到英國，早在13世紀，貴族通過與國王的博弈，雙方簽署了《自由大憲章》，確立了“無承諾不課稅法”，大大限製了國王的征稅權力。因此，政府要想隨意增稅是非常困難的，很難走通的。在工業革命之前，勞動生產率還很低的情況下，要積累一筆資金是很漫長的。但公債的出現，使政府找到了一條不必依靠積累就可以超前建設、超前發展的籌資方法。更主要的是，公債可以使政府繞過議會的製約籌款，這使它少了許多掣肘，多了一些自由。雖然公債最終是要償還的，但政府可以建立一筆償債基金，再以借新債還舊債的方法不斷循環，從而以小搏大，超前實現自己的一些公共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