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傳統賦稅文化也有著今天看來顯而易見的不足。因為曆史的局限和思維的形而上學，將以農為本絕對化，而將重農抑商推到極致，使本來就發展緩慢的工商業處處受到限製，農業始終難以做大，商業對農業的反作用難以實現，導致中國社會難以跟上時代潮流。
還有，這些賦稅思想帶有強烈的理想主義色彩，知與行脫節，其能否被采納全賴最高統治者皇帝的“聖明”，一旦皇帝昏庸，這些賦稅主張就成為廢紙一張。而且，由於一些思想家是體製外的在野人士，他們的看法往往脫離實際，一味好古，說起來慷慨激昂，但卻難以實行。在這方麵，隻有那些在朝的思想家的一些主張較為實際，如王安石、劉晏、楊炎、海瑞等人，他們的改革有的得以實施，並取得了成功，如楊炎、海瑞；有的則因觸動權貴利益最終失敗，如王安石。
三、中西賦稅傳統文化的差異及啟示
在對中國傳統賦稅文化進行了一番約略的掃描之後，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印象：中國傳統稅收文化有一個較完整的體係，其規則奠定了當代中國三大稅製的基礎，當然主要是農業稅製的基礎；其主要源於儒家思想的賦稅觀念中的精華——人本、農本、稅本的三本觀念，至今還或深或淺、或明或暗影響著今人，這是無法回避也無須回避的事實。
然而，任何文化如果不進行比較，其價值就很難判斷。中國是世界東方的一端，世界文明史的另一端是西方，即當今歐洲。將中國賦稅文化同西方賦稅文化比較是很有意思的，尤其是在當代西方文化特別是經濟文化成為全球強勢文化的今天，這種比較就格外有意義。
為了有可比性，筆者對兩種文化的時間上限不作限製，下限則限製在1911年中國辛亥革命推翻帝製之時。
賦稅文化無疑是政治文化的組成部分。中西文化都有著悠久的曆史，中國文化可以追溯到4000多年前，夏朝結束原始社會的漫長曆史建立第一個國家政權之時；而西方文化的代表希臘、羅馬的曆史也可以上溯到4000多年前。就政體來說，中國大體上分為兩個時期，前是封建製，後是中央集權專製；西方則是以封建製為主，隻是到了1640年英國資產階級革命以後，才陸續進入或君主立憲或共和製的憲政時期。就賦稅文化而言，兩大文明的早期，在稅收的規則上有較多的相似之處，都屬於製度的奠基期，賦稅觀念也大致相同，指導思想都是重農，稅負也都主張什一之稅等等。另外，這種觀念都從屬於政治、哲學理論，多是隻言片語，未成係統。
中國自秦漢以後，從封建製進入到了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專製時期，生產力由於鐵器的廣泛使用而大大推進了一步，相應的賦稅文化的規則係統開始凝固，觀念係統也從百家爭鳴走進了獨尊儒術的一統思想。其賦稅觀念可以“三本”概括，即人本、農本、稅本，為此強調稅負要輕，什一之稅，甚至更輕，而對工商業則始終認為是與農爭利，侵蝕稅基，所以要用行政的和稅收的手段加以抑製乃至打擊。
西方封建時期要比中國長很多，而且宗教的勢力很大，或者是皇權與宗教共治，或者是政教合一，有著兩個政治中心。皇室有著自己的私產和莊園收入，並接受各地封建領主的貢納；教堂則向教徒收取什一之稅。這個時期西方的稅收觀念帶有濃厚的神權色彩。直到1214年英國的約翰王因為開征盾牌錢，招致貴族的拒絕和反叛。第二年，約翰王和貴族代表簽訂限製王權的著名的《自由大憲章》，確立了征稅必須經由被征者同意的稅收法定主義原則，也一舉開創了英國君主立憲的憲政開篇。無論就稅收規則還是稅收觀念而言，這都是一個革命性的轉折點，它奠定了後世依法征稅的基礎；就政治意義而言，它還是西方民主的基礎，故英國民諺說“稅收是代議製之母”。
中國的中央集權專製製度在唐朝達到高峰，經過五代十國的戰亂，開始走下坡路，從稅收的角度看，它的規則過於保守，不容產生新的變革，導致了社會經濟發展的停滯。王安石在宋哲宗的支持下曾經進行了一次大的經濟改革，涉及土地、稅收、金融、服務等等，但終因觸動官僚地主階層的既得利益，同時措施就當時的環境來看也過於超前，而最終歸於失敗。宋以後的元朝更不必提，那是曆史的倒退。明清時期總的經濟政策也是閉關自守，農民出身的皇帝朱元璋對農村有著深刻的了解，但他的統治之術卻充分暴露了農民的局限性，經濟上重農抑商，抑製兼並，財政上一味節省，不知開源，稅收上名義稅率雖低，但由於地方事權大於財權，導致稅外加征的衝動。麵對“祖宗之法”，後世奉為神聖，不作根本改革，致使明朝經濟愈發保守。清承明製，雖有過短暫的盛世，但體製上的沉屙已是積重難返。而同時期的西方經曆了文藝複興、地理大發現和宗教革命，新興資產階級取代封建領主的政治地位，由封建社會進入到了資本主義社會。西方的一些學者開始係統研究稅收，法國重農學派學者魁奈撰寫了《賦稅論》，英國古典經濟學派學者威廉·配第也在17世紀60年代寫了《賦稅論》，提出了著名的勞動決定價值的觀點，反對封建國王的財稅政策和稅製，論證了各種課稅方法，奠定了英國古典學派財稅理論的基礎。但在英國古典學派中，要以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的經濟和財稅理論為典型代表。他們的理論涉及稅收源泉、稅收轉嫁和稅收的原則等方麵，尤以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提出的公平、確實、便利和經濟的四大原則，被廣泛傳播，對西方財政學和稅收理論影響極大。關於稅收原則，德國經濟學家瓦格納集中了前人和同時代人的成果，作了更詳細的規定，包括了四個方麵十條原則：一、財政政策原則—①收入要充裕；②稅收要有彈性。二、國民經濟原則—③慎選稅源，保護稅本；④慎選稅種，不妨害經濟；⑤以國民所得為資源，不可侵蝕資本。三、社會正義原則—⑥普遍課征；⑦負擔公平。四、稅務行政原則—⑧確實；⑨便利；⑩征收費最少。瓦格納的原則在西方經濟學界影響廣泛而深遠，是對亞當·斯密原則的補充和具體化。而比魁奈要早200多年的明代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邱濬有感於宋儒真德秀所著《大學衍義》缺治國平天下條目，作《大學衍義補》，其中的《總論理財之道》、《貢賦之常》、《經製之義》等篇幅，詳細闡述了古今理財之道，賦稅征收的曆史及對時弊的批判，可謂博大精深，其中一些閃光的語錄已在本文之第一部分收錄多條，可惜的是由於中國文化的弱勢，邱濬之名與其思想被湮沒了。西方科技的領先與經濟政治的先進，使西方賦稅文化成為主流，中國的賦稅文化則被深埋在故紙堆中，少有人研究，更少有人重視。可歎！可悲！
橫向比較，中國的賦稅規則體係完整、古老但卻陳舊，觀念總體來看可以形成體係，但細看卻是零碎的，缺乏如魁奈、斯密、瓦格納等總其大成的學者。中國的觀念大多都是政治哲學體係的附庸，是奏議，是工作報告，沒有形成獨立的完整的理論，而西方則是專門學科的研究，並形成了科學的專著。
西方最早把憲政的法律觀念引入稅收規則，其代表是稅收立法、執法、司法的分立和稅收的法律主義原則。中國則完全沒有意識，所謂稅法隻是統治階層特別是皇帝孤家寡人的意旨，和現代法律的性質風馬牛不相及。在整個專製時期，所謂“三本”觀念隻是為民做主、代民做主而已，整個統治階層的主流觀念是“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麵對稅收的種種問題，隻是企圖以道德教化來解決，若不奏效則以“王霸之治”來對付。
西方對國家為什麼要征稅的解釋，無論是“犧牲說”、“利益交換說”，都是根據商品交換的社會契約論觀念來進行詮釋，並由經濟關係順乎邏輯地上升為政治關係。“在國家中，權利和義務是結合在同一關係中的。”（黑格爾）納稅義務的履行轉化為自我管理、監督政府的權利。而中國對此的解釋是把皇權和百姓的公共需要並列，有著蒙昧和愚民色彩。皇權被說成是“奉天承運”、“天人感應”，因此百姓理當貢獻；沿著這個觀念走下去，百姓不僅沒有經濟上的自由，更遑論政治上的權利。
西方的賦稅文化研究越往後越獨立，大多是學者經年治學的成果，自成體係，注重運用科學的方法論來解剖稅收的性質、規律及與外部事務的關係等，注重案例和定量研究。中國的賦稅文化多是政治、治道的附庸，少有係統，零碎、片麵，隻有將上下幾千年各類人等的語錄連綴起來，方才稱得上係統。賦稅觀念的提出者以學者型的官吏為多，他們對稅收的見解也多是以奏議等形式出現，沒有形成廣泛的傳播。方法論上多是從經驗、感性出發，定性多，理性分析少，像邱濬那樣的專論更是少之又少。但中國賦稅文化中，樸素的辯證思想卻是精華，很有說服力，但其著眼長遠，對注重現實利益的決策者來說顯得遠水不解近渴，常常被束之高閣。
古希臘、羅馬哲學的重心是自然哲學，中國哲學的重心是生命哲學，前者重知，後者重德。從此分野，中西文化就沿著不同的路徑延續了下來。從重知出發，西方人重視科學，敢於冒險，思維活躍；而中國人重視個人道德修養，強調安身立命，反對奇巧淫技。因此西方從古希臘、羅馬開始就重視工商業對農業的反作用，注重科學對生產力的促進作用；而中國則認為工商業是投機取巧，背本務末，千方百計抑製和打擊。反映在稅收上，兩者的規則和觀念從趨同到漸行漸遠。15世紀以後，西方在稅收規則上，開創了所得稅、印花稅、遺產稅、社會保障稅、增值稅等新稅種，而中國則固守農業稅製的老路，再無創新。
總括來看，中國的賦稅文化同中國的文明一樣曾經獨步世界，其精華至今仍應是世界賦稅文化的寶藏之一，令後人至今受用。這是我們念念不能忘記的。但是我們也應清醒地看到，中國的賦稅文化同中國的文明一樣在公元15世紀以後逐漸落後了，而且差距越拉越大，西學不僅成為近代中國文明之用，而且實際成為中國文明之體，稅收亦不例外，雖然尷尬，但卻是難以否認的。根本原因在以上的對比中，已經看得很清楚，還是五四時期的兩句老話，一是民主，二是科學，如果再全麵的話則應加上一個與時俱進。
21世紀的中國把建設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作為國家發展的目標，將上述三個落後原因的改進都囊括於其中，大的方麵已不再成為問題。“國家的稅收就是國家”（柏克），研究稅收的意義不言自明，知己知彼方能不再摸著石頭過河，也許這就是本文的意義所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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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怡：《分權、財政與聯邦主義》，飛騰騰飛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