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我們生活於其中的這個世界（或曰社會），不同的人和團體有著不同的認識和解釋，有黨派的、宗教的、民族的、國家的，自然也有純粹個人的，其中又因年齡、性別、學養、閱曆的不同而不同。每種認識和解釋，在哲學意義上，都是不同的視角，都試圖反映和解釋客觀世界的真實麵目和運動規律，盡管大千世界的本質及其規律隻有一個，但要認清它、發現它卻絕非容易，這就需要所有的人共同努力，庶幾可達！
在認識世界的過程中，借助不同的視角或者說了解不同的視角對世界的看法，是一種必需的也是便捷的途徑，即便這個視角偏頗乃至不正確，也是有好處的，因為它至少使我們知道了許多路徑中的一種並不可行。
在種種視角中，稅是一種非常獨特的視角，因為稅和國家一樣古老的曆史，使它的經驗極具智慧；也因為稅對每個人經濟利益的分割，使它成為個人與公共利益的交集點；又因為利益必須用權力去維護，使它接受私權利的委托，集合形成一種強大的國家權力；還因為稅不與時世移易的內涵與易被外力操控的特性，使它的形象混沌而神秘。這一切，都使稅收在社會科學中，成為一門既具感性又具理性的獨立學科，借助這一學科，我們就擁有了新型的望遠鏡和顯微鏡，以其視角去看世界，我們會發現熟悉的風景中有許多變樣了、陌生了，而這，有可能使你驚訝，也有可能使你頓悟，還有可能使你憤怒，等等，不一而足。而這，正是你讀了以下文字後可能的結果。
一、看經濟
稅收產生於民眾對公共事務的需求，主要作用於公共事務領域，是公共事務運轉建設的經濟基礎，它的表現形式在前期主要是勞役、實物，近代以來主要是貨幣，因此它隻能從經濟活動中來；稅收取得的方式是從個人和法人財產和經濟收益中分割一定比例，因此它天然地關注經濟，希望經濟發展速度加快，希望經濟總量做大。在稅的眼裏，經濟是源，稅收是流，經濟是本，稅收是其果實之一，經濟任何時候都是基礎的基礎，其他七七八八都是托經濟的福而存在，而建築其上的。
雖然稅收的取得與經濟正相關，但經濟領域非常廣闊，資金活動和效益實現的方式也很多，如何既從資金的循環和效益的實現中切割一塊，又不至於傷及稅本，就成為稅收操控者的基本功。因此，稅看待經濟的眼光，就因時而異，因國而異，因地而異。但在追求稅收最大化、取得方式最簡便、取得成本最小這方麵則沒有多大差異。
就中國稅收來說，任何時候它關注的都是占經濟總額最大的產業，並且“嫌貧愛富”，一旦經濟轉型，就會見異思遷。當農業還是中國經濟的基礎時，稅注視農業的目光可謂“目不轉睛”，一旦農業的地位被工業和服務業所代替，稅的注意力也就立刻轉移。沿著這一線索，人們不難猜測到，稅對工業和服務業中的哪些門類盯得更緊些，未來它的關注方向又會在哪裏。如果是人，“嫌貧愛富”在道德評價上往往立不住腳，但就稅而言，“嫌貧愛富”不僅是其本質屬性，也是其得以永存的條件。而且對納稅人來說，這一屬性怎麼看都是好事。
即便是對當前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產業，因為稅收取得的方式不同，稅眼關注的方麵也不同。中國稅收目前以流轉稅為主，流轉稅的征收對象是商品銷售額和勞務營業額，因了這種稅製形式，中國的稅收在納稅人的經濟效益和發展速度之間，更加關注後者；與此相反，西方發達國家，如美國的稅收以所得稅為主，因為所得稅來自利潤，因此它們的目光更關注效益。
除此而外，稅的目光還像探照燈一般掃描著一切有收入的人和財產。對人，它還是秉持著一貫的立場：嫌貧愛富。所以，窮人不必擔心，而富人擔心也沒有用。對財產，它不僅緊盯著流量，也盯著存量和變量，如資源、動產和不動產的交易以及無形資產的交易等。在盡量使收入最大化的同時又不傷及稅本的指導思想下，稅的目光可以探地三尺，入木三分，稱得上老而辣，一入它的法眼，你的荷包難免要癟上一點。
二、看政治
在稅的眼裏，所謂政治，一言以蔽之就是為了公共事務的需要，掌控稅收的取得、管理和分配的活動。馬克思有言“賦稅是喂養政府的奶娘”，此話一語中的，但不夠全麵。按詞典解釋：政治是政府、政黨、社會團體和個人在內政及國際關係方麵的活動。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它產生於一定的經濟基礎，並為經濟基礎服務，同時極大地影響經濟的發展。稅將政治簡單和通俗化為民眾的公共事務，政治家則是已經成為或正在爭取成為民眾事務管家的人物。稅認為，在人類社會中，由於民眾的一些事務以個人之力無暇也無力完成，隻能委托專門的人來從事，這類人就是我們現在稱之為政治家的人。至於委托哪些政治家及其所屬團體，則視乎他們管家的理念和服務的好壞能否被民眾所認可。一旦選擇確定中意的政治家，民眾就理性地從收入中讓渡一部分，支付政治家的服務以及他們通過國家機器為民眾提供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務。然而以上理念在曆史上長期被歪曲，政治家和民眾的關係被異化為管理與被管理的關係，統治與被統治的關係。這不能不說是悲劇，但也可以認為是曆史發展的必然探索。從長遠看，扭曲的一定會被恢複到本來的麵目。
稅眼就是本著這樣的理念來看待政治的。
政治是政治家用民眾的錢（稅）來為民眾辦事。政治家可以設計種種抽象或具象的藍圖，諸如理想國、大同、小康、共產主義等等，以及對現實的社會保障、人權、安全、司法、環境、教育、經濟發展等問題的解決思路，但這一切都建構在稅收之上，沒有稅收統統都是空中樓閣，紙上談兵。所以，政治家對此必須有清醒的認識，也就是哪些事可以辦，哪些不能辦，哪些可以就辦，哪些可以緩辦，這一切都建築在手中有多少納稅人願意讓渡的稅上。因此，政治家的文章在政治之外，在乎稅收。
古今中外的曆史都能夠證明這一點，雖然有的直接，有的間接。秦朝二世不滿而亡，是因為濫用稅收為秦始皇修陵墓；即便是為了公共安全的長城，也超出了百姓的負擔能力。中國曆史上的農民起義，都能從中找到反抗重稅的原因。在農民起義領袖中，李自成是聰明的，直接以“不納糧”來號召，因而建立了大順政權；他又是糊塗的，沒有為政權的經費找到合理合法的來源。
美國獨立戰爭的導火索是殖民者征收的茶稅，巴黎公社起義的原因也與政府的酒稅有關，20世紀90年代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下台的肇因是征收人頭稅，日本首相橋本龍太郎下台的因素亦如是。決定政治家施政理念的基礎的、基本的因素是稅收，已成為現代政治的不二條件。政治家的競選綱領如果不包括稅收政策，不把其居於首位，在現代政治生活中簡直是不可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