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民族地區經濟改革試驗區是經國務院批準，在地理位置、自然資源和社會發育等方麵有一定代表性，選擇部分條件具備的地方，借鑒國際上設立內陸開發區和邊境貿易區的做法，采用我國沿海對外開放地區特殊改革措施，探索加快發展的經驗，以推動經濟改革開放的試點地區。它與沿海經濟特區、沿海對外開放港口城市、沿海對外經濟開發區一樣，是我國經濟改革對外開放試驗區體係中的一個組成部分。
西部民族地區經濟改革試驗區發展迅速，大致有以下類型：
綜合改革試驗區。按一定範圍的區域經濟類型劃分為城市綜合改革試驗區、城鄉綜合改革試驗區、山區綜合改革試驗區。
扶貧開發試驗區。目前，已建立的以扶貧開發為主要內容的西部民族地區經濟改革試驗區，有黃河上遊多民族經濟開發區，貴州省畢節地區開發扶貧、生態建設試驗區。其中扶貧、生態建設試驗區最具代表性。在治理環境方麵，正確處理扶貧開發和生態建設的關係，寓生態建設於經濟開發之中，把經濟開發與生態建設有機地結合起來，把恢複和維護環境與開發利用資源結合起來，通過經濟開發解決溫飽問題，支持生態建設；通過改善生態環境促進經濟發展，鞏固扶貧成果，脫貧致富。在開發建設方麵，由救濟扶貧向開發扶貧轉變，通過對本地優勢資源的開發，逐步形成一些骨幹產業，使商品經濟發展起來，走出了一條適合貧困地區實際的自我積累、自我發展、積極積累、穩妥的經濟發展道路。在抑製人口過速增長方麵，實行超生人口不再分配土地，把計劃生育和保護國土兩項政策糅在一起落實，使經濟貧困、人口膨脹和生態惡化這三大難題開始出現轉機，試驗區的發展逐步走上良性循環的軌道。
邊境經濟貿易試驗區。它在民族地區經濟改革試驗區中最具特色，比重大，分布廣，發展快，成效也最為明顯。目前，這一類型的改革試驗區，大多都已超越了單純的邊境階段，朝著以邊境為龍頭，運用試驗區的各種優惠政策，向實施綜合性的改革方向發展，而且在改善投資環境方麵作出了很大努力，為較大規模地開展對外經貿和投資興建企業準備了良好的基礎條件。國務院1988年批準建立的內蒙古自治區呼倫貝爾盟內陸邊疆改革開放試驗區，與前蘇聯和蒙古的邊境貿易夥伴建立了業務往來關係。對外合資合作從以獨聯體為主，擴展到美國、新加坡、西班牙、韓國、香港、台灣等22個國家和地區。呼倫貝爾盟已從原來的邊境貿易熱點發展成為國內國際企業界、商界、金融界彙集的地方。
沿海開放城市和開放區。廣西壯族自治區，是五個民族自治區中惟一擁有海岸線的自治區。該自治區的北海市（含防城港口）是我國於1984年批準對外開放的14個沿海港口城市之一，也是民族地區惟一的沿海開放城市。因北海市、防城港區麵向北部灣，依托大西南，是我國西南和中南民族地區最近的出海口，在少數民族經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對廣西乃至全國少數民族地區的對外開放都起著重要的作用。“九五”期間，廣西壯族自治區充分發揮沿海、沿邊、沿江的“三位一體”優勢，以“三沿”開放為突破口，以聯合促開放，開放促開發，促進全區經濟的發展，初步形成了沿海開放城市、沿海經濟開發區、邊境開放城鎮相結合，由沿海、沿邊、沿江中心城市向桂西北山區推進的全方位、多領域、多層次的開放格局，對外貿易迅猛發展。
（3）影響西部民族經濟的各環節
發展西部民族經濟是在社會發展總過程中進行的。因此，西部民族經濟不是一個孤立環節，必然涉及社會發展總過程特征及其他環節，需要協調社會發展總過程各環節與社會發展總過程狀態特征的聯係。
西部民族經濟必須正確處理與社會發展總過程的關係。社會發展總過程是指以共同物質生產活動為基礎而相互聯係的人類生活共同體演變的總體狀態。民族經濟發展是社會發展總過程的一個環節，必須與社會發展總過程的狀態特征相協調，妥善處理各種關係。
開放與封閉的概念被引用於描述經濟發展的狀態，其涵義比一般字義的解除限製與堵塞通口更廣泛。開放與封閉本質上是兩種不同的觀念和思想方法。開放意味著經濟發展過程資源要素及配置的流動、變化、創新；封閉則意味著經濟發展過程資源要素及配置缺乏流動、變化、創新。
開放與封閉又是相對的。經濟發展過程中資源要素的流動與否、資源配置的結構狀態並不存在絕對的開放或封閉標準，而是相對於這一過程資源要素及配置的流動、變化、創新的需要和可能性及社會發展總過程所形成的環境而言的。當經濟發展過程對資源要素及配置的流動、變化、創新提出要求和存在的可能，社會發展總過程所形成的環境傾向於資源要素及配置的流動、變化、創新時，順應了這種態勢的行為便具有開放特征；反之，則表現為封閉傾向。
開放是當今社會經濟發展的潮流，世界經濟趨向一體化，區域間的經貿關係日益密切，經濟發展過程中資源要素及配置過程的流動、變化、創新成為該過程提高經濟效率的基本方法。開放度與經濟發展質量狀態呈正相關，開放度高，意味著經濟發展過程資源要素及配置過程的流動、變化、創新活躍，經濟發展的質量狀態也相對好。因此，開放度成為了經濟發展質量狀態的一個重要標誌。相反，封閉則約束了資源要素的流動，導致社會經濟生活缺少活力，影響了資源要素及配置過程通過流動、變化、創新提高效率的可能性。顯然，發展西部民族經濟必須順應經濟發展的開放潮流，堅定地走開放之路。
發展西部民族經濟所麵臨的開放與封閉的關係，主要是如何走出封閉，擴大開放的問題。
民族經濟的發展要走出封閉，擴大開放，首先要擺脫思想的封閉狀態，放眼看世界，轉變傳統觀念，辨識經濟發展的趨勢和民族經濟的利益實現方式。沒有觀念的轉變和開放意識的覺醒，就不可能形成自覺的開放行為。轉變觀念，確立開放意識，就是轉變封閉思維定式下的資源配置和利益得失觀，跳出狹小的經濟發展利益實現的封閉目標，從更廣闊的空間去考慮民族經濟的發展利益及利益實現途徑。其次，要走出環境的封閉狀態，重新審視、分析所處地理環境和資源結構對發展西部民族經濟的影響。我國的少數民族多分布在內陸高原、山區和邊境地帶，這種狀態雖然在向東開放的過程中相對不利，但在向西開放、利用周邊國家地緣關係方麵，卻存有優勢；同時，山區資源的特點在吸引外部資源要素的配置方麵，也存有潛力，這也有利於化封閉環境為開放要素。
西部民族經濟從封閉狀態向開放狀態轉變，是通過具體的資源配置過程和市場關係實現的，表現為資源配置和市場關係形成的開放性，表現為資源要素和產品在市場間的流動。因此，伴隨著開放過程的市場關係變動，必然使傳統的封閉市場受到衝擊，要求民族經濟的發展超越傳統的封閉市場，積極進入開放的外部市場，在開放市場中尋求發展空間。另外，也要求國家在擴大對外開放的政策安排方麵給予應有的支持。
市場與計劃都是經濟調節、資源配置手段。市場與計劃的關係是經濟發展過程由市場配置資源調節經濟活動與由計劃配置資源調節經濟活動的關係。
我國經濟體製正處於由傳統計劃經濟體製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轉變的過程中，但市場經濟體製還有待完善，而計劃的作用也沒有完全消失，西部民族經濟的發展客觀上承受著市場與計劃兩種經濟調節、資源配置方式的影響，發展西部民族經濟需要正確處理市場與計劃的關係。
在發展西部民族經濟的過程中要正確處理市場與計劃的關係：
其一，要正確認識當前社會經濟發展的整體特征。市場經濟是當前經濟運行的基本特征，也是我國經濟體製改革的取向。市場經濟以市場為基礎性調節手段，由市場配置資源。發展西部民族經濟必須確立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觀念，熟悉和自覺運用市場經濟調節方式。
其二，要正確認識計劃調節方式的變化。在我國經濟運行中，市場調節並不是惟一的調節手段，計劃調節仍發揮一定的作用。但計劃調節的內容、形式正在發生變化，傳統的指令性計劃調節方式已經轉變為指導性、協調性的調節方式，采取宏觀經濟調控的形式。宏觀經濟調控是政府根據國民經濟協調發展的需要，通過有關政策手段對國民經濟總量和結構進行調節。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宏觀經濟調控仍然以國家計劃為主要依據，但宏觀經濟調控不是抵製市場機製，而是彌補市場機製的不足，為完善市場經濟秩序服務。
其三，要正確認識競爭與保護的關係。由市場配置資源、調節經濟活動，必然認同、倡導競爭，市場希望通過競爭促進資源要素的流動、配置結構的優化和費用的節省；而由計劃配置資源，調節經濟活動的方式，則存在對資源要素的流動、配置予以政策性限製、安排的傾向。因此，市場與計劃的關係實際上蘊涵著競爭與保護的關係。由市場配置資源並引致的競爭關係，有利於對資源要素的充分動員和優化配置結構，提高配置效率，但對於目前市場發育相對滯後，市場競爭力相對弱的少數民族地區則可能產生較強的市場競爭衝擊，即在市場競爭中處於不利地位，市場空間被進一步壓縮。這就要求國家宏觀經濟政策充分考慮西部民族地區市場發育和競爭能力的實際狀況，對其經濟發展予以必要的政策支持，促進該地區的市場發育，提高該地區進入市場、參與競爭的能力。
其四，要正確理解市場經濟關係。市場經濟通過市場配置資源，本質上是一種客觀的、透明度較高的法治經濟。市場倡導競爭，但不是非法侵吞他人財產。在市場經濟中存在信息不對稱情況下的不完全競爭所導致的不平等交換現象，但這不是市場經濟關係的本質，市場經濟的完善是趨向市場信息分布對稱、交換平等的。市場經濟體製並沒有構成對民族經濟發展的威脅，計劃經濟體製也不存在保障民族經濟利益的必然性。事實上，正是傳統計劃經濟體製不合理的價格機製導致了西部民族地區在低價銷售資源品和高價購買工業品過程中的雙重利益受損。
西部民族地區經濟是國民經濟的有機組成部分。西部民族地區經濟與國民經濟的關係是局部與全局的關係。
西部民族地區經濟作為國民經濟的局部，其經濟發展既自主又統一在國民經濟全局的進程中。其自主性表現在局部區域的經濟基礎、產業結構、市場競爭能力在發展過程中逐漸積累形成，當地居民的生活質量與該區域經濟的發展狀況息息相關。謀求局部區域經濟利益的最大化是局部區域經濟發展的必然傾向。但西部民族地區經濟發展的自主性必須統一在國民經濟的整體中，局部區域的經濟發展和利益實現方式必須接受國家宏觀經濟調控的規範，必須與國民經濟整體的其他環節相協調。而且從現實看，西部民族地區經濟發展與國民經濟全局的發展表現出較強的依存關係，需要國民經濟全局及經濟發達地區給予幫助支持。國民經濟整體素質的提高，全局的發展，將有利於國家加大對西部民族地區經濟發展的扶植力度以及對局部區域經濟利益的尊重。因此，正確處理民族經濟發展過程中局部與全局的關係，既要尊重、保障西部民族地區經濟發展過程的權益，在國民經濟的發展過程中高度重視西部民族地區經濟的發展需要，在宏觀政策的實施上結合西部民族地區經濟發展的實際，不搞一刀切，更加重視和積極幫助西部民族地區發展經濟。同時，也應當關注全局的整體利益，客觀地評價國民經濟發展過程的不平衡現象和東西部地區經濟的發展差距問題，既要看到促進西部民族地區經濟加速發展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也要看到縮小區域發展差距的艱巨性和長期性。
西部民族地區經濟與國民經濟的關係也蘊涵著特殊與一般的關係。西部民族地區經濟既是特殊的，又是一般的。特殊性表現在西部民族地區經濟發展麵對的是具有內陸邊疆地帶國際性的特殊的區域環境，多民族大雜居、小聚居的特殊的民族結構，社會發育不平衡的特殊的社會背景，高原、山區錯綜複雜的生態環境和鮮明的地域特點。經濟發展過程的政策安排必須充分考慮到這些特殊性，采取相應的特殊措施。一般性表現在西部民族地區經濟發展也具有一般的經濟屬性，必須遵循一般的經濟規律。正是一般經濟規律與西部民族地區特殊性的結合及在具體經濟活動中的作用，才產生表現出西部民族地區經濟發展的內在規定性。因此，西部民族地區經濟並不是依民族分布作平麵劃分的結果，而是由其蘊涵的特殊與一般的關係及內在規定性所決定的。
傳統文化是傳統社會留存下來的曆史遺產。包括曆史遺留下來的鑲嵌著當時社會風貌的物質遺產，也包括留存著傳統社會痕跡的價值觀念、行為方式、風俗習慣、心理特征、審美情趣等精神遺產。現代化是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變的過程，伴隨這一過程的是科學技術的發明和在生產領域的運用，並引起的社會生產組織、生活方式、思想方法的創新、變化。
每一個有其曆史淵源和社會文化傳統的民族，都傳承了該民族的傳統文化。當代每一個民族都麵臨著現代化問題，現代化是當代社會發展的基本特征。傳統文化的存在和現代化過程都是不可避免的，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的關係就是在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變的過程中，客觀存在著的曆史遺產對該過程所產生的作用與該過程對這筆曆史遺產的需求狀態的關係。
發展西部民族經濟必須正確處理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的關係，是因為現代化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發展西部民族經濟是現代化的組成部分，在西部民族經濟的發展過程中，民族的傳統文化是無法回避並產生作用的因素，作為源自傳統社會的曆史文化遺產對現實生活的影響具有二重性：一方麵傳統文化是我們的曆史基礎，發展總是在曆史基礎之上起步的；另一方麵傳統文化是對稱於傳統社會的，在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變的過程中，對稱於傳統社會的傳統文化必然存在對該轉變過程的不對稱現象，某些方麵成為了向現代社會轉變的障礙。這種二重性決定了在西部民族經濟的發展過程中對民族傳統文化必須采取揚棄的態度，通過對傳統文化的揚棄，使之成長、發展為對稱於現代社會的現代文化。
實際上，社會發展過程的文化演進很難斷然分開，社會發展總是一步步朝前走的，文化演進的曆史環節環環緊扣，雖然某些曆史事件可以成為這一進程劃分的標誌，但文化湧動之流是連續的。這就表明，對稱於現代社會的現代文化也是由傳統文化發展而來的，傳統文化雖然對稱於傳統社會，但在社會發展進程中，它是發展變化的。西部民族都有著悠久的民族文化傳統，西部民族經濟的發展始終是以民族文化傳統為背景的。同時，西部民族的傳統文化也構成了發展西部民族經濟的重要資源，奠定了民族經濟的發展基礎和特色。如曆史文化古跡、傳統的民族工藝、古樸的民風民俗、宗教文化等等，都可成為發展西部民族經濟的條件，成為現代產業發展的資源要素。當然，每一個民族的傳統文化在成長為現代文化的過程中都會存在許多矛盾，必須對民族文化的傳統結構和內容進行調整更新、變革揚棄，既丟棄其不適應現代社會發展需要的糟粕，又發揚其有利於現代社會發展的優秀傳統，當這些優秀傳統與現代社會的發展脈搏取得和諧時，民族的傳統文化便獲得新的生命力。
（4）西部經濟結構的變革方向
經濟發展過程也是一個經濟結構變遷的過程，涉及複雜的結構關係，發展西部民族經濟必須正確處理、協調發展過程自身的結構關係。
經濟發展是發展速度與經濟效益的統一，發展速度是手段，經濟效益是目的。沒有一定的發展速度，就難以形成經濟效益；沒有形成經濟效益，發展速度就失去意義和難以為繼。而從本質看，實現經濟效益是根本，爭取發展速度的目的也是為了爭取經濟效益，速度與效益是統一的。但是，高速度並不等於高效益，高速度隻有在結構功能的高質量保障下，才可能達到高效益。因此，發展民族經濟所麵對的速度與效益的關係，實際上是如何提高發展速度的質量以爭取更充分的經濟效益的問題。
我國迄今仍是一個經濟不發達國家，要縮小與經濟發達國家的發展差距，惟一的途徑就是靠持續的高質量、高水平的發展速度去形成較高的經濟效益，促進國民經濟的整體進步。我國西部民族地區的經濟是經濟結構中的薄弱環節，要改變西部民族地區經濟發展的落後狀態，也必須有高質量、高水平的發展速度的保障。隻有加快發展速度，跟上並超過一般的發展水平，才可能逐步縮小與經濟發達地區的發展差距。爭取較高的發展速度是符合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發展的利益的，隻有持續地形成較高的發展速度，才能迅速增進西部民族地區的經濟效益，增強經濟發展實力。
加快西部民族地區經濟發展速度，當然不可能不顧經濟效益形成的實際結果，片麵追求經濟規模的膨脹，而是應當把高速度建立在集約型的經濟增長方式基礎上，即高速度必須有投入過程高質量的技術結構、科學管理的保障。隻有建立在集約型經濟增長方式基礎上的高速度才可能有效地促進西部民族地區經濟的持續、健康、快速發展。
可見，正確處理民族經濟發展中速度與效益的關係，需要結合民族經濟發展的具體情況，符合民族經濟發展的實際和利益實現的可能性。首先，要看到高速度是加快西部民族地區經濟發展，逐步縮小與發達地區之間發展差距的必要措施，發展速度是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發展的基本形式和效益實現的保障，當西部民族地區經濟還處在較低的發展水平時，客觀上需要有較高的發展速度。其次，爭取西部民族地區經濟的高速度發展，必須有科技進步和勞動力素質的支持，發展速度隻有建立在科技進步和良好勞動力素質及科學管理的基礎上，才是可持續的。再次，加快西部民族地區經濟發展的速度，必須與當地的實際條件和國家支持的力度相結合。一方麵要求國家考慮到加快西部民族地區經濟發展的需要，加大扶植力度；另一方麵也要求加快西部民族地區經濟發展必須實事求是，量力而行，遵循經濟發展的基本規律，避免浪費和損失，提高經濟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