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80年代中後期中國貧困地區人口分布變動的趨勢來看，由於貧困地區的地理位置、自然環境條件、人力素質、資源優勢等各不相同，因而對國家具體政策的調整所作出的反應差異很大，收到的效果也可能相去甚遠。中國幅員遼闊，貧困地區僅按地形地貌分類，就有許多種。顯然，目前貧困地區致貧的成因十分複雜，不可能照搬一定的模式。但是，從已經脫貧致富的貧困地區的經驗看，都與經濟政策有著某些內在的聯係。一是脫貧地區具有一定的區位優勢，它們或是地處東部地帶，或是位於不發達地帶的“增長極”附近。二是脫貧地區原受傳統體製的影響致貧，對自然生態環境破壞較強，但具有較容易恢複自然地域分工優勢的潛力。貧困地區上述兩個優勢與適宜的經濟政策相結合，就轉化為貧困區脫貧力量的啟動點，正是政策借助利益的間接誘導，才使貧困地區蘊藏的內在活力得以充分調動和刺激。政府采取行政手段直接參與經濟過程不可能完成這一曆史性使命。可以設想，如果政府根據以上優勢作出具體行政規定，並以主體的身份直接推動，可能經濟效果很難以人們的主觀意誌為轉移。而脫貧地區內在潛力的激活又確確實實與政府經濟行為有著重要因果關係。這裏的啟示是，貧困地區的脫貧致富離不開科學的經濟政策扶持。這個政策的核心是，因地製宜，尊重每一個農民的理性選擇，而不是代替農民選擇；保護每一個農民的合法利益和勞動力積累，而不是變相無償剝奪農民的積累；用經濟的方法協調農民與國家經濟利益的衝突，為培育貧困地區經濟組織功能創造一個寬鬆的政策環境。
（2）區位優勢的轉換
農村貧困地區的區域分布相對集中，是緩解貧困的最大障礙。從區域經濟成長的曆史進程來看，緩解了三大地帶經濟水平的巨大差距，也就緩解了農村貧困地區的貧困。國家在經濟增長的起步階段，既然率先增長的地區具有累積的優勢，那麼政府的政策就應當使這部分地區初步繁榮起來，並對其他地區的增長起拉動作用。如果政府迅速采取不利於經濟領先地區的措施來拉平各個區域的發展，將無助於整個國家經濟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然而，當較發達地區已經開始走向繁榮時，為了防止累積性因果關係造成的地區間貧富懸殊，政府應製定某些特殊政策來刺激不發達地區的經濟發展，而不宜等待“擴散效應”來自然而緩慢地消除地域上的二元結構。
自然和曆史環境造就了東部地帶有利的區位優勢。但是，從結構上來看，中、西部也有其自身的比較優勢，這種總量上優勢的差異、結構上的優勢互補本應在平等的經濟政策環境取得最佳的資源配置效率，但是過去不平等的經濟政策無疑拉大了本來已有的優勢差異。國家投資重心的東移，傳統經濟體製的率先鬆動，種種優惠措施的傾斜，以至地方經濟的自我保護實際上成為東部經濟的啟動力量。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政策的傾斜是東部經濟起飛的“推進器”。盡管東部地帶經濟已進入現代增長，但大規模由東部向西部推進的階段還遠未到來，行政性地抑製東部“補齊”西部，將會無助於國家宏觀經濟效益的提高，而隻會延緩中國現代化的曆史進程。如何解決中國東、西區域布局上的“馬太效應”？二元空間結構理論和東部地帶經濟起飛的實踐的啟示是：用經濟政策刺激不發達地區的經濟發展。
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是經濟成長過程的必然現象，正是這種差異才構成了不同地域生產要素的交換和流動，這正是區域經濟市場形成的奧秘所在。從純經濟學的觀點來看，任何非經濟手段的長期幹預都將無助於不同區域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
中部地帶是中國經濟比較發達或者經濟正在成長的地區，包括黑龍江、吉林、內蒙古、山西、河南、湖北、湖南、安徽、江西等九個省區。從中部與東部的區域分工看，中部地帶處於中國內陸腹地，水陸交通比較方便，礦產資源豐富，特別是能源資源是中國最密集的地區，向東可就近供應能源、原材料等。但長期以來，中部地帶的工業企業經濟效益一直低於全國平均水平。中部地帶工業企業全員勞動生產率年均12049元/人，隻是全國年平均水平（13961元/人）的80%，工業企業每百元固定資產實現產值103.65元和利稅16.33元，低於全國工業企業百元固定資產產值124.28元和利稅20.67元的平均水平。工業企業經濟效益差的主要原因是中部地帶與東部長期的不等價交換。由於通過價格再分配將中部很大一部分利潤轉移到東部，不僅使中部難以自我擴展，甚至難以維持正常生產。作為中國能源和原材料工業的重要基地，中部地帶大部分工業企業由國家投資，50年代興建。由於能源和原材料的相對短缺，企業的生產和經營受到國家的嚴格限製，僵化的體製一方麵造成基礎資源的短缺，另一方麵企業又缺乏自身擴張的力量，結果形成“越統越少，越少越統”的惡性循環局麵。似乎與中國農村傳統體製下糧食短缺的成因有某些相似之處。
因此，中部地帶經濟的振興，一是要有步驟地放開能源、原材料價格，適當抑製能源、原材料市場的過度需求，為企業微觀基礎的重新塑造創造一個寬鬆的條件；二是區域分工與協作必須以平等互利互惠為原則。實施這一原則的最佳形式就是市場，隻有借助市場調整區際利益分配，才能使兩大區域資源配置總體效率不斷提高。
如果企業微觀製度能在中部地帶率先改革，並且通過地域的平衡交換和合理分工加速中部的資金積累，那麼在一個不太長的將來，中部地帶經濟將會崛起。這不僅會使國民經濟增長獲得強有力的後勁，而且將會對中部地帶貧困地區帶來最為深刻的曆史影響。一是經濟的擴張將引致基礎設施超前建設，貧困地區的脫貧將與非農業資源的開發和利用有機地結合在一起；二是新的“增長極”的出現，將刺激一係列關聯產業的產生和發展，新的各種形式的就業機會將會不斷湧現；三是流動意味著能量、勞動力、信息、資金、商品等生產要素的流動將對貧困地區封閉落後的生產方式、文化意識、生活觀念、思維方式等產生強烈的衝擊波，現代意識的注入將會使古老而貧窮的農村萌發出充滿活力的勃勃生機。
西部地帶包括四川、貴州、雲南、西藏、陝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等九個省區。西部地帶是中國經濟不發達、需要加強開發的地區，也是中國貧困地區最為集中的地帶。從總體上看，這一地帶自然條件較差，工農業基礎薄弱，交通不便，文化不發達，現有經濟和科學技術水平比較落後。但是這一地帶礦產資源儲量十分可觀，水能資源很豐富，開發潛力很大。從全局來說，由於國家財力、物力不足，在現階段內，國家不可能對西部地帶進行全麵的開發和建設，因此，西部地帶的整體開發應著眼於國際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