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扶貧開發總的形勢是：東部地區貧困狀況明顯改善，中部地區有所緩解，西部地區依然嚴重；平原區、丘陵區、淺山區扶貧開發工作進展快、效果好；深山區、石山區、高寒山區、少數民族地區，以及庫區、地方病高發區任務重、難度大，即使在已經解決溫飽問題的地區，基本生產條件也沒有發生根本性的改變，抵禦自然災害的能力低，返貧率高。標準低，差別大，不穩定，是現階段扶貧開發工作麵臨的主要問題。
世界銀行對中國緩解農村貧困能力的預測表明，如果90年代中國的經濟能保持6.8%的年增長率，經濟內部的改革繼續進行，收入分配合理，到2000年中國的貧困人口將下降到3500萬。但是，如果90年代中國農業貿易條件惡化，或者落後地區無法參與增長進程等，都將危及中國的全麵發展，尤其危及中國農村地區的發展；若加上外部條件不利，而內部改革又不能實現，90年代中國的年經濟增長率則不可能超過5%，這將導致2000年時，中國仍將有4000萬貧困人口。如果相對價格變化造成的收入轉移等因素引起農村窮人實際收入水平下降，2000年中國返貧人口將突破1億。
無論是中國農村的現狀，還是對中國未來緩解貧困的能力和速度的預測都充分證明，中國的前景不容樂觀，消除中國農村貧困不但是一項長期的、艱苦複雜的曆史任務，也是涉及國家和社會穩定、人民安居樂業的政治任務。它需要以科學完備的政策體係為先導，以強大的綜合國力為後盾，不言而喻，貧困與發展將構成中國下世紀麵臨的最為嚴峻的挑戰。
（2）“剪刀差”與“以糧為綱。”
農村改革開始後，有關部門在一定範圍內公布了對中國各地2162個生產隊進行抽樣經濟調查的結果。調查反映，從1965年到1976年的11年間，這部分生產隊的6種主要糧食作物平均畝產量由116公斤提高到158公斤，增長35%；而同期每畝糧食成本由26.2元提高到40.5元，增長54%；每個勞動日值由0.70元減少到0.56元，下降20%。1978年，江蘇某縣糧食畝產量超過650公斤，而每增長0.5公斤糧食，卻要虧損1分錢。山丘圩灣俱全、氣候溫和、雨量充沛、自然條件得天獨厚的安徽六安地區，糧食產量由1949年的9億公斤增加到1979年的22億公斤，單產由84公斤提高到200公斤，年平均遞增3%左右。農民人均收入直到1979年仍隻有25元，收入在60元以下的窮隊占48.30%，有47.60%的農戶年終超支拖欠。而耐人尋味的是，改革前在全國出現的一大批高產窮隊中，它們多數都是先進社隊，錦旗獎狀令隊部辦公室“四壁增輝”。但是，獲取這些榮譽都是以農民連年增產，收入連續下降為代價的。這就是典型的先進地區的貧窮。
這種由先進致貧的主要原因是長期以來城鄉之間、工農之間不等價交換政策所致。1952耀1989年國家通過工農業產品剪刀差從農業中提取9716.75億元，加上農業稅1215.86億元，共達10932.61億元，扣除同期國家財政各項支農（含對農村的社會救濟）資金3792.56億元，農業資金淨流出量達7140.05億元，即農業新創造價值的1/5左右被國家拿走了。僅按此計算，國家對農業取與給之比為3：1。
世界工業國家的經濟發展史表明，農業餘量規模對工業化推進有舉足輕重的作用。據貝羅赫估計，西方國家在產業革命前的40耀60年中，農業生產率增長40%左右。表明國家工業的起飛，必須要以農業的長期積累作為啟動資本。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經濟首先麵臨的任務是迅速實現工業化。當時國際上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封鎖和禁運，使中國不可能從外部取得工業啟動所需的資金和物質條件，從而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政策就構成了中國工業化積累的基本形式。
長期以來，盡管比值剪刀差絕對額時大時小，但作為一種積累機製，始終以低於社會價值水平的低價格保持著農產品的供給，保證了整個社會基本生活必需品的供應和大致平均，同時又為工業化提供了廉價的原料和勞動力。這使得中國一舉跳過了低收入國家發展初期共同麵臨的“低水平增長陷阱”，因此，這種形式在曆史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但是，當“剪刀差”成功地發動現代增長之後，如果仍然以這種行政方式作為持續積累的機製，其種種弊端就顯示出來。首先，50年代初期，由於農產品收購價格較低，存在著國家向農民征過頭糧的傾向，國家在征購糧食時遇到了一係列困難。一些農民變相拒絕賣糧，各地曾出現競相提價購買糧食的現象，黑市交易也一度出現，加大了國家征糧工作的成本。從這層意義上講，農業合作化之所以由初級社、高級社迅速推進到人民公社的極端形式，有著深刻的經濟原因。事實上，正是這種體製提供了國家控製農業產出和農村基層經濟單位的手段，從而為“剪刀差”的運行提供了體製上的保證。與此同時，問題的另一方麵卻被忽視，即這種體製的形式是以犧牲農業效率為代價的。其次，國家規定的農產品價格實際上閹割了價格的市場功能，農產品價格既不能反映農產品的稀缺，又不能刺激農產品的供給。再次，為保證“剪刀差”順利運行，避免市場價格的衝擊，在很長一個時期裏，國家把主要農副產品集貿市場作為“資本主義尾巴”全部取締。“剪刀差”不僅以犧牲農民的整體利益來換取工業部門的增長，同時在農業內部也犧牲農民商品意識和個人發展機會，窒息農業經濟活力。這就是中國農村無論是落後地區還是先進地區都普遍貧困的主要原因。
70年代末，當中國農村長期普遍貧困，維係“剪刀差”運行的、以非物質刺激為主要特征的人民公社體製難以維持和提供有效的供給時，中國工業發展受到極大製約。為了保證穩定的積累來源，消除農業長期停滯為工業增長造成的主要障礙，政府不得不痛下決心，大幅度提高主要農產品價格和大規模從國外進口糧食，以便給中國農村以休養生息的喘息機會。80年代，中國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的普遍推行，並非中國領導決策層的主觀意誌所為，而是由於深刻的經濟原因所致。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之所以演變成一種客觀的必然選擇，是因為國家既拿不出更多的資金，也提不出更好的方案來打破農業領域長期的沉悶，以有效地解決工業積累和改變農村長期貧困的局麵。然而，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的實施，其意義並不僅僅在於為國家提供了更多的糧食和積累，而在於農民掙脫了傳統體製束縛的桎梏，獲得了自由支配自己勞動和生產資料的權利，並同土地實現了直接結合。農民的自我意識終於有了經濟依托。
在“剪刀差”的利益反差比較下，城鄉隔離的製度屏障被打破，成千上萬從承包製帶來的效率解放出來的剩餘勞動力湧入非農產業，鄉鎮工業異軍突起，國家工業一統天下的格局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以國家為主體的工業化和農民為主體的工業化並舉的雙重工業格局。1980耀1988年，全國社會總產值增加了1.46倍，其中鄉鎮企業的貢獻占31.3%；1978耀1988年，鄉鎮企業向國家繳納稅金增加13.2倍，平均每年遞增31.4%，遠遠高於同期國家財政收入8.3%的增長速度；在1978耀1988年國家財政收入的增長中，鄉鎮企業占21.63%，其中1985耀1988年間高達50.87%；從1978耀1988年，農村人均純收入由133.57元增加到545元，鄉鎮企業的貢獻占33.7%；從1978耀1988年，鄉鎮企業共吸收農業剩餘勞動力6700多萬人，平均每年以吸收672萬人的速度增長。到1988年，鄉鎮企業就業勞動力已達9545.46萬人，占農村勞動力總數的25.3%；鄉鎮企業每年還拿出大量的資金用於“以工補農”和鄉鎮建設，發展農村社會福利事業和教育事業，1978耀1988年這10年間，僅鄉鎮企業用於支援農業發展的資金就達162.8億元。農村工業化的偉大意義並不僅僅在於它為中國工業化提供了第二條道路，而在於中國農民真正以主人翁的姿態參與了中國工業增長的進程，並與城市共同分享現代經濟增長帶來的利益。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和鄉鎮企業是中國農民的兩大創舉，它是對行政性“剪刀差”以及維係其運行體製的反對和抗爭，中國農村從整體水平上由貧困迅速實現溫飽概源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