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貧困與社會穩定
中國曆史上曆次社會大變遷幾乎都直接或間接與農村貧困有關。千百年來，貧困就像幽靈一般，時而隱於沉寂，時而顯於驟變。在曆史上有文字記載的20多個朝代中，曾爆發過上百次農民起義。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每個朝代建立之初大多有“均貧富，分田地”之類的“德政”。幾乎可說，在中國曆史上一係列轟轟烈烈的社會大動蕩的背後，都隱藏著更為深刻的經濟原因――即為擺脫難以為繼的貧困生活，中國農民一次又一次挺起自己的脊梁，向高度集中的土地製度和不合理的收益分配方式宣戰。“百姓愁苦，同心而患秦。”公元前207年七月，陳勝、吳廣領導的第一次農民起義轟然爆發了。
“吾疾貧富不均。”北宋建立後才33年，瀕於饑餓破產境地的農民在四川爆發了大規模的農民起義――王小波、李順起義，為反對土地高度集中的封建製度，中國農民第一次把“均貧富”三個大字明確地寫在自己的戰旗上。
明末崇禎即位前，陝西連年災荒，“野無青草，十室九空”，人民無法生活。“均田免糧”、“平買平賣”已是眾望所歸，於是由李自成領導的、曆史上最蔚為壯觀的農民大起義爆發了。然而，不幸的是，為擺脫貧困、爭取生存權利的廣大貧苦農民以鮮血和生命為代價換來的卻是封建秩序的恢複。隨著新的政權的建立與鞏固，農民的強烈呼聲一次又一次被淡化了，貧困依然籠罩著中國廣大農村。自然，國家也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一次又一次動亂的惡性循環之中。曆史一再告誡人們，忽視農村的貧困，將危及國家的長治久安。
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順應曆史的潮流，以反映農民切身利益的土地製度變革為先導，首先緊緊抓住了農民這支革命生力軍。“打土豪，分田地”，這富有感召力和戰鬥性的六個大字把千百年來農民對土地的渴望真正地表達出來，農民的社會公平意識被喚醒了，農民對人身自由的企盼似乎在不太遙遠的將來就會實現。中國共產黨正是依靠懷著這種樸素理想的一支革命力量，從廣大農村吹響了向城市進軍的號角，從而迎來了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和50年代前半期中國農村經濟發展的巨大成功。
貧窮而勤勞的農民似乎實現了夢想，終於擁有了一塊屬於自己並賴以生存的土地。生產關係的變革解放了生產力，農民生產的積極性和能動性出現了空前的高漲，苦心經營與辛勤勞作帶來了可觀的收益。同樣，農業增長為國家作出的巨大貢獻也是顯而易見的。這些增長表明了農民對新經濟機會的反應：尊重農民，通過普遍增加生產而追求個人財富；尊重農民對生產方式的自願選擇，隻要國家沿著這個方向走下去，向貧困告別似乎成為中國農民不太遙遠的目標。
偉大的勝利激勵人們實現更偉大的目標，土地改革和農業合作化的曆史性勝利激勵著人們去超越曆史。曆史悲劇終於發生。在勝利麵前，人們沒有保持清醒的頭腦，把實行土地政策和物質利益原則政策的勝利誤認為是主觀意誌的勝利，因而滋長了一種越“大”越好、越“公”越好的“左”的觀念，不顧條件地追求“超級過渡”，用強製手段實行人民公社型的集體化，企圖通過“窮過渡”的捷徑跨入“共產主義”。一時之間，人民公社化的浪潮無情席卷了全國。農民不僅被剝奪了土地和生產資料的所有權，而且連耕作經營的自主權也喪失殆盡，“大鍋飯”、“一平二調”取代了“物質利益分配原則”，農民的感情受到極大傷害，生產積極性被嚴重挫傷，這種狀況一直延續到20世紀70年代末。20多年來農民仿佛做了一場噩夢，貧困的陰影始終籠罩著災難深重的中國農民。
回顧曆史的不幸是痛苦的。從1957耀1977年，一組組冰冷的數字令人心寒，這一時期的農村經濟是一次曆史的大倒退。
1958年開始的“大躍進”到三年困難時期，中國國民經濟出現了嚴重困難，農村普遍出現大饑荒。中國農村非正常死亡人數以千萬計。
1976耀1977年的統計顯示，中國約有200多個縣仍停留在解放初期的水平。1977年，全國80%的生產隊人均收入不足100元，其中有1/3在50元以下。
1978年中國的國民經濟已接近崩潰的邊緣，其中農業尤為突出：全國農民人均收入為134元，絕大多數地區的農民辛苦勞作一整天，工分值也不過0.30元左右，有的貧困地區竟在0.08耀0.22元之間，也就是說，勞累一天的價值與一盒火柴的價格差不多。駭人聽聞的貧困和低效勞動長期以來被表麵的政治熱浪所淹沒。1978年與1956年相比，中國農民每年消費的大米、小麥等主食的水平不僅沒有上升，反而有所下降；牛羊肉的年消費水平下降近1倍，年人均消費量僅為0.58公斤。更為嚴重的是，這種低收入的貧困農村人口竟占共和國人口總數的80%。
70年代末，當中國農民從噩夢中醒來時，他們發現：幻想破滅了，“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人定勝天”的豪言壯語，“一大二公”的經濟體製，永無休止的政治說教，馬拉鬆接力式的“運動”，非但沒有給他們帶來多少實惠，反而使他們陷入生活的困境。
農業經濟的長期停滯，積重難返的農業問題，已成為中國工業進一步發展的嚴重障礙。1979年，中國政府在嚴峻的現實麵前作出兩大決策：一是從本來就十分短缺的工業發展基金中切出一塊，用於大幅度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主要的農產品一次性提價高達15%耀35%；二是準備大規模長期地進口糧食。僅1980年從美國進口糧食就花費約20億美元。提高農產品價格的刺激、糧食需求環境相對寬鬆而帶來的農業政策的鬆動，以及政治上要求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呼聲，為一場默默的、自下而上的偉大變革提供了曆史性契機。
以擺脫貧困的強烈渴望和衝動為動力，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最先在那些“吃糧靠返銷，花錢靠救濟”的山區、災區、貧困地區和偏遠山區自發地展開。以戶承包的經營方式一出現，便顯示出強大的生命力，產生了出乎人們意料的經濟活力和社會共鳴。到1985年，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已蔓延到全國，成為中國農村微觀經濟的基本組織形式。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的推行，衝破了傳統體製的束縛，農民天然的勞動權利和合法收益獲得承認，長期受到抑製的農民內在衝動獲得釋放，勞動生產率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同時，長期以來在人民公社體製下掩蓋的農村勞動力嚴重過剩的危機也暴露出來了。中國農村剩餘勞動力大軍何處去？從擁有土地經營支配權中獲得對自身勞動自由支配的中國農民，依靠自己開始了艱苦的自立選擇。在利益比較的驅使下，鄉鎮企業成為中國農村第二個經濟成長點。
短短數年間，中國農民不但使諸多的農業產量創造了曆史上的最高記錄，而且還在不要國家投資的前提下，實現了農村剩餘勞動力大規模向非農產業的曆史性轉移。1984年中國糧食產量比1978年增長33%；棉花增長189%；以農業產值衡量的農村勞動生產率增長113%；農村社會總產值增長140%。而在這一係列增長的背後，是同期國家農業投資的減少，國家整個“六五”計劃期間的農業基本建設投資按絕對值計算比“五五”計劃期間減少了33%。農村改革不僅使中國有更多的力量投入工業化建設，而且使中國長期的農村貧困狀況得以緩解。根據中國官方首次公布的70年代農村貧困情況，盡管以人均年收入50元作為絕對貧困線是一個過低的標準，但是在1977年仍有22.5%的縣人均分配收入低於50元；1977耀1979年人均集體分配收入連續三年低於50元的持續貧困縣為221個，占總縣數的9.6%；連續三年人均分配收入低於50元的持續貧困人口達8787萬人，占1978年農村人口的10.8%。但是，到1985年，全國農村人均收入達到397.6元，不足200元的低收入人口占農村總人口的12.2%，約1.02億人，其中人均收入不足150元的有4000萬人，占農村人口總數的4.4%。
曆史的腳步走到今天，改革開放的政策效應使農村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大多數地區，貧困已成為曆史。短短的十幾年裏，中國農村的緩貧和脫貧速度令世界矚目震驚。然而，興奮之餘，一些新的現象也不得不令我們憂心忡忡。中國畢竟是一個幅員遼闊，有著960萬平方公裏國土、300萬平方公裏海洋國土、12億人口的農業大國，其地理、曆史、經濟、文化、社會各方麵發展極不平衡，商品經濟的大潮對各個地區的經濟發展既是一次難得的曆史機遇，又是一場嚴峻的挑戰。自80年代以來，中國農村貧困地區的分布日益表現出區域性的特征。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國家政策的區域性傾斜，各地域之間經濟發展差距呈現擴大的趨勢。
1985年中央兩位領導同誌在視察江西省後指出，他們去過的老區，收入在120元以下的貧困戶約占1/3左右。這些貧困戶缺糧、缺油、缺衣被、缺錢、缺醫少藥、缺生產資料，生產和生活都有較大困難。在一次全省老區工作會議上，江西省委書記萬紹芬不無沉痛地說：“解放30多年了，在埋著25萬有名有姓的烈士忠骨的老區土地上，還存在著缺衣少糧的貧困戶占總戶數1/3的這種貧窮狀況，每個幹部都不應對此無動於衷。老區的狀況如何，不僅在我省，而且在全國，甚至全世界都有很大的政治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