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既是一個大國經濟，又是一個發展中經濟，人均經濟實力還不強，在一定程度上說明它的發展空間很大。改革20多年來以9%以上的年均速度增長，不僅在中國經濟發展史上是一個奇跡，而且在同期的世界經濟發展記錄中也是一個不可低估的成就。到2010年時，仍將保持8%耀9%的發展速度，在這樣一個基礎上，才有希望21世紀中葉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完成“三步走戰略”。中國經濟的繁榮，不僅會加速中國自身的現代化進程，而且將對世界經濟發展和人類和平事業作出巨大貢獻。那種認為“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對世界是一個威脅”的看法毫無根據，完全別有用心。無論世界風雲怎麼變幻，中國都將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走自己的路，使中國的可持續發展全麵實現。
（6）關於扶貧計劃的創見
貧困問題是古今中外國家主政者所需解決的問題之一。可是問題的內涵卻隨時空不同而有相當程度的差異。即以20世紀中期而言，由於經濟發展需要，全世界各地都在推行土地改革，先是以地權為主要焦點，其後擴展為農業結構改革，最終以鄉村綜合發展為目標。使發展中國家的人民，在經濟成長的過程中，獲得應有的最低生活水準，不致造成貧富極為懸殊現象的持續存在。即使富甲全球的美國，在20世紀70年代亦為鄉村貧窮費盡了心血，不但予以政策支援，並研商可行措施付之實行。事實上，貧窮問題用現代經濟術語而言，就是“失業問題”。失業問題的複雜性三言兩語說不清楚，而且幾乎是常態。這也就是為什麼凱恩斯提出要創造就業機會，發展總體經濟或宏觀經濟的理論。失業情況中，除了個人因素外，有些是製度體係下所產生或忽略的，更須特別去解決。“亞太四小龍”在過去40年由貧而富過程中，是“富”與“均”同時達成。“亞太四小龍”的特征與重要性也就在於發展出特有的“東方式市場經濟”。但經濟的繼續發展，在尋求經濟規模及比較利益的原則下，某些產業及地區經濟發展與大趨勢漸行漸遠，需要政府注意並加以輔導而調整。“亞太四小龍”在20世紀70年代的農業以及目前所存在的偏遠地區發展情況，正是“豐富中的貧窮”現象。
中國的西部，包括西南和西北，擁有全國差不多1/2土地和人民，其中有40多個少數民族，有著多種多樣的物力和人力資源，是一個潛在的巨大市場。隻是目前的發展滯後，同東部相比，差距越來越大。如何縮小差距，正確引導東部乃至國際資金和先進技術、管理經驗等逐步向西部延伸，加快西部的發展進程，就成了緊迫性問題，很值得研究和探討。
中國中、西、北部地區的人口大多數處在最艱苦、最邊遠的地區，使這部分人脫貧、解決溫飽難度也最大，所以叫做攻堅計劃。一旦實現了這個計劃，就意味著中國將告別絕對貧困的曆史，從此邁上小康之路，並可能在21世紀實現全民族的共同富裕。實現這個計劃，一方麵要靠國家的重視和扶持，當地人民的奮發圖強精神，同時，還需要社會各界和國內外熱心人士大力支持。
根據“亞太四小龍”經驗來探討中國“扶貧計劃”實施，可從三個大方向討論：貧困範圍的確立、解決方法的選定，以及整個計劃與個別計劃執行的評估。
貧困範圍至少可分對地區及對人兩種。在對地區方麵，因貧窮水準的確定是一個相對概念，隨經濟發展程度及探討的年代時期而有所不同，因而在上世紀50年代，整個亞太地區在國際上是貧窮落後地區，而到了90年代，“亞太四小龍”已是經濟發達地區。在對人方麵，農業中種植糧食作物的收入最差，生活水平低，必須要有其他收入來源，方可維持收支平衡局麵。偏遠地區更因基本設施不健全，生活更加艱困。
中國“扶貧計劃”早期所定“溫飽”水準，使貧困人口自1978年2.5億人減至2000年的4000萬人。自1986年注意貧困地區以來，已自國庫年撥100億人民幣，作為補助及低利貸款；又於1989年成立“中國扶貧基金會”，並撥10億人民幣為基金，通過組織向世界各國爭取贈與和宣傳各項發展計劃，尋求投資及技術合作，共同開發“目前是貧困”但“深具發展潛力”的地區，使貧困現象解決由救濟型變為開發型。當改革深化之後，地區成長差異將隨自然賦予、管理技能及基本設施健全而不同速度地發展。因此貧困地區及職業群會逐漸變化，必須注意它們的發展，適時提出改進之道。美國學者律斯金在討論中國鄉村貧窮的偏僻性和分散性時，在設定一貧困水準後，發現目前所采用的是屬於生態模式，僅包括小部分人口；反之，若采用社經模式，則同樣資料顯現出貧困人口散布全國，即使發達的東部沿岸，如山東、河北等地亦包含其中。嚴格地說，貧困範圍的確定是項非常複雜需要詳細討論的課題。另外都市過分地發展，超出了它應有規模所引起的交通擁擠、空氣質量的惡化以及街頭的盲流與失業群，又是另一形態的貧窮。因此貧窮的範圍是個不定式，要不時來確定。
中央政府在選擇扶貧戰略時，應充分考慮以下兩個因素影響：第一，實行政府機構和財政體製改革以後，地方政府的權力明顯增大，地方政府的行為有可能偏離中央政府設定的目標，特別是在地方政府追求的主要目標和中央政府確定的扶貧戰略目標發生抵觸或衝突時，中央政府希望主要依靠政府係統來保證地區經濟增長的利益主要流向目標窮人的設想可能會落空；第二，希望主要依靠政府係統來保證地區經濟增長的利益主要流向目標窮人的設想，同樣沒有充分考慮在市場體製建立和發展的情況下，如何避免政府行為與市場行為的衝突。事實上，正是由於沒有充分考慮這兩個因素的影響而過高估計了政府在對地區經濟增長成果分配中的作用，引起了不少問題和麻煩。我們先看一看地方政府行為的影響。在貧困地區，地方財政緊張是一個長期存在的嚴重問題，相當多的縣不能按時按量發工資、報銷差旅費和醫藥費，嚴重影響這些縣工作的正常運轉。在這種情況下，地方政府首先考慮的是如何增加地方財政收入，隻有當減少貧困的目標與增加地方財政收入的目標能統一在同一區域經濟發展戰略時，地方政府的行為才有可能與中央政府擬定的扶貧戰略相吻合。可是中國過去和多數發展中國家的扶貧經驗表明，發展農業和開展勞務輸出是減緩絕對貧困的兩個主要有效途徑，但是它們對增加地方財政收入的直接貢獻都是非常小的。因此，貧困地區的地方政府往往都傾向於選擇以縣辦工業和鄉鎮企業為主要支持對象的區域經濟發展戰略。在許多貧困地區出現的扶貧資金隻有較小一部分直接用於貧困戶的情況與地方政府在地方財政緊張情況下所選擇的發展戰略有著密切的關係，這也使得中央政府的扶貧戰略設定的方式難以奏效。另外，中央政府的扶貧戰略較多地強調了政府的作用，忽視了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主體作用，既造成扶貧資源的浪費和不合理使用，也是導致銀行無法完整、有效地參加到扶貧戰略實施中來的一個主要原因。由地方政府幹部的信息不準確或其他原因引起的扶貧資金分配不當、資金浪費或使用低效的事例，在貧困地區屢見不鮮；地方政府和銀行之間在對扶貧資金使用上發生分歧的情況也時有發生。這些問題固然與扶貧管理體製有關，但扶貧戰略設計中存在的問題同樣應對此負責。
中國現行的扶貧戰略是在特定的曆史和現實背景下形成的。這是一種將扶助窮人與實現貧困地區經濟發展相結合的戰略，但由於它的實現過多地依靠地方政府的參與，客觀上也就將扶貧置於傳統的計劃經濟體製下運行，導致計劃體製的諸多弊端在扶貧中體現出來。而且區域開發扶貧戰略，一方麵把非貧困地區的窮人排除在外；另一方麵不可避免地也使貧困地區的非窮人受了益。另外，這種戰略用於邊際土地地區，不僅難以取得較好的扶貧效果，而且因把本不該屬於扶貧的國土開發和整治目標列入扶貧計劃，無形中也減少了有限的正常扶貧資金的實際使用規模，從而影響了扶貧的進程。當前，總的反貧困可持續發展戰略是：第一，逐步實現從以區域開發扶貧為主的戰略向直接瞄準貧困人口的扶貧戰略轉變；第二，形成包括就地開發扶貧、幫助貧困勞動力遷移和輸出與配套的農村社會保障體係相結合的三軌式扶貧戰略。在適宜進行就地開發扶貧的地區，主要采取區域開發和扶貧結合的方式；對於當地不能很好解決就業的地區，通過加強技術培訓和其他相關的服務，幫助貧困勞動力和人口遷移出來或到外地尋找就業機會，對於喪失勞動能力的貧困戶，主要通過建立有效的農村社會保障體係維持基本生活。第三，盡快將扶貧轉向主要依靠市場運行的軌道上來，但考慮到扶貧工作的特殊性，應該在政府幫助提供扶貧資源和對扶貧資源使用的效益進行監督的條件下，將資源分配的中間過程交給市場去進行。在這方麵，加快銀行管理體製的轉換和促進其他非政府中介機構的成長是兩個非常重要的前提條件。第四，對邊際土地貧困地區的開發和整治，應與扶貧分別處理，或者列入扶貧“特區”，由政府提供其他專門的資源、采取特殊政策來解決。
中國政府為解決貧困采用“扶貧計劃”的方向值得肯定。在解決方法上放棄了傳統的給予方式而提倡自力更生與自助的精神。目前所采取的以工代賑方式值得廣為宣傳並加強實施；“亞太四小龍”早期應用美國480公法的措施亦有異曲同工之效，但是借何種方法扶助脫離貧困的情況，研究者經過“行萬裏鄉路，交八方窮友”的調查研究後，總結出以下幾項原則：
因地製宜，因勢利導，順其自然，充分利用地方資源。對於解決問題的途徑，發展至今，常言道不要代當地居民解決（不要給魚）而是教導他們方法自己去解決問題（教捕魚的方法）。會捕魚並具備舉一反三的能力可用來解決其他問題；但在“無魚”的情況下，真是“英雄無用武之地”。農業在產業三級分類中已是收入偏低的類型，如何在高山石頭區裏發展農業？雖不是“緣木（石）求魚”，至少也有“竭澤而漁”之嫌！中華民族能屹立世界5000年，主要在善用（保育利用）自然資源，特別是中原糧食供應休養生息。但不能因短期利益犧牲民族今後5000年子孫生計。宜避免掠奪式經營，杜絕殺雞取卵的做法，減少破壞生態環境。源頭值得重視，應特別保護。從另一角度來看，多位有關專家都宣稱貧困地區往往礦藏豐富，但交通情況仍有加強餘地，特別是國道體係建立，這些項目似乎更可提供民眾就業機會。中、西、北部貧困地區人口外流至沿海地帶形成“民工潮”，提醒中國決策者和研究者更需要發展當地的產業及建設交通等基本設施，增加開發遊憩資源，使內陸發展起步，再進一步追趕其他區域。
確保永續發展，應備有替選方案作為比較選擇（如另行安置高山區居民）。鑒於保育及環保觀念，再加上社會經濟因素，某些地區實在不適宜人類從事生產及生活的活動，而且為求符合鄉村社區發展規律，散戶有集中必要。事實上，政府已注意到改變就地解決途徑而采取勞務輸出、移民開發及異地開發以解決區域劣勢。但是哪些村子須先辦理則須做選擇。根據“亞太四小龍”經驗，共建立了12項指標詳分和確定首先須要解決的村子：自籌財政能力、人口密度、自來水普及率（在中國內地可為水源距離）、農漁民人口率、低收入戶比及人口淨遷移率等六項指標為準排名次，並將名次當成分數打分，再加上離都會區公裏數、離最近交通道公裏數、離鄉村治所公裏數、離附近名勝古跡公裏數、基礎建設經費及排水整建經費等六項指標給予5、10、15分的權數打分，再依加總排定名次。一般而言，指標值愈小，排列名次前；資料數值愈大，權數愈小。若資料沒填列者給予20分，用以凸顯各村之間差異性。依名次排名打分及權數打分後，將1耀12項指標分數相加而得總分。再將總分依小而大排列，總分愈小，排名愈前應最先予以解決。
民眾參與決策，可發揮承諾功能，有助執行。“亞太四小龍”在20世紀50年代推行農業發展時，“農村複興聯合委員會”（JCRR）對協助農村及農民提出了人助自助原則以及其他基本方針：當地必須明顯表示出需要計劃的服務與活動；利益必須是公平的分配在所在地；當地必須有具資格的機構人員運用計劃協助。任一特殊方案在推廣應用前必須顯示出可行性。某些方式和活動必須避免。該會政策是協助當地機構及組織茁壯成長。貧窮是地方性問題，必須當地人參與，因此意願的表示及行動，才是上級政府及機構可以協助解決的。在這種過程中，地方上非正式組織領袖產生必須鼓勵。事實上，改革開放後，鄉村企業的蓬勃發展正是某些農民特殊才能的表現。而人才的發掘與培育正是關鍵之關鍵。
充分利用人力資源及發展技職教育，提升人力素質品級。教育常是致貧原因很重要的因素，實在有必要對基本教育徹底執行下決心。既然扶貧計劃是自助式的計劃，當地人民的想法與做法必須要能自成一套，言之成理；則人民的知識水平成為脫貧的動力。美國一位名人曾說“一個國家的實力，是全國國民知識水準的累積”。由此可知先進國家極其重視教育健全與國民知識水準提升。今日中國人口眾多，但要成為人力資源並充分利用建設國家，尚需付出教育投資，使人口成為人力資源以竟全功。除必要的國民教育外，應發展技術及職業教育，實現中國人常說的“家財萬貫，不如一技在身”。教育是萬年大計，至少可從三方麵下手，部分彌補教育功能：其一，開放文化障礙。實施國民教育免費製度及強迫製度。換言之，國家完全負擔學生衣食住行四方麵費用，如此可免除家庭背景貧富不同差異。也就是每個國民必須是有知識的。為解決刻不容緩、義不容辭的“天職”問題，可舉辦小型推廣會議、講習會等短期技術訓練，時間可為一、二小時或一、二日。讓當地居民對所處問題有思考能力及提出解決方法。其二，舉行示範經營觀摩會。不論農家或中小企業凡經營成功的，責成有關機關安排附近或鄰區居民觀摩，同時邀請學校或機關教師及專家予以講解。其三，鼓勵創新科技發展。依“亞太四小龍”經驗，很多農業產品的改良是農家在參觀及收集資料後研究而成的。小中企業的興盛就是循著相似模式進行的，其中資訊發達是促成因素之一。中國各地區青少年發展基金會可為消息傳遞及散播的媒介。
對於所提出的計劃，無論是整個方案（宏觀措施），還是地區計劃（中部或西部地區）或村裏計劃（如丹鳳縣商鎮龍王溝村禽畜發展措施），均應評估利弊得失，加以推廣或拒絕該項計劃發展。對於村裏存在問題提出質疑是實地考察的主要心得與發現，對於扶貧計劃實施成效深具影響。因此可行性評估實為首先須執行的步驟。移村計劃應包括可能地點、基本建設、今後發展及其經費概估。若為規劃村裏，根據經驗，首須解決交通及飲水等基本設施，再討論到產業發展、社經建設及環境保育利用等項目。這種概略性的評估仍須具有專業知識水準的專家加以研究。事實上，這些討論是考慮地區性比較利益及區域發展理論應用。另外，還要加強經濟評估（包括環境評估）實施。經濟評估不但是針對區域計劃、村裏規劃，而且也須針對投資項目計劃。一項投資計劃可行性分析常是投資者的主要依據，詳盡程度不言而喻。在“扶貧計劃”實施過程中，對於有限的公共財源和吸引外來資金合作以及技術支援，必須顯示出計劃的可行性及效益，足以顯示為發展型。而評估中應具備滿足居民基本功能與服務、環境的適應以及潛力發展方向等項目。
“扶貧計劃”是項長期的措施，不但需要熱心、專心、信心與決心，也需要科技智能與社會經濟學科應用。在運作過程中必須遵循客觀規律，利用有限資源（財力、人力、物力）達到預期效果。順應與尊重自然與環境，謀求最適合發展，強調生態重要性；提升人力品質，抓住創造發展契機；加強經濟評估，尊重市場機製，取得事半功倍效果；配合基本設施建設，樹立居民自立創業意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