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西部民族地區與東部發達地區發展差距是曆史造成的。舊中國、曆代統治階級奉行民族歧視和不平等政策，導致民族地區與漢族地區發展不平衡。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前，我國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經濟凋敝，交通閉塞，社會製度落後，人民生活困苦。在工業發展指標方麵，地處東部沿海地區的遼寧、河北、山東、江蘇、浙江、福建、廣東等七省和北京、天津、上海三市，集中了全國75%以上的工業總產值，而占全國總麵積40%以上的少數民族地區則僅擁有3.8%的全國工業總產值；東部地區的上海、遼寧、天津三省市在1949年的工業總產值分別為35.06、11.91、6.93億元，而全國少數民族地區的工業總產值1949年合計隻有5.4億元。工業總產值最高的上海與最低的寧夏相比，兩者竟差292倍。在交通運輸方麵，少數民族地區僅擁有0.35萬公裏的鐵路運營裏程，僅占全國總量的5.5%，其中新疆、青海、寧夏、貴州和四川的民族地區根本沒有鐵路。在社會政治製度方麵，近600萬少數民族人口在1949年仍徘徊在封建製和奴隸製時代，其中80餘萬人尚處在原始社會末期，這與商品經濟初步發展的東部地區相比可謂天壤之別。
從投資政策上看，20世紀六七十年代，西部地區相當部分省區，如內蒙古、寧夏、甘肅、新疆、西藏等，一直是“反帝反修”的前哨，國家投資嚴重不足。改革開放以來，由於受東、中、西“梯度發展理論”的影響，國家投資的重點又主要在東部沿海地區。“六五”期間（1981耀1985年），全國基本建設投資3410.09億元，其中民族地區隻有344.71億元，占投資總量的10.10%；“七五”期間（1986耀1990年），全國基本建設投資7364.55億元，其中民族地區隻有662.88億元，占投資總量的8.46%。僅“七五”期間，國家在民族地區的基本建設投資便下降了1.54個百分點。再從全國固定資產投資看，“六五”和“七五”期間，東部沿海地區12個省市全民所有製投資占全國份額從42%上升到52%，淨增達10個百分點，而以民族自治地方為主的西部地區則從16.3%下降到15.9%。淨減0.4個百分點。
從財政政策上看，80年代中期以來，國家為緩解中央財政的困難，對全國采取“一刀切”的政策，不僅取消原來給予西部民族地區的一些照顧，而且還與其他省市一樣實行兩個10%的辦法，即從1987年起，中央對西部民族地區也按正常支出借款10%，並扣減補助基數；從1988年起，又取消定額補貼每年遞增10%的照顧政策。僅這兩個10%，就使西部民族地區從1987耀2000年的13年間，共減少可用財力數百億元，造成西部民族地區地方財政收支差額不斷擴大，赤字連年增加。
從改革開放政策上看，80年代以來，我國實行由沿海到沿邊、沿江、沿主要鐵路線和內陸省會城市的梯度推進的對外開放戰略，使東部沿海地區借助地緣優勢和國家給予的優惠政策，加快改革開放步伐。沿海地區在發展中超前試驗，領先一步，較為靈活地運用市場機製，搶先發展一些投資回報率高的產業，迅速躍上經濟發展的快車道，東西差距由此不斷拉大。
西部少數民族地區基礎設施和現代工業是在計劃經濟時期建立和發展起來的，計劃經濟體製對民族地區的影響和作用遠遠超過東部發達地區。傳統的計劃經濟觀念仍然束縛著人們的思想。不少人仍把個體私營經濟同資本主義等同起來，姓“資”姓“社”的問題沒有從根本上得到解決；“小富即安”、“肥水不流外人田”、“怕吃虧上當”以及計劃經濟體製下形成的“等、靠、要”等保守依賴思想，嚴重影響西部民族地區的改革開放和社會發展。
勞動力素質，特別是文化科技素質低下，是製約西部民族地區發展的重要因素。我國西部地區人口的文化科技素質低於東部地區和全國平均水平，而西部地區少數民族人口的文化素質則更低。據《經濟參考報》報道，2000年全國全員勞動生產率平均為43161元/人，上海為68555元/人；北京、天津、江蘇、浙江、廣東為50000元/人；貴州、青海為35000元/人；內蒙古僅為31000元/人，相當於全國平均水平的81%，上海的46%。勞動力素質低下，直接影響西部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
從我國目前的情況來看，地區發展極不平衡，特別是西部民族地區與東部沿海發達地區差距拉大，對我國社會經濟和政治生活產生種種不利影響，阻礙現代化的進程和社會的持續、穩定、健康發展。
西部民族地區與東部沿海發達地區發展差距拉大，嚴重影響我國社會發展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目標的實現。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和目標是大力發展生產力，滿足全體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同樣，兩極分化也不是社會主義，是與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社會發展目標以及各民族共同繁榮背道而馳的。當前我國社會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地區發展差距拉大問題，已明顯影響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阻礙社會主義發展和現代化建設目標的實現。
西部民族地區與東部沿海地區發展差距拉大，不利於國家生產的合理布局和地區經濟的協調發展。經濟發展表明，地區發展差距的大小與生產力是否合理布局、經濟能否協調發展互為因果。中國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既離不開東部沿海發達地區的發展，也離不開西部民族地區的經濟振興。放任地區發展差距的拉大，或不能盡快縮小地區發展差距，其結果隻能是加劇生產力布局以及資源流向和配置的不合理，導致經濟畸形發展，最終危及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社會持續、穩定、健康、協調發展。
由於西部民族地區與東部發達地區發展差距的進一步拉大，加劇了我國地區間、民族間社會經濟發展不平衡矛盾，助長了地方保護主義和分離主義傾向，不利於民族團結、邊疆穩定和國家統一。在我國，少數民族在政治上已成為國家的主人。所謂民族平等問題，主要集中地表現在各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迫切要求加快經濟文化事業發展的問題上。因此，在新的曆史時期，做好民族工作、增強民族團結、維護國家統一的核心問題，就是要積極創造條件，加快發展民族地區經濟文化事業，遏製東部與西部民族地區發展差距擴大的趨勢，並逐步使之縮小，以便使各民族都能感受到社會主義大家庭的整體利益與各民族的自身利益的一致性，充分調動各民族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實現各民族的共同繁榮。相反，如果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發展長期滯後，與東部發達地區的差距越拉越大，久而久之，經濟問題必然演變為政治問題，危及國家安全和統一，成為導致國家動蕩和分裂的隱患。
地區發展不平衡，差距拉大，必然導致民族地區的社會心理失衡、價值取向扭曲、效率降低和不滿情緒。這個問題不解決，不僅影響民族地區的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而且也從根本上阻滯全國的經濟起飛。
正確認識我國社會發展中的地區發展差距，探索解決差距的對策和途徑，這是當代中國社會發展的重大課題。有一種觀點認為，我國西部民族地區與東部地區之間的經濟差距由來已久，而地區間發展不平衡既是一種國際現象，又是我國經濟快速增長中不可避免的結果，差距擴大符合客觀經濟規律，而且導致經濟差距拉大的主要因素將長期存在。隻要國家經濟日益強盛，地區間發展不平衡不會影響國家的穩定和社會的發展。這是極其錯誤的。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和目標是大力發展生產力，發展經濟，消除兩極分化，最終實現整體中華民族的共同富裕。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兩極分化，用一部分地區的經濟繁榮和發展來掩蓋或代替大部分地區的經濟落後同樣也不是社會主義。隻有逐步縮小地區發展差距，才能促進我國社會發展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才能最終實現當代中國社會發展和現代化建設的目標。
當前，對於西部民族地區來講，縮小地區發展差距，加快社會發展和現代化建設，需要處理和解決好以下一些深層次的現實問題。
其一，民族地區發展與國家政策的關係問題。西部民族地區要根據自己的實際，緊緊抓住國家發展戰略西移的機遇，選擇產業政策和區域政策的結合點，充分利用國家在政策、資金方麵優先發展的項目做文章，實現地方和中央傾斜政策的有機結合。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還要看到，國家實施經濟發展向西部傾斜是從全局和整體考慮的，要深刻領會傾斜政策的內涵，結合本地區的特點，積極探索開拓民族地區進入快速發展的切入點、突破口，依托資源優勢，摒棄保守、落後的思想，拓寬招商引資與“嫁接”、“聯姻”、協作領域，真正地把傾斜政策用足用好。
其二，脫貧致富與民族地區發展的問題。解決民族地區的貧困溫飽問題是一項基礎性工作，沒有民族地區的脫貧致富，就沒有民族地區的社會經濟發展，就不可能縮小西部地區與東部地區的差距。西部民族地區不僅經濟發展遠遠落後於東部地區，而且貧困程度全國最高。因此，要加快西部民族地區的社會經濟發展，就必須首先使廣大農牧民盡快脫貧致富。
其三，教育與民族地區發展的問題。社會發展取決於人口和勞動力素質的高低，而勞動力素質的提高有賴於教育。因此，大力發展教育事業，培養造就有文化、有知識、有技能的高素質的勞動力，是製定和實施西部民族地區社會發展戰略不可忽視的重要環節。發展教育首先要轉變以往的教育觀念，要把教育作為一種“優先產業”、“超級產業”來進行規劃、發展。在發展教育問題上要有戰略眼光，以教育來促進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
其四，“後發展”優勢與發展戰略選擇問題。立足差距，利用差距，認識優勢，促進轉換，擺脫“馬太效應”束縛，是發揮“後發展”優勢的出發點。西部民族地區“後發展”優勢包括三個方麵：一是“後發展”技術優勢，包括積極利用先發展地區證明成功的發展戰略、政策措施和具有成熟市場的產品生產技術以及科學管理經驗，積極參與競爭，節約時間，提高發展速度；二是“後發展”比較產業優勢，包括相對廉價的生產要素資源，如土地、勞動力、原材料以及相對高的環境容量；三是“後發展”地區的人文優勢，包括特色文化、民族傳統、地域性因素和發展期望。西部民族地區要逐步縮小與東部沿海發達地區的差距，趕上東部發達地區，沒有超常規的發展思路不行。因此，西部民族地區要加快發展，必須充分利用自身的“後發展”優勢，根據各自實際情況，選擇趕超發展戰略，力爭盡快縮小與東部發達地區的差距，振興地區經濟，推進社會發展。
加快西部發展僅靠西部民族地區自身努力是不夠的，還需要國家強有力的領導、協調和支持。
第一，建立西部民族地區發展基金。建立地區發展基金幫助落後地區的發展，是西方發達國家，特別是歐洲國家比較成功的經驗，值得借鑒。建立西部民族地區發展基金，是加速西部民族地區發展的一個重要手段和措施。這一發展基金的主要來源可由以下三部分構成：一是中央財政每年按一定的比例進行撥款；二是地方財政每年也按一定的比例上繳國家，西部民族地區發展基金，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具體比例可以不同；三是國內外各種組織和團體的捐款。通過這一基金，幫助西部民族地區加快地區經濟建設，促進社會發展。
第二，成立西部地區發展協調機構。改革開放興辦經濟特區之時，國務院成立了“特區辦”，對沿海經濟特區的發展起了指導和推動作用。國家經濟發展戰略西移，加快西部地區發展，同樣應當成立一個負責西部發展的協調機構。這個機構的職責是全麵組織實施中央提出的支持西部地區發展的五條重要措施，研究和處理西部民族地區在加快發展過程中麵臨的各種問題，及時向黨中央、國務院反饋西部民族地區的政策建議，協調東部與西部的分工與協作關係，鼓勵和引導東部和國外資金、技術、人才等生產要素向西部民族地區流動，推動西部民族地區的社會發展和現代化建設。
第三，製定西部民族地區經濟與社會發展法。經濟的發展，社會的進步，有賴於法律的促進和保障。通過立法，縮小西部地區與東部發達地區發展差距，促進少數民族地區經濟與社會發展的措施有法可依，用法律的形式來確保中央各項政策的貫徹執行。
（5）發展不平衡與經濟增長方式轉變
從今年開始到2010年，要全麵實現從計劃向市場經濟體製和從粗放型向集約型經濟增長的發展模式轉變。應該說，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工作，在改革之初就開始抓，後來有過幾次努力，但不盡如人意，主要原因是傳統體製約束。宏觀層次的投資、生產和產業組織安排，在很大程度上還是用計劃經濟的方式。在微觀層次，一方麵，國有企業的政企不分問題依然沒有解決，它們之間競爭不足，企業經濟結構特別是存量資本結構調整缺乏彈性，要素生產率低；另一方麵，農村鄉鎮企業和城市集體與私人經濟大多規模較小，過度分散，規模效益很低。在中觀層次，由於地方保護主義和區域分割現象嚴重，並且各地攀比速度成風，投資擴張衝動，爭鋪新攤子，上新項目。幾方麵的情況加在一起，雖然速度容易上去，但是，結構和效益總是不理想。由於速度與結構還沒有很好地結合起來，又使得速度不能持續，增長的穩定性能差，經濟活動時常出現大起大落現象。實踐經驗表明，要使經濟真正轉到穩定、持續、快速、健康增長的軌道，必須加快實現兩大轉變，尤其是加快市場化改革，在迅速建立適合市場經濟發展需要的現代企業製度的同時，大力培育市場，發展競爭。
中國是一個擁有近13億人口的大國，在改革和發展過程中，不僅要解決好速度、效益和結構的關係問題，而且還要正確處理就業和通脹的關係問題。從現在起，到2010年，每年要為新增勞動年齡人口、農業剩餘勞動力和國有企業釋放出來的富餘人員創造大約1000萬左右的就業機會，這是我們麵對的特殊發展背景。在製定發展政策時不得不把這個背景考慮進來，決定了中國經濟發展速度要保持一個略高於那些就業壓力較小的國家的經濟發展速度。但是，對一個機製還不完善的國家而言，特別是存在地方攀比增長速度、國有企業軟預算約束程度強化較高、投資饑渴現象還較普遍的情況下，控製通貨膨脹始終是一項重要任務。要將通脹率和失業率控製在一個既使資源配置效率高，又能保證社會穩定，促進經濟持續、健康增長的水平，確實值得深入探索和艱辛努力。為此，需要改進計劃指導，改進宏觀管理，提高政策操作的技巧和有效性，加速宏觀調控機製改革。作為一個大國，中國麵臨的另一個問題是地區發展不平衡。在新中國成立初期，麵對的是東強西弱、南富北窮的經濟格局。在發展計劃經濟的30年中，采取集中計劃、統調統配的方式，將東部地區資源（包括人、財、物）的一部分無償轉移到西部，比如在財政統收統支過程中，統收向東強化，統支向西傾斜，將一些大的工業設施建在西部，以達到區域平衡發展目的。應該承認，這種行政式統調統配辦法對於壯大中、西、北部經濟作出了重大貢獻。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限製了區域之間的競爭，限製了東部地區的發展。改革以來，原來以統收統支、統調統配為特征的完全集中型財政體製，已經轉向相對分權化；在區域發展政策上，也更為強調在平等競爭中自我發展，自我積累。這種強化區域競爭的辦法，在一定程度上搞活了地方經濟，提高了資源配置的效率，基本解決了地區經濟發展中的平均主義問題。但東西之間、南北之間新的發展不平衡、收入差距擴大的問題又隨之而來。前22年，東部地區的經濟發展快一些，西部地區相對慢一些，為了縮小這種不平衡和差距，不應通過壓低東部地區發展的速度，靠簡單地輸血，實現人為平衡，而應通過加快體製改革、創造更為寬鬆的政策環境，加大西部發展力度，提高它們的造血功能。為此，還需要下大力氣改變當前地區經濟發展中的保護主義傾向，在全國形成資源自由流動、公平競爭的統一市場。
作為一個大國經濟，中國最大優勢是市場大，發展潛力大。在目前國民經濟整體素質偏低的情況下，要繼續大力引進外資，吸收一切有用的技術，擴大對外貿易。從對外開放的實踐看，在這方麵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還存在一些需要進一步研究的問題。比如如何處理開放和保護的關係，在對外貿易中如何實現用市場換技術、換管理、換機製，在引進外資中如何從數量型向質量型為主轉變，以及在經濟國際化進程中人口和勞動力大國的貿易戰略如何選擇等。應該說，中國對外開放的門已經不小，國內市場上外國的東西不少，當然不要把門關小，而要開得更大一些。但是必須看到，開放並未換回相應的技術、管理和機製，在今後的開放政策中，重點不是在數量，而是在質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