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時胡華老師的神情凝重起來，不時地“哦、哦”兩聲，有時也輕輕地點一下頭。我抒發完了，舒了一口氣，渾身感到一陣輕鬆。胡華老師沒有正麵回答我的問題，隻是似鼓勵又似擔憂地說：“你的想法很好，到實際中去還要多思考問題，這也是以後黨史研究的範圍。不過下去要多看主流，像你所談的收獲那樣。群眾運動會有缺點和不足之處，要重視，會慢慢解決的。”臨別，他又一次問了我的名字，並詼諧地說：“這個名字好記。”
本來事情到此也就結束了。不想到了1959年的廬山會議以後，又開始了更為逼人的反右傾運動。我也成了班上重點幫助的一個對象。不久和部分同學下鄉搞社會調查，邊勞動邊進行調查，通過實踐進行自我教育，提高認識，這大概是對青年學生問題的一種教育方式。在社會調查或自我檢查時，我總感到忐忑不安，因為我係統的右傾觀點是那次在中山公園和盤托出的，麵對的又是胡華這位係裏的領導。如果他在某個場合點了我，不是更麻煩了嗎？何況離畢業的時間已不遠了。政治運動經曆多了，也學會了察言觀色，窺測方向，幾個月過去了，感覺到不會再有來自這方麵的威脅，也就放心了。
回校後，有了比較正規的幾個月專業的學習。一次在教室門口碰上了胡華老師，他大概認出了我，衝著我笑著說：“哦，你好啊！”我們都會心地笑了笑。
這是件很小的事，但卻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以微見著，使我從這裏看到了這位學者的人格力量。
在校期間，和胡華老師雖還有幾次小的接觸，但在記憶中都很模糊了，畢竟是經過了40年無情的歲月。當然，胡華老師嚴謹勤奮的治學精神，對黨史研究情有獨鍾的執著追求，都深深感染並教育了我們，對堅定自己的專業思想與日後的教學和科研工作，確是起了很好的垂範作用。
直到粉碎“四人幫”之後，和胡華老師才有了一些學術上的交往。這時他已開始步入老年，但他對學術還是那樣執著，那樣投入，似乎比過去表現出更大的熱情。在學術聚會幾個人在一起閑談時，他還是那樣豪爽，指點時事，妙語橫生，而對待學術問題，他仍是那樣認真，大約是在慶祝建國35周年的一次學術研討會上，我正好坐在他的旁邊，當我在發言中引用一個數字時，他馬上提出另一個數字加以糾正，兩人相執不下。這本是學術研討中的一件平常事，很快也就過去了。沒想到第二次見麵時，他很認真地對我說：“我查過了，那次你用的材料是對的，是我把數字記錯了。”我為他嚴肅的科學態度而感動。那時他正熱心於黨史人物的研究工作，不記得是在哪次會上，他曾問我是否有時間做一點這方麵的工作，那時我正忙於撰寫一本書，沒有立刻答應下來，從而失去了一次更多地向他聆教的機會。這在今天回想起來，還是有點後悔。
胡華老師為中共黨史這門學科的教學和科研做了許多開創性的工作，在黨史學界和社會科學界有著廣泛的影響。斯人雖去，業績永存。他的思想風範將永遠激勵我們為黨的事業和科學事業而奮勇前進。
（《胡華紀念文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