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開展整風運動，進一步提高全黨的馬克思主義水平。加強黨的建設，提高黨的領導水平，是克服困難，爭取勝利的關鍵所在。1942年的全黨整風運動是一次偉大的馬克思主義教育運動，它深刻地改變了黨的麵貌。通過整風運動，總結了黨的曆史經驗，進一步認識教條主義給中國革命的巨大危害，使黨的領導機關和廣大幹部進一步掌握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基本方向；進一步認識到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產物，是指導中國革命的科學理論；使實事求是、調查研究在黨內蔚然成風，在全黨樹立了“理論和實際相結合的作風，和人民群眾緊密聯係在一起的作風以及批評與自我批評的作風”。整風運動為爭取抗戰勝利奠定了思想基礎。
其四，開展大生產運動，增強戰勝困難的物質力量。大生產運動首先在陝甘寧邊區開展起來，它是以農業生產為中心的，同時進行部分工商業和副業生產。邊區部隊積極開墾荒地，進行生產自救，迅速地實現了糧食、布匹和經費的基本自給。1942年開始，敵後各解放區也先後開展大生產運動，至1943年便發展成為普遍的運動。前方戰士一麵作戰，一麵生產，分別實現糧食、經費的大部或部分自給。經過大生產運動，基本上解決了軍需民用，克服了解放區的財政經濟困難；軍民生活有了很大改善，大大提高了軍隊的戰鬥力，增強了全黨全軍的生產觀點和群眾觀點，培養了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延安精神，積累了經濟建設的經驗。
由於黨采取了上述正確的方針政策，敵後軍民勝利地渡過了抗戰時期的最大難關，保衛和堅持了敵後抗日陣地。敵華北方麵軍第26師團師團長佐伯文郎在日記中寫道：“由於中共軍隊進行了精兵簡政，雖然人員減少了，沒有進行大的行動，但武器彈藥的生產有了發展，自衛隊、遊擊隊顯著增強，士氣旺盛，中共努力增加農業生產，開墾荒地，並且農田得到了充分利用，建立了親密的軍民關係。”敵人不得不承認由於八路軍與民眾的結合，使其對解放區的“掃蕩”遭到了失敗。到1943年，華北、華中敵後的反“蠶食”、反“清鄉”鬥爭取得了顯著成績，抗日根據地得到了進一步的鞏固和恢複，部分地區還有一定的發展。
（三）1943年至1945年8月，是敵後抗戰力量在取得恢複和鞏固的基礎上重新進入大發展的時期。
1943年，敵後解放區人口又上升到八千多萬，人民抗日軍隊則增加到47萬。1944年解放區戰場開始轉入攻勢作戰，在一年的局部反攻中，八路軍、新四軍和華南抗日縱隊共作戰兩萬多次，斃傷敵偽軍22萬多人，收複縣城16座，攻克據點5000餘處，收複國土8萬餘平方公裏，解放人口1200多萬。是年底，敵人的“掃蕩”基本上被我製止。到1945年8月，我軍轉入全麵反攻。隨著戰略反攻階段的到來，我軍又開始實現由遊擊軍到正規軍、遊擊戰到正規戰的轉變，使人民軍隊成為實現戰略反攻的主要力量。在大反攻中，八路軍共殲滅日偽軍27萬餘人，收複城市200餘座；新四軍則基本肅清了長江以北，津浦路以東、隴海路以南的日偽軍，使山東、華中兩大戰略區連接起來。
敵後抗戰經曆了艱難曲折的光輝曆程，為抗日戰爭的勝利作出了重要的貢獻，並為中國革命的勝利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三
在整個抗日戰爭時期，敵後解放區戰場雖然在不同的階段都靈活運用了不同的作戰形式，但始終是以遊擊戰為主的。抗日遊擊戰爭對於堅持抗戰、爭取最後勝利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有著偉大的曆史意義。
第一，抗日遊擊戰爭是弱國戰勝強國侵略的有效武器，是實現人民戰爭的最好的組織形式和作戰形式。在抗戰中，敵我雙方的強弱對比是明顯的、突出的，但是，“力量對比不但是軍力和經濟力的對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對比”。中國抗戰要避免近代曆史上反侵略戰爭失敗的命運，就要充分發揮作為大國和反侵略戰爭正義性的優勢，這就不但要在政治上形成全民族的大團結，而且要在軍事上實行真正的人民戰爭。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遊擊戰爭，把近百年來我國人民反侵略戰爭的曆史推進到一個新階段，是一個巨大的曆史進步。它促進了全民族的覺醒和團結，並且創造了人民戰爭的奇觀。
抗日遊擊戰爭的一個顯著特點，是軍隊和人民群眾緊密結合，最充分地發揮了廣大群眾智慧、力量和創造力，從而彌補並逐步改變了敵我之間物質力量的不平衡狀態。敵後軍民創造出地道戰、地雷戰、破襲戰、麻雀戰、村落戰、圍困戰、水上遊擊戰等靈活巧妙的遊擊戰，組織了鐵道遊擊隊、平原遊擊隊、雁翎隊、敵後武工隊等多種形式的遊擊隊，有效地保存了自己，打擊了敵人。敵人不斷驚呼遊擊戰爭“令人神經緊張”，是“沒有戰線的戰場”，哀歎日軍的作戰是“真正的掉在泥潭中的浴血苦戰，是不分晝夜連續不斷的、長期的、沒有結果的戰鬥”。承認中共“與一億民眾結成了新的組織，所以無論怎樣投入大兵力，在短時間內也不能摧毀解放區”。
抗日遊擊戰爭的另一個特點，是把敵人的廣大後方變成消滅敵人的戰場，牽製並消耗了大量敵人。在抗戰初期，與敵人的進攻方向相反，八路軍和新四軍向著敵後挺進，形成了戰略外線的進攻戰。敵後戰場的開辟，不僅配合了正麵戰場，打破了日軍速戰速決的計劃，並且吸引了大量敵人，促進了相持階段的到來。1940年上半年，日軍在兩年半的時間裏侵入中國14個省區，在其所包含的900多個縣中，能完全實施敵偽政權的僅100多縣，而其餘多數是抗日遊擊隊的活動區域。敵華北方麵軍參謀長大城戶三治中將在1943年3月曾承認中共軍隊不僅在華北，而且在全中國都妨礙著日軍的行動。這就使敵不得不保持半數以上的兵力用來鞏固其後方。這樣，通過抗日遊擊戰爭的開展，在敵人占領的華北、華中和華南廣大區域，形成了置敵於死地的真正的人民戰爭。
抗日遊擊戰爭的又一個特點，是以積小勝為大勝，堅持了持久抗戰，充分發揮了人民戰爭的威力。朱德曾指出：“如果沒有解放區戰場，又如果沒有解放區戰場這種與敵人相持的戰爭，如果解放區戰場的戰爭不能在最困難的條件下長期堅持下來，那末敵人就會繼續長驅向西南、西北進攻，而國民黨的反人民的政治機構及其軍隊，則又必然招架不住，那就不會有什麼相持階段，抗日戰爭的局麵早已是不堪設想的了。”在八年抗戰中，敵後軍民對敵作戰共達125165次，殲滅日偽軍171萬人，其中日軍527000多人。這些戰鬥的規模雖然一般都比較小，但卻使日軍在持久的人民戰爭中，疲於奔命，大量消耗，其作用是不可估量的。曾在敵華北方麵軍參謀部任職的一個參謀人員寫道：“現在回顧起來，筆者在任時（1939年8月至1940年5月），整個方麵軍一天平均死傷50名，50名雖不很多。但一年就是18000人離開了戰列，是大消耗。”
第二，抗日遊擊戰爭有力地支持了國民黨正麵戰場，並對東方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抗戰時期的正麵戰場和戰後戰場是相互配合、相輔相成的，在戰略上都具有重要的地位。“沒有正麵主力軍的英勇作戰，便無從順利開展敵人後方的遊擊戰爭”。而抗日遊擊戰爭“縮小了敵人的占領地，箝製了大量敵軍，配合了正麵主力軍的抗戰”。
兩個戰場雖然在戰役上的直接配合不多，但在戰略上的配合是明顯的。例如武漢會戰期間，日軍曾計劃抽調華北方麵軍一部沿平漢路南下，會同南麵第十一軍夾攻武漢，但由於華北八路軍頻繁出擊，使敵在華北的“治安恢複地區隻不過是鐵路兩側地區”，因而敵不敢貿然分兵南下，遂使南北夾擊計劃告吹。在整個相持階段，敵後戰場都牽製了大量日軍，以1943年3月的材料為例，當時全部侵華日軍共36個師團約60萬人，敵後軍民抗擊日軍35萬人，占其總數的58%。國民黨軍抗擊日軍25萬人，占42%。這說明侵華日軍是以相當半數以上兵力用於對解放區作戰，這就大大減輕了正麵戰場的壓力。
中國抗日遊擊戰爭牽製並消耗了日軍，創造了全民參戰的奇跡，這不僅對堅定國民黨的抗戰信心、配合正麵戰場作戰起了重大的作用，而且對東方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廣大的敵後戰場的開辟，和正麵戰場一起，構成了全民族抗戰的堅強堡壘。1937年7月至1941年中國獨自進行的四年抗戰，消耗了日本大量軍力和經濟力，推遲了太平洋戰爭的爆發。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中國成為整個太平洋戰場最重要的戰區。在太平洋戰爭爆發的1941年底，日本總兵力為240多萬，除海軍部分用於中國、主力用於南進外，其210萬陸軍兵力，在本土約40萬，在中國東北約70萬，在華北、華中、華南60餘萬，用於南進的約40萬。這就是說，日軍總兵力的55%以上，陸軍兵力的60%以上仍然被牽製在中國，其侵華兵力相當於南進兵力的三倍。在整個太平洋戰爭期間，由於抗日遊擊戰爭的堅持和中共正確的統一戰線政策，使全民族抗戰仍在繼續，這就使日本近百萬關東軍、六七十萬派遣軍被牢牢地鉗製在中國。日本一再強調的所謂“以戰養戰”，將華北作為太平洋戰爭“兵站基地”的計劃，也由於敵後軍民的英勇抗擊而化為泡影。當時英國首相丘吉爾曾敏銳地看到中國戰爭的作用，提出要把英國的命運“緊密地與中國人的命運聯係在一起”，他說我必須指出，中國一崩潰，至少會使日軍十五個師團，也許會有二十個師團騰出手來。其後大舉進犯印度，就確實可能了。美國總統羅斯福也說過：假如沒有中國，假如中國被打坍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師團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調到其他方麵來作戰？他們可以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們可以毫不費力地把這些地方打下來。他們並且可以一直衝向中東……。
抗日遊擊戰爭的重大作用當時曾受到盟國的高度重視。1943年9月16日，美軍司令兼中國戰區參謀長史迪威首先提出要武裝和使用八路軍牽製日軍的意見。史迪威的助手謝偉思、戴維斯等通過對中國實際的了解並經過對解放區的實地考察，認為“中國共產黨已成為中國最活躍的力量。雖然共產黨缺乏武器，但是仍有效地反抗日本人，堅持著遊擊戰爭”。“共黨已將民眾與軍隊結為一體，全部動員，故能有抗日成績之表現。”謝偉思在一份致美國國務院的備忘錄中寫道：“據兩個美國軍官、若幹記者和二十餘個外籍旅行家關於華北共產黨控製地區狀況的許多報告，相互極為吻合。這種根據實際觀察所得的一致性是有重要意義的。它迫使我們接受某種事實，並且從這些事實中，得出一個重要結論：日本人受到積極的反抗——不管日本人對人民如何經常地作戰和殘暴地予以報複。這種反抗力量正在增長。……這種反抗是合理的，並且是成功的。因為這是動員全體人民所積極發動的全麵遊擊戰。在這全體動員中，共黨的正規軍雖然以領導組織者的身份，仍服從於為數更多的人民自身的武裝力量。他們能夠存在，是因為人民允許、支持並全心全意與他們共同作戰。這裏軍隊和人民是完全團結了。”這種觀察者的一致看法，反映了敵後解放區的真實情況。
第三，抗日遊擊戰爭極大地發展了人民抗日力量，加速了中國革命的進程。敵後遊擊戰爭的廣泛開展，不僅保存了原有的陣地，並且通過廣泛發動和組織群眾，極大地擴大了自己的陣地。抗日戰爭時期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力量大發展時期。據1945年9月的統計，經過八年抗戰，人民軍隊的主力由4萬多人發展到127萬人，革命根據地由一個陝甘寧邊區發展到19個解放區，這些解放區包括中國西北、華北、華中和華南的廣大區域，麵積為1048000平方公裏，占全國總麵積的十分之一強，人口12550萬，占當時全國人口的四分之一。在這些地區，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權，使之成為新民主主義社會，從而成為新中國的雛型。敵後解放區同國民黨統治區形成了強烈的對比。史迪威曾在日記中寫道我從我所見到的一切來判斷國民黨和共產黨，（國民黨）腐敗、失職、混亂、經濟、稅收、言和行、囤積、黑市、和敵人買賣。共產黨的綱領，……減稅、減租、減息、提高生產水平和生活水平，參加政府，說到做到。史迪威的助手戴維斯也在備忘錄中寫道：“他們生存下來，並且壯大了。1937年以來共產黨的成長差不多是幾何級數地進行著，……並且他們還在繼續長大之中。具有這種顯著的生氣和力量的原因，是簡單而又基本的，即是群眾的支持和群眾的參加。共產黨的政府和軍隊，是中國近代史中第一次受有積極的廣大人民支持的政府和軍隊。他們得到這種支持，是因為這個政府和軍隊真正是屬於人民的。”
堅持敵後抗戰和中國革命發展的實踐證明，實行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方針，有力地貫徹了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打敗日本侵略者，建立新中國的政治路線，是堅持抗戰、爭取勝利和創造光明中國的重要一環。
（《紀念抗日戰爭勝利40周年論文集》，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