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發動和依靠農民問題。中國農民問題的中心是土地問題。無產階級政黨必須提出明確而徹底的土地綱領，堅定地領導農民解決土地問題，才有可能取得中國這一最廣大的群眾的支持和擁護。1923年，瞿秋白在為黨的三大起草的黨綱草案中，曾提出“不得農民參加，革命不能成功”。但這時他對農民問題還局限於減租的要求上，而“沒有切實的、勇敢的解決農地問題”。當1925年五卅運動掀起了全國性的革命高潮，他“受著實際的革命時勢及群眾的教訓”，在這一年10月在北京舉行的黨中央擴大會議上，“首先堅決讚成‘耕地農有’的主張”。此後他積極宣傳“‘農地革命’是中國革命之中樞”的思想，闡明了解決農民土地問題的重要性。
北伐戰爭的勝利進軍，迅速掀起了以兩湖為中心的農村大革命風暴，廣大農村在鬥爭中提出了建立政權、武裝和土地的要求。這時，農民問題成了左右中國革命全局的問題。然而，在這個重大問題上，陳獨秀的機會主義政策進一步發展了。1926年9月他起草的《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中央擴大執行委員會決議案》，對剛剛興起的農民運動，從農會組織、農民武裝到農民政權等各個方麵加以限製，並且根本不提農民土地問題。在1927年5月黨的五大上，當許多人對黨的土地政策提出尖銳批評時，陳獨秀仍提出：“我們目前是加深農民革命呢？還是等待北伐的進展，等待農民運動擴大以後，再來加深農民革命呢？我以為後麵的一個意見，比較可靠些”。這種擴大說的實質還是要避開兩湖的農民運動。由於這時黨采取了一係列錯誤的政策，極大地妨礙了農民運動的深入發展，使得無產階級得不到農民階級的有力援助。對此，瞿秋白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進一步闡明了解決農民問題的重要性和緊迫性。1926年9月底，當北伐軍已經到了漢口，彭述之竟還提出“中國革命難道是農民革命”的責難，共產國際代表伍廷康則主張：“現在應在無黨農民中讓出一大部分給國民黨左派。”瞿秋白尖銳批判了這種企圖犧牲農民利益以換取同資產階級聯合的錯誤做法，認定這是“根本錯誤的”。他一針見血地指出：“讓給誰？讓給顧孟餘嗎？他說農會是土匪。讓給甘乃光嗎？他說不要耕地農有瞿秋白明確提出，”現在，對待農民的土地革命問題已成為一個革命的試金石，我以為一切革命黨和革命黨人都將要在這農民問題麵前顯露他們的本來麵目，換言之，現時測驗革命黨或革命黨人是否真正革命的，這是一點也不能作偽的。從這一觀點出發，他熱烈讚揚和支持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認為文章痛斥了黨內外一切懷疑、否定農民鬥爭的論點，是很有說服力的。當《報告》遭到陳獨秀、彭述之的反對，拒絕在黨中央機關刊物《向導》上全文發表時，瞿秋白憤怒譴責了這種錯誤做法，親自將此文交給黨在漢口辦的長江書局單獨印行，並為它寫了序言。他在序言中滿腔熱情地寫道：中國革命家都要代表三萬萬九千萬農民說話做事，到戰線去奮鬥，毛澤東同誌不過開始罷了。中國的革命者個個都應該讀一讀毛澤東這本書，和彭湃的海豐農民運動一樣。
翟秋白強調，在革命的關鍵時刻，黨必須有正確的保護農民利益的政綱，他曾具體提出：“（一）解決農民經濟的束縛，用政治勢力切實解決之，定‘耕地農有’的標準；（二）武裝農民，組織農民自衛軍。使他有自己的武裝來保護自己的利益；（三）農民參加政權，鄉村的政權歸農民，城市的也要有農民代表，凡是行政要有農民與一般人民代表會決定後才能實行；（四）嚴厲的無情鎮壓一切買辦地主階級之反革命運動，剝奪其政權。”雖然這時瞿秋白對土地問題還沒有提出具體而明確的辦法，有些方麵諸如對待小地主問題的提法也還有欠妥之處，但他強調努力宣傳和切實執行包括建立農民政權、農民武裝和土地革命為內容的行動綱領，使廣大農民“知道‘歡迎’北伐的目的”。也就是說，要使北伐戰爭賦有明確的土地革命內容。這些主張，在當時是具有重要意義的。
關於武裝問題。瞿秋白在1925年五冊運動中，就提出要有“真正人民的武力”問題。隨後，他又提出使人民武裝起來實行反軍閥戰爭，並把這看作“是國民革命運動中的一個新時期的開展”。他認為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基本要求都必須要人民自己的積極的甚至於武裝的鬥爭，革命軍隊的戰爭，撲滅一切反革命的軍閥，——然後才能達到目的。1926年5月，他還專門寫了《中國革命之武裝鬥爭問題》，強調指出：中國國民革命裏極端需要革命的正式軍隊。並論證了武裝鬥爭要有革命黨的指導才能取得勝利。從這裏可以看出，瞿秋白也是我們黨內較早認識並提出武裝鬥爭問題的。
當時，黨在武裝力量上麵臨兩方麵的問題，一是建立獨立的工農武裝問題，一是爭取和改造國民革命軍問題。對於前者，瞿秋白在1925年提出了“平民應有武裝自衛之權”，後來在北伐戰爭展開後，又提出“農民自己的武裝現在更成緊急的問題了，”並針對陳獨秀限製農民武裝的錯誤，尖銳指出：“在這革命鬥爭急遽的時期，決不可以機械的主張農民自衛軍不可有常備軍。”認為黨在農民武裝上，規定“不可超出自衛範圍”不可有常備組織“等，說明”我們以前的農民問題政綱，是很大的弱點。至於爭取和改造國民革命軍問題，則是一個更為嚴重的問題。對此，黨在相當一段時間是缺乏自覺的。陳獨秀就是錯誤主張一概不要武力，放棄軍事行動，彭述之也荒謬地提出“絕對拋棄軍事行動，這就影響了黨去直接掌握軍事力量。在北伐戰爭開始時，黨直接掌握的隻有四軍的葉挺獨立團，其他部隊的指揮權大多還在舊軍人手裏；共產黨人雖然在其中擔任一部分政治工作，但對部隊還不起決定作用。本來毛澤東、周恩來同誌還主張在國民革命軍各軍中都建立同葉挺獨立團一樣的共產黨員的骨幹的部隊，作為各軍的核心力量。”但這一正確意見沒有被接受。瞿秋白從五卅運動的經驗出發，曾多次提出要有統一的國民革命軍，進行革命戰爭問題，但這時他還主要是指無產階級對軍隊的政治影響，促使武力與平民的結合，還沒有提出無產階級掌握軍隊問題。當1927年中國革命進入緊急階段時，瞿秋白在這方麵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見解和主張。他首先強調，“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互爭其在革命軍隊中之影響，這是互爭領袖權的鬥爭之很重要的一方麵。”事實上，北伐戰爭一開始，蔣介石就奪取了軍事最高指揮權，隨後又竭力擴充自己的實力，國民革命軍由八個軍擴大到四十多個軍，其中大部分成了蔣介石實現個人野心的工具，這說明了國民黨右派爭奪領導權的嚴重情況。瞿秋白把武裝問題提到領導權的高度上，是有重要的現實意義的。其次，他指出，無產階級對軍隊的爭取，“在客觀上說起來，各方麵都帶著有爭取農民之同盟的意義”，因為“革命軍隊的成分，大半是失地的農民”？提高對爭取革命軍隊重要性的認識。再次，他認為，過去所謂無產階級領導權，僅僅是指群眾運動中的領導權，這已經不夠了，“現在無產階級應當參加革命的政權，應當指導革命中的武力，應使軍隊中的指揮成分繼續由真正忠於革命的成分來代替和補充，使軍隊本身直接關顧勞動群眾的利益”。這就提出了無產階級要掌握軍事指揮權，實現對革命軍隊的領導問題。這些意見是正確的、重要的，但並沒有被黨接受。當時黨的政策不是麵向自己的力量，而是麵向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力量；先是對蔣介石沒有確定的方針，後又把希望寄托在馮玉祥身上，這樣形勢的全麵逆轉也就成為不可避免的了。這正象毛澤東後來所指出的那時雖然有賀龍、葉挺一支軍隊，但還不是政治上堅強的軍隊，黨又不善於領導它，終歸失敗了。
轟轟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雖以失敗告終，但它為我們黨提供了極其重要的經驗教訓，是中國革命的一次偉大演習。在此期間瞿秋白在理論上的貢獻，同樣是黨的寶貴財富，它反映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曆程的最初階段的成果。
（《首都師院學報》，1982年〈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