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上述觀點截然相反，瞿秋白一方麵批判了那種把資產階級的領導看作是“曆史的必然”的錯誤觀點，指出在當前中國已不存在這種曆史必然的“客觀環境”，因而這種觀點是“與客觀情形不符一”的。他指出持這種觀點將會導致黨在“戰術策略上的嚴重的錯誤”，勢必要限製“無產階級的一切行動”。另一方麵，瞿秋白又批判了那種否認資產階級爭奪領導的“曆史的可能”的錯誤觀點，指出否認這種可能，“而不正確的運用無產階級爭革命領袖權之策略，是很壞的機會主義傾向。”這樣，瞿秋白既肯定資產階級取得領導權是具有“曆史的可能”，同時又指明這並不是“曆史的必然”，這就很好地說明了第一次大革命時期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爭奪革命領導權的曆史條件，這對於黨堅持無產階級領導權並正確處理同資產階級的關係，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
瞿秋白在具體分析了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特性的同時，他還指出，由於中國大資產階級是從屬於不同的帝國主義國家利益的，當革命主要是打擊某一個帝國主義時，大資產階級的某些派別有可能暫時依附革命。事實上，當時革命的主要攻擊目標是北洋軍閥集團，南方的一些大資產階級曾對革命表示過讚助：而且國民黨也采取過聯合西南軍閥反對北洋軍閥的政策。這種情況，增加了無產階級爭取領導權鬥爭的複雜性和嚴重性。當然，在認識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爭奪領導權的問題上，瞿秋白是著重強調民族資產階級的危險性，對於大資產階級是同我們爭奪領導權主要對手這一點，則認識不足；而且把國民黨右派和蔣介石、汪精衛等人都看成是民族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沒有認識到政治代表人物的階級性也是會變化的。這些反映了這時瞿秋白對這一問題的分析也還是不成熟的。但是，他從對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和實際運動的經驗中，得出了在“民族解放運動的內部，無產階級對於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是必不可少的，亦是事實上必不可免的”這一正確的結論，是有著重要意義的。
實踐證明，國共合作建立後，如何正確處理統一戰線內部的階級鬥爭，如何正確處理同國民黨的關係，是直接關係到無產階級能否掌握領導權的問題。國共合作，有力地促進了工農運動的發展。但應該指出，當時黨內對加入國民黨，把國民黨改造成為無產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聯盟的問題，是取得了一致的認識，而對於在國民黨內爭取無產階級領導權這個根本問題，則是缺乏明確的認識和正確的政策的。陳獨秀自不待說，他對無產階級領導權持否定的態度，正是他的右傾機會主義的出發點，這已是眾所周知的了。即使是倡議實行“黨內合作”的共產國際駐華代表馬林，在這個問題上也是錯誤的。他不但把中國工人運動看成是微不足道的，而且他連中國共產黨也認為沒有形成自己的力量，因而他在三大上提出了“一切工作歸國民黨”的錯誤口號。而共產國際本身對這個根本性問題也是不明確的，1926年11月召開的共產國際第七次擴大執行委員會會議通過的決議案中，就是主張中國共產黨員與國民黨左派“親密合作，並不企圖以共產黨分子代替左派之領導工作”的。這種狀況，正像瞿秋白所指出的：“1923年夏決定加入國民黨——這是進一步；但是沒有根本明了自己的政策，……不知道加入是為著爭領導權。”對於這個直接關係革命發展方向和前途的重大問題，瞿秋白是有比較清醒的認識並在理論上有過重要的建樹。黨的三大之後，即1923年9月，他在《自民治主義至社會主義》一文中，就曾以“主幹和中心”的說法來解釋加入國民黨問題。後來他又進一步闡述了這一主張，他說工人階級要以自己做主幹，集合農民兵士及一般反帝國主義的革命分子於國民黨，使國民黨成為中國革命的中心，而自己努力做這一革命中心的元核——領導者。他認為，由於曆史的原因，國民黨在群眾中有較廣泛的影響，有發動和組織群眾的方便條件，“我們加入這一政黨之後，不但獨立的宣傳鼓動萬分的可能，而且有極大的宣傳創造左派之自由。而且比較容易爭取廣泛的小資產階級群眾。由此可見，他提出的使國民黨成為”中國革命的中心，也就是基於上述原因使它成為“中國革命組織之形式。重要的是，我們加入國民黨，不是要處於客卿幫忙地位，而是要以自己為主，通過這一組織形式實現無產階級領導權。瞿秋白曾明確提出”努力改造原有的國民黨的任務，也就是要從組織上、思想上和政策上各方麵來影響國民黨。
黨的三大在作出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決策的同時，曾作出了黨必須保持自己獨立性的規定，這無疑是正確的。但是由於受馬林、陳獨秀等右傾觀點的影響，黨的三大又認為：“中國國民黨應該是國民革命之中心勢力，更應該立在國民革命之領袖地位。”後來，黨的四大糾正了這種提法，明確闡明了無產階級掌握革命領導權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是，毋庸諱言，上述右傾觀點在黨內，特別是在黨的領導機關中並沒有得到解決，並且和實際工作中的機會主義策略相關聯。所以，在第一次大革命中，如何處理同國民黨的關係，一直是一個十分尖銳的問題。瞿秋白關於“主幹和中心”的解釋，強調無產階級要在國民黨中成為“主幹”、“元核”、“領導者”，應該說這是對無產階級領導權思想的重要發揮。
在這裏，瞿秋白強調了在同國民黨的聯合戰線中，必須以無產階級為主的思想，批判了陳獨秀那種把資產階級看作國民黨的主體，企圖以犧牲工農利益來換取同資產階級的聯合，甚至采取使無產階級處於“在野黨”幫忙地位的機會主義策略。瞿秋白認為，由於中國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和妥協性，已經失去代表民族的資格，而隻有工人農民大多數群眾“可以代表中國民族的利益”；在聯合戰線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鬥爭，實際是“無產階級所領導的農民民族利益和中國資產階級一階級的利益”相對立。正確的做法，無產階級“應當以民族革命的名義，實行階級鬥爭，遏止資產階級的鬥爭。”那種“默認資產階級是民族代表”，認為失去資產階級的援助，便失去國民革命的意義，因而“資產階級是應當領導國民黨”的觀點是完全錯誤的。瞿秋白還明確指出，“我們要眼睛看著群眾的工人農民和一般的小資產階級”。我們“和民族資產階級的共同行動（聯合戰線），應當以不破壞農民中的工作為限度，過此限度，便有與民族資產階級分道揚鑣的天職。”他堅持要“組織國民黨左派運動，”爭取領導權；他批評那種主張“不應當加入政權，恐怕這要嚇退了民族資產階級”，以及否認無產階級應當領導國民黨工作的錯誤思想和錯誤政策，指出“這是孟塞維克的機會主義。”
瞿秋白曾明確指出，當時左派和右派的鬥爭，表麵上看來是共產與反共產的爭執，而實質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爭奪領導權的鬥爭。他認為，重要的是，“務必要固定我們革命的觀點和政策”，要“善於指導全國民眾往那不妥協、不猶豫，不受狹義的國家主義之煽惑，不受國民黨右派之分裂的一條革命道路上前進。”但是，當時占據黨的領導機關的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者，卻不敢擴大工農和左派力量，而對右派卻充滿了不切實際的幻想。這正如瞿秋白所指出的：“1927年1月漢口特別會議時，決定了一個雜湊的政策：一方麵還要造成左派，別方麵又認為現在已有‘非理想’的左派，總之，沒有決定我們挺身領導。並且認為政府右傾，群眾左傾，所以主張同時拉住些群眾使之略略右傾，又要推動些政府，使之略略左傾。沒有下攻打右派之決心。”這次會議成了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在黨內形成統治的一個標誌。總之，由於幼年的黨，不善於並錯誤地處置了同資產階級的關係，終於導致了第一次大革命的慘痛失敗。
三
爭取領導權自己要有力量，否則領導權還是空的。發動農民和掌握武裝是實現無產階級領導的重要條件。隨著當時革命形勢的展開，實踐已經把這兩個相互關聯的問題日益迫切地提了出來。黨能否正確解決這個關係中國革命重大的策略和方法問題，成為革命成敗的關鍵。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的根本錯誤之一，就在於他拋棄了農民和放棄了對武裝鬥爭的領導，從而使黨在處理同資產階級的關係上，處於軟弱無能的地位。與陳獨秀的錯誤主張相反，當時黨內如毛澤東、李大釗、周恩來、彭湃、鄧中夏、惲代英等，他們在對中國社會和中國革命特點進行認真探討的基礎上，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對解決農民問題和武裝鬥爭問題提出過許多正確的意見，代表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正確方向，為黨在今後鬥爭中進一步掌握中國革命發展的規律奠定了基礎。同樣，在這方麵，瞿秋白也作出了自己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