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在北大任教期間，校內進步與保守、新派與舊派的鬥爭十分劇烈。五四以後，新文化統一戰線分裂，胡適等人站到了人民革命的對立麵。1924年12月，以胡適為首的一些教授在北京創辦《現代評論》雜誌。這個刊物的主要撰稿人胡適、陳源（西瀅）、王世傑、徐誌摩等，這時都是北大的教授。這樣形成了一個所謂現代評論派。圍繞著對待進步學生運動的問題，魯迅同這個派別有過幾次大的鬥爭。
先是在《青年必讀書》問題上爆發了一場鬥爭。1925年1月間，《京報副刊》發起為“青年必讀書十部”欄征求書目，於是，胡適、徐誌摩等名流學者，以青年“導師”自詡，紛紛開列尊孔複古的書目，引誘青年脫離現實鬥爭。這並不奇怪。五四以來，在曆次學生運動走向高漲的時候，胡適一些人總是用“救國必先求學”的說教，誘使青年“踱進研究室”，埋頭於“整理國故”。胡適曾給學生擬過一個所謂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開列了近二百部古書，其中甚至包括《阿彌陀經》、《妙法蓮華經》等二十多部佛教書。這在北大一部分學生中產生了消極的影響。五卅運動前夕的北京，保古之聲又囂然塵上，“反改革”的空氣十分濃厚。針對胡適們新“國學”的叫囂，魯迅在對《青年必讀書》的答複中，隻寫了：“從來沒有留心過，所以現在說不出。”而在附注中則說：“我看中國書時，總覺得就沉靜下去，與實人生離開”；“我以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他強調：“現在的青年最要緊的是‘行’，不是‘言’。”魯迅的用意是很明白的，他是號召青年要注重社會現實問題和投身實際鬥爭，是對“整理國故”主張的輕蔑和枇判。
魯迅曾把這次鬥爭稱之為“青年必讀書”事件，這實際是同現代評論派鬥爭的先聲，是兩種小同勢力爭奪青年的一場嚴肅的政治鬥爭。之後不久，魯迅在給北大哲學係教授、《猛進周刊》主編徐炳昶的信中就說過，他正是從這一事件中；看出胡適等人提出的“進研究室”的口號，是誘騙青年的一個“圈套”，切忌上當。他明確提出：“現在的辦法，首先還得用那幾年以前《新青年》上已經說過的‘思想革命’”。“我希望於《猛進》的，也終於還是‘思想革命’。”魯迅正是從堅持思想革命、反對任何尊孔複古傾向的高度，對待這一場鬥爭的。因而當他對《青年必讀書》的答複引起巨大反響，遭到一幫遺老遺少圍攻的時候，他毫不猶豫地給予堅決回擊。如雜文《聊答“……”》，就是對柯柏森《偏見的經驗》一文的答複；《奇哉所謂……》的發表，就是對熊以謙《奇哉所謂魯迅先生的話》一文的駁斥。這些新“國粹”信徒在他們文章中惡毒攻擊魯迅，誣蔑魯迅是“賣國賊”，是“淺薄無知”，“貽誤青年”。魯迅以充分有力的論據，痛斥了他們的謬論，“這些聲音，可以嚇洋車夫，但是無力保存國粹的，或者倒反更丟國粹的臉”。當時有人擔心這樣連續作戰會影響魯迅的健康，魯迅以高度的革命責任感表示你隻要有一篇不答複他，他們就認為你失敗了。我就篇篇都答複他們，總要把他們弄得狗血淋頭，無法招架，躲回他們老巢去為止。“魯迅的工作幫助青年學生認識胡適”整理國故主張的危害性，使他們當中一些人擺脫胡適派的影響。
接著，圍繞“女師大風潮”同現代評論派展開了一場大的鬥爭。1925年5月，北京爆發了反對北洋軍閥及其在教育界代理人章士釗、楊蔭榆的“女師大事件”，魯迅（1923年10月至1926年8月兼任女師大國文係講師）參加並領導了這次有名的學生運動。8月間，反動政府焊然下令解散女師大，並在當時教育總長章士釗的指使下，竟數次出動武裝警察和雇用流氓強迫女師大學生離校，毆打和拘捕反抗的同學。這一暴行在北大進步師生中引起了極大憤慨，8月18日，為抗議章士釗無理解散女師大和他在教育界的倒行逆施，北大評議會通過了北京大學與教育部脫離關係，宣布獨立的提案，並發出布告不承認章士釗為教育總長，拒絕接受由他簽署的教育部文件。北大學生會也發表宣言，聲援女師大同學的鬥爭。21日，魯迅同錢玄同、顧孟餘、沈尹默等四十一位北大教員聯名發表宣言，嚴正譴責了章士釗壓製學生愛國運動，以整頓學風為名摧殘教育等措施，指出這是“示威於教育界，並可借此壓製種種愛國運動，達到他一網打盡的目的”。堅決表示不承認這個“思想陳腐”抹殺時代精神的政客為教育總長。
女師大事件發生後，現代評論派陳源就連續在《現代評論》上製造流言蜚語，惡意詆毀進步學生運動，含沙射影地攻擊魯迅在女師大挑起風潮；繼之，在北大評議會通過與教育部脫離關係的提案後，胡適、陳源、王世傑等又糾集一些教授發表致本校同事的公開信，他們公然誣蔑廣大師生主持正義，反對章士釗專製壓迫的鬥爭，是剝奪他們“教學的自由”，是造成“叫囂哄鬧的風氣”，反對學校評議會的決定；進而，當這一年11月底在黨領導下，北方革命群眾運動空前高漲，章士釗被迫去職，女師大學生勝利返校的時候，成立了以陳源、王世傑、皮宗石、燕樹棠等一些北大教授為骨幹的所謂“教育界公理維持會”（旋即改稱國立女子大學後援會），陰謀阻止女師大學生勝利複校，為章士釗、楊蔭榆在這次風潮中操縱成立的女子大學打氣。他們在《致國立各校教職員聯席會議函》中，誣女師大學生返校，是“有人乘京中秩序紊亂之際，率領暴徒攔入校內，強行霸占。”對支持女師大學生正義鬥爭的教員竟然提出“即不能投畀豺虎，亦宜屏諸席外”。繼續向魯迅施放暗箭。
為了支持進步學生運動，魯迅以韌性戰鬥的精神，寫下了如《並非閑話》、《碎話》、《“公理”的把戲》、《這回是“多數”的把戲》等一係列雜文，猛烈回擊了陳源等人的挑戰。他一針見血地指斥這些人“自在黑幕中，偏說不知道，替暴君奔走，卻以局外人自居，滿肚子懷著鬼胎，而裝出公允的笑臉”。有力地戳穿了這些人為虎作倀的反動麵目；他以充分的事實說理，徹底揭露陳源這個“異類”慣用的流言伎倆，指出這不過是“畜類的武器，鬼蜮的手段”。把他們玩弄的“公理”的把戲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魯迅深刻認識這場鬥爭的政治意義，他表示：“倘筆舌尚存，是總要使用的。”魯迅的有力揭露，使陳源之流聲名狼藉，他經受不住了，曾央人向魯迅求情；而這時北大教授周作人、林語堂等人，也出來兜售西方資產階級所謂“費厄潑賴”的主張，鼓吹“寬容”，用“對於失敗者不應再施攻擊”的說教來束縛革命人民，為北洋軍閥及其走卒解脫。魯迅不但不給陳源以喘息的機會，並且根據鬥爭的需要，寫下了《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這一著名的戰鬥檄文，他把那些幫閑文人、走卒喻為“叭兒狗”，指出對於這種貌似折中，公允，調和，平正的“叭兒狗”，“應該先行打它落水，又從而打之”。他深刻總結了革命鬥爭的曆史經驗，提出了“痛打落水狗”這一鮮明的革命原則。
北大的右翼勢力不但在女師大問題上圍攻魯迅，而且在校內也極力排斥魯迅。他們一麵稱魯迅為“北大派”，指責他對進步師生的支持；一麵又以“教一兩點鍾的講師”不配與聞校事為借口，排斥魯迅。當1925年12月北大校慶二十七周年的時候，魯迅出席了紀念會，並應學生會征文請求，寫了《我觀北大》一文，回擊了他們的攻擊和詰難。他熱情洋溢地肯定了五四以來北大的進步作用，指出：“北大是常為新的，改進的運動的先鋒，要使中國向著好的，往上的道路走。”“北大是常與黑暗勢力抗戰的，即使隻有自己。”他也嚴正指出北大同樣顯出的“一角灰色”，存在“很想勒轉馬頭”的逆流。但是北大究竟還是活的，而且還在生長的。凡活的而且在生長者，總有著希望的前途。他以自己作為這一“改進的運動”的一員引為自豪北大派麼？就是北大派！怎麼樣呢！“魯迅這篇專論北大的文章，是對北大進步師生革命鬥爭的熱情肯定和支持，也是對妄圖”勒轉馬頭的複辟逆流的無情批判。
之後，在1926年，北大等校學生掀起了聲勢浩大的“三·一八”群眾運動。這次反帝鬥爭遭到了軍閥政府滅絕人性的大屠殺，學生群眾被殺害四十七人，傷二百餘。當魯迅聽到慘案消息時，他正在撰寫雜文《無花的薔薇之二》，他無法壓抑胸中巨大的悲痛和憤激，立即在此文的後六節中痛斥了這一殘虐險狠的行為。他把這一天稱為“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他斷言這不是一件事的結束，是一件事的開頭。血債必須用同物償還。“這時，北大教授陳源又在《現代評論》上發表《閑話》，汙蔑運動的領袖有”故意引人去死地的嫌疑“；他不僅以筆充當段棋瑞的幫凶，並且用行動參預了對進步學生的迫害。北大英語係學生董秋芳曾針對陳源對”三·一八運動的汙蔑，發表了《可怕與可殺》一文，怒斥陳源的萬分陰狠：“簡直是畜生的畜生，這種畜生的畜生，生殖在人類裏麵，早就可怕，而且早就可殺的了。”陳源竟因此濫用他英語係主任職權實行報複，要取消他翻譯成績不讓畢業。董秋芳一麵公開在學校張貼啟事揭發陳源劣跡，一麵向魯迅陳述請求聲援。魯迅在題為《死地》的雜文中，徹底揭露了陳源之流以筆殺人的罪惡行徑中國的有誌於改革的青年，是知道死屍的沉重的，所以總是‘請願’。殊不知別有不覺得死屍的沉重的人們在，而且一並屠殺了‘知道死屍的沉重’的心。他後來還在《通信（複未名）》中，揭露了陳源對董秋芳的迫害，並親自推薦出版董秋芳的譯作，支持進步學生的鬥爭。
魯迅的無畏戰鬥，招致了反動派對他更大的迫害。3月26日，《京報》披露了軍閥政府要通緝魯迅的消息：“該項通緝令所羅織之罪犯聞竟有五十人之多，如……周樹人（即魯迅）、許壽裳……均包括在內”。北大教授徐炳昶當即將此通知了魯迅。在親友的敦促下，從3月底到5月上旬，魯迅過著避難生活。但魯迅不顧形勢險惡，仍繼續戰鬥。他不但繼續著文揭露反動派，而且堅持到各校講課。4月12日日記載：“上午往北大講。”從4月26日至5月24日，仍是每星期一次到北大講課。6月30日日記載：“上午以小說史分數寄北大注冊部。”完成了全學年的教學工作。僅從這裏就可以看到魯迅頑強的戰鬥精神。這一年8月，魯迅離開了北大和他生活、戰鬥了十四年的北京，南下廈門任教。
魯迅雖然離開了北大，但他已成為北大進步師生的一麵戰鬥旗幟。1929年5月，魯迅第一次返平省親時，北大國文係主任馬裕藻和六位學生代表熱誠邀請魯迅返校任教，後又以國文學會名義請他到校講演。北大日刊專門刊登了這次講演啟事。29日下午，魯迅到北大作了一個小時講演。當時報紙曾報道魯迅受到學生熱烈歡迎的場麵離講演尚差一小時，北大第二院大講堂已有人滿之患，該校國文學會乃宣布將地址改至第三院大禮堂，數百聽眾一時蜂擁而出，向第三院奔跑爭先恐後惟恐不及，馬神廟一帶警察無意中又飽受一番虛驚。至七時餘，第三院大禮堂已積至一千餘人；掌聲雷動，魯迅登台。這次盛舉給寂寞已久的北大學生以極大的鼓舞。
1931年，白色恐怖極端嚴重，一月間上海一批左翼作家遭到逮捕。
消息傳到北京，誤以魯迅也被捕，北大學生曾為此發起營救運動。1月31日，北大學校當局給國民黨北平市黨部報告中稱：“本校一二三三院及各宿舍，近日發現匿名傳單題為發起魯迅被捕後援會啟事，並於各院舍傳達處搜獲簽名簿八冊。”國民黨北平市黨務委員會、教育部和學校當局，還專門發了關於查禁援救魯迅事件的文件。這一事件反映了北大學生對魯迅的深深熱愛，也說明反動派對魯迅的極端畏懼。次年11月，魯迅第二次返平省親，這時白色恐怖籠罩著北平，北大進步教授和學生橫遭逮捕，革命團體屢被摧殘。為了支援北方革命運動，在黨的安排下，魯迅發表了著名的“北平五講”；其中第一講《幫忙文學和幫閑文學》，就是在北大作的。當時為了保證魯迅的安全，在開講前三小時才在北大一院布告欄張貼一張小小的通知，即使這樣，聞訊趕來的七百多聽眾仍然擠滿了三院禮堂。魯迅在講演中深刻揭露了幫忙文學和幫閑文學的實質都是官僚文學，是反動統治階級忠順的臣子和奴仆。他還尖銳指出現代評論派所鼓吹的“為藝術而藝術”一類的主張，就是這種官僚文學最巧妙的偽裝。魯迅的講演對廣大青年學生是戰鬥的召喚，這對引導他們擺脫胡適派的影響，走上正確的道路具有重要意義。
魯迅對北大的影響是極為深遠的。1948年，北大校慶五十周年時，還展出了魯迅的遺稿、遺劄和遺墨，同時還展出一幅魯迅木刻像。而這時正處在人民大革命的高潮，北大和全國的學生運動已形成配合人民解放戰爭的第二條戰線；魯迅精神鼓舞著北大師生去迎接祖國黎明的到來。
（《北京大學學報》，198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