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在北大主要講授《中國小說史》，一星期講一小時，是一門選修課。但它是當時選修和旁聽的學生最多的一門課，講授安排在沙灘紅樓一間最大的教室裏進行。魯迅以他淵博的學識、鞭辟入裏的精湛分析和密切聯係實際的教授法，深深地吸引著聽講的同學。當年一位聽講的學生曾這樣描述魯迅講課的情景：“每次每次，當魯迅先生仰著冷靜蒼白的麵孔，走進北大的教室時，教室裏兩人一排的座位上，總是擠著四五個人，連門邊走道都站滿了校內的和校外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學生。”“他敘述著極平常的中國小說史實，用著極平常的語句，……然而，教室裏卻突然爆發笑聲了。他的每句極平常的話幾乎都須被迫停頓下來，中斷下來。每個聽眾的眼前赤裸裸地顯出了美與醜，善與惡，真實與虛偽，光明與黑暗，過去、現在和將來。大家在聽他的《中國小說史》的講述，卻仿佛聽到了全人類的靈魂的曆史，每一事態的甚至是人心的重重疊疊的外套都給他連根撕掉了。……於是大家的眼前浮露出來了一盞光耀的明燈，燈光下映出了一條寬闊無邊的大道。……大家抬起頭來，見到了魯迅先生蒼白的冷靜的麵孔上，浮動著慈祥親切的光輝，像是嚴冬的太陽。”這就是魯迅在北大講課留給學生的深刻印象。
魯迅在教學上的成就，除了他在學術上的深厚造詣外，還由於：首先，有明確的教育目的。魯迅在北大任教期間，正是處在北洋軍閥的黑暗統治下，教育界彌漫著反動腐朽的教育思想。1919年五四前夕，經胡適的邀請，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家杜威來到中國，他在兩年另兩個月的、經曆十一省的巡回講演中，竭力鼓吹他的社會政治學說和教育學說，使他的實用主義思想在中國思想界特別是教育界流毒甚廣。他們用“教育無宗旨”的虛偽說教，來抵製馬克思主義在教育領域的影響；而這又恰好適應了中國反動統治階級的需要，因而鼓噪一時。對此，魯迅給予無情的揭露，他說：“教育界的稱為清高，本是粉飾之談，其實和別的什麼界都一樣。”又說現在的所謂教育，世界上無論那一國，其實都不過是製造許多適應環境的機器的方法罷了。“這是對包括實用主義在內的舊的教育製度和教育思想的深刻批判。魯迅高度重視教師的職責，十分強調教育的目的，是在於培養能夠適應新時代思想的新人。他所期望的一代新人，是應該具備”有耐勞作的體力，純潔高尚的道德，廣博自由能容納新潮流的精神。而他自己正是為了實踐這個教育目的，“用無我的愛，自己犧牲於後起新人。他講授小說史的目的性是很明確的，”是要通過小說史的講課，培養些能夠用筆向舊社會進攻的人。他通過對小說史每一事件和人物的精辟分析，獨到的見解，使學生從歡樂與悲哀，愛戀與憎恨，羞慚與憤怒的情感裏，增強分辨是非和善惡的能力，引導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有人認為魯迅講授小說史，實際講的是對曆史的觀察，對社會的批判，對文藝理論的探索。因而魯迅的小說史課成了一門戰鬥的科學，具有鮮明的思想性，和當時蓬勃的革命時代連結了起來。
其次，是嚴肅認真、高度負責的教學態度。魯迅有著深湛的文學和史學的修養，但他為了準備小說史的講授，仍付出了巨大而艱辛的勞動。他的講義是從中國小說的起源直到清末止，而“中國之小說自來無史”，可以說是開山之作。這一浩瀚的長卷，他總是窮本究源，親手搜集，一一考訂，務求作出準確的論斷。後來出版的《古小說鉤沈》、《唐宋傳奇集》和《小說舊聞鈔》等，就是準備講義時的參考資料；而這些都是魯迅親自從當時的中央圖書館、通俗圖書館、教育部圖書室，“廢寢輟食，銳意窮搜”，閱讀了上千種原始資料，其中有許多是一個字一個字抄錄得來的。他不但對小說作深入的藝術分析，而且把曆代小說放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作曆史的分析；在他作出的正確論斷裏，有許多是發前人未曾發的精辟見解，閃爍著他的真知灼見。這部講義初以《中國小說史大略》為題，曾由學校刊印發給學生。1923至1924年間，魯迅又把他在北大講課的講義整理付印，最初分上下兩卷由北京新潮社出版，後合訂一冊由北新書局印行。這就是中國文化學術史上的一部輝煌著作《中國小說史略》。這部著作從收集資料到最後一次修訂，前後用了約二十年時間。從這裏可以看到魯迅備課的認真態度，因而他的課堂講授總是給學生以新鮮的、充實的知識。
再次，也和魯迅對教授法的重視分不開。例如，他發給學生講義，講課時隻是就講義上的論點加以發揮補充，決不照本宣科。1924年《中國小說史略》印行後，他就把正在翻譯的日本廚川白村的文學理論論著《苦悶的象征》，邊譯邊印發給學生作輔助講義，利用小說史課時間講授一些文學理論。而魯迅講的，也並不按照《苦悶的象征》的內容，主要是依據他自己的文學創作體會，講的內容比小說史涉及的範圍更為廣泛。又如，魯迅講課十分注重聯係實際，這有如他寫雜文的風格，能夠發別人不能發的新見解，敢於發別人不敢發的議論，給學生以深刻的啟示。再如，魯迅的引人入勝，娓娓動聽的語言藝術，大大加強了講授效果。他善於用樸實的語言表達深刻的思想，從具體、形象、生動的事例中引出嚴肅的課題，給人以智慧，又給人以美的享受，等等。
魯迅是一位最辛勤的園丁，也是青年最敬重的導師和浄友。當有人問起他是否對上課有興趣時，他曾說：“那配教什麼哩，不過很喜歡年青人，他們也還沒有討厭自己，所以一點鍾也是還樂於去做的。”是的，魯迅非常愛護青年，他為了“造出大群的新戰士”，在青年身上傾注了他的心血，確是做到了“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此後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魯迅的寓所經常接待一批又一批登門求教的學生，他們之間雖然年齡相差很大，而魯迅總是像朋友一樣親切接待、交談；夜深了，他親自端著煤油燈送出門外，而偏僻的小巷早就沒有人聲人影了。這種“和藹若朋友然”的接觸與交談，和他的講課一樣，給學生的教益和印象都十分深刻。這正如他的一位學生說的：“我走過許多紳士、老爺、教授、名流和學者的書齋，在此地我才看見知識和人凝結在一起的典型。”和魯迅一夕交談得到的勉勵和啟示，“已把我從小地主的狹籠中解放了出來，我嚐到自由的美味了”。
至於魯迅在課外為學生校閱文稿，更是他經常的大量的工作。他後來曾說我先前在北京為文學青年打雜，耗去生命不少，自己是知道的。但魯迅為學生辦理“投稿，看稿，紹介，寫回信，催稿費，編輯，校對”這一切瑣事，都樂於去做，這因為第一，他希望通過自己的工作為寂寞的文苑培養更多的新戰士。如當時在北大旁聽魯迅課的許欽文，因為在《晨報副鐫》發表過小說，引起魯迅的注意，以後就經常為他的作品修改，指點，以至編定出版。基於培養新人的目的，魯迅還特意在自己的小說《幸福的家庭》的標題下麵，注上“擬許欽文”的字樣，為推薦青年作家做廣告。僅此一例，就可見到魯迅對青年學生的殷切期望。第二，他希望通過自己的工作有助於新思想的傳播。如北大俄文係畢業的共產黨員任國楨，選譯了20年代初蘇聯文學界關於文學問題爭論的文章，彙編為《蘇俄的文藝論戰》論文集。他譯完後便請魯迅校訂譯稿。魯迅對這位初識者，同樣給予熱情幫助。1925年2月至4月間，魯迅日記就記載了他們之間的來往書信達11次之多。同年4月16日又載：“校《蘇俄之文藝論戰》訖。”並為它寫了《前記》。魯迅這樣認真校訂譯稿，是為了把蘇俄的新文藝介紹到中國來，正如他在《前記》中說：推翻舊來的傳統，“而建設起現今的新的活藝術來。……誕生日就是十月，在這日宣言自由的藝術，名之曰無產階級的革命藝術”。總之，魯迅是自覺地把培養青年學生的工作，作為整個革命事業的一部分。
魯迅對青年學生的愛護和培養，還體現在他和北大學生文學團體的密切關係上。他在北京期間，經他扶植、支持或參加發起的文學團體，如新潮社、淺草社、沉鍾社、語絲社、春光社、莽原社、未名社等等。其中有的社址就設在北大或它的附近，有的是以北大學生為主的，更多的是直接聽過魯迅課的學生。對於這些社團，魯迅也都傾注過心血。日記中常有他在北大講課後到那裏與其成員交談的記載。由英文係學生董秋芳發起組織的春光社，就聘請魯迅作它的導師。魯迅對新的幼芽寄托了無限的希望。
由北大文科學生發起的新潮社，正式成立於1918年12月。成員以北大學生為主，也有少數教員和校外人士。主要骨幹有傅斯年、羅家倫、毛子水、楊振聲等。它發行《新潮》雜誌，宣布“專以介紹西洋近代思潮，批評中國現代學術上、社會上各問題為職司”。在新文化運動中有著廣泛的影響。魯迅對新潮社在提倡白話文、批判封建禮教、鼓吹文學革命等積極方麵曾給以支持。但對新潮社因受胡適影響而表現出明顯的改良主義傾向，他是堅決反對的。魯迅在《新潮》第一卷第五期發表的致傅斯年的公開信，就是針對他主張刊物將多登所謂“純正科學的東西”，背離現實政治鬥爭的錯誤而發的。魯迅認為，在新文化運動已經開始和政治鬥爭相結合的時候，刊物裝滿了這些東西，隻能使封建複古派高興。他主張：“最好是無論如何總要對於中國的老病刺他幾針。……現在偏要發議論，而且講科學，講科學而仍發議論，庶幾乎他們依然不得安穩，我們也可告無罪於天下了。”提倡科學是新文化運動中的一個重要口號，魯迅不主張停留在純粹科學的宣傳上，而是要和現實的政治鬥爭結合起來，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運動服務。“講科學而仍發議論”這個見地是異常深刻的，體現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正確方向。魯迅這封信是在五四運動即將來臨時寫的，對《新潮》具有方向性的意義。可惜雜誌的編者們沒有接受這一正確主張，五四以後他們迅速向右轉了。
誠然，這時魯迅的思想還沒有從進化論進到階級論，還籠統地認為青年總比老年好，有時對青年學生也未免過於寬容。但是，對青年學生的缺點，魯迅是很有原則的。俄國盲詩人愛羅先珂，是位世界語學者，他同情東方被壓迫民族，1921年漫遊日本時，遭到日本當局野蠻迫害並被驅逐出境。魯迅對他深表同情，介紹他到北大教授世界語和俄羅斯文學。一次，愛羅先珂在看北大戲劇實驗社演出托爾斯泰的《黑暗之勢力》時，對劇社采用男扮女角的演法表示不滿，並在他寫的觀後感中對此提出枇評。這篇文章由魯迅譯出在《晨報副刊》登出後，戲劇社的一位學生極為不滿，隨即寫了《不敢“盲從”》一文進行反駁。他的文章語言尖刻失態，故意在“觀”、“看”等字眼上加引號，對一位生理缺陷的人采取不道德的人身攻擊。魯迅看後很氣憤，立即寫文章斥責他的輕薄行為。但是，魯迅對青年的缺點並不抱成見，隻要改正了就一視同仁。這位學生仍一直聽魯迅的課，後來魯迅和他也很接近。五卅運動發生後，這位學生發起成立了一所黎明中學，以抗議帝國主義的文化侵略。他邀請魯迅為該校高中班授課，魯迅立刻欣然接受，三天後就到校上課，對他的工作表示了熱烈的支持。
魯迅的教學實踐，為我們樹立了一個人類靈魂工程師的典範。
三
對於北京大學進步師生的革命鬥爭，魯迅是旗幟鮮明、始終不渝地給予支持和讚助的。
1922年11月18日，魯迅在《晨報副刊》上發表了《即小見大》一文，這是他就北大學生風潮發表的一篇評論。當時學校評議會以經費支絀為由，決定此後講義一律征費。這引起部分學生的反對，10月17和18日，學生先後擁入會計課和校長室請願，要求收回此項決定。學校主要負責人因此相繼辭職，各部門自19日起停止辦公，遂釀成風潮。後經各方斡旋，蔡元培於24日即回校視事，風潮平息。這次風潮雖達到取消講義費目的，但教務會議卻將參與事件的預科學生馮省三開除。魯迅就此事發表評論，指出學生是得勝了，而沒有人再去為“犧牲者祝福”；他在“即小見大”的感歎中，包含著對學生必須在鬥爭中加強團結的希望。
魯迅不但對學生運動寄予厚望，而且時時總結運動的經驗，提出自己正確的主張。他基於對中國反動勢力的深刻認識，不讚同對軍閥政府單純采取請願一類的舉動，但當學生行動遭到反動派鎮壓時，他則明確指出，反動勢力的強力壓迫，正是革命的導火線，“俄國的革命，不就是從這樣的路徑出發的麼？”在五卅運動中，北大等校學生前後堅持了三個多月的鬥爭，把學生運動和整個國民革命運動聯結起來。魯迅熱烈讚揚學生運動的進步，“正如火花一樣，在民眾的心頭點火，引起他們的光焰來，使國勢有一點轉機。”而在“三·一八”運動前夕，當舊勢力攻擊學生囂張的時候，魯迅在大學講堂上駁斥了這一謬論，他說：“其實，現在的學生是馴良的，或者竟可以說是太馴良了。”這些對包括北大學生在內的學生運動都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