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將過去的20世紀，是中國社會發生極具意義的劇烈變動的一個世紀。在這社會政治、經濟的巨變中，文化思想的衝突較量和創新發展往往成為這種曆史巨變的先導。本世紀初北京大學在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地位，及由此形成的傳統力量，顯示了這所百年上庠在中國世紀性變動中不同凡響的作用。究本溯源，北大所以能在新文化中執牛耳者，當首推蔡元培革新之功。這裏應當提到，蔡元培的進步文化觀，不僅對當年的新文化運動產生了積極的影響，而且在今天也是彌足珍貴的思想財富。
誠然，一國的文化，總是隨著時代的發展而發展、而創新。文化的發展和創新固然是十分複雜的問題，但從根本上說，是一個如何對待“古今中外”的關係問題。五四以來新舊文化的爭論，其實也就是圍繞這個問題展開的。在這方麵，長期以來存在著全盤保存國粹和全盤輸入歐化這樣兩種截然相反的主張，他們之間的激烈論爭實際上反映了迥然不同的政治立場。蔡元培曾指出這兩種主張的弊端，“主張保存國粹的，說西洋科學破產；主張輸入歐化的，說中國舊文明沒有價值。這是兩極端的主張”。他既反對那種拒絕外來文化、故步自封的國粹派，也不讚同消亡民族個性的全盤歐化論，而主張中西兼容、融彙創新。這確是正確對待民族傳統文化和外來文化，適應時代發展要求的文化觀。這不僅反映了新文化運動進步的發展方向，而且對他在北京大學革新教育製度、教育內容、教學方法以至教員的選聘等方麵，都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蔡元培中西文化觀中的一個重要指導思想，就是反對專己守殘之陋見，對中西文化要兼收並蓄，擇善而從，融彙貫通。他在1922年北大成立25周年紀念會的講話中，曾剴切剖析了清末流行的所謂“中體西用”的思想對我國學術發展的嚴重束縛。他指出在民元之前，“北京環境多是為頑固派所包圍，辦學的人不敢過違社會上傾向，所以，當時學校的方針叫做‘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故教者、學者都偏重舊學一方麵；西學方麵不容易請到好的教習，學的人也不很熱心，很有點看作裝飾品的樣子”。這就嚴重阻礙了科學的發展。而民國建立之後，由於“國體初更，百事務新”，一些人又“大有完全棄舊之概”。他認為這些都是片麵的，不足取的，因而在文化學術和課程建設的取向上，主張“貫通中西”。他在這方麵確有一些非常卓越的見解和做法。
在對待外來文化問題上，蔡元培積極主張廣泛吸收外國先進的科學文化，提出大學教學內容要對“世界的科學取最新的學說”。他把善於繼承前人成果，學習先進文化，視為人類進化和社會進步的重要原因。他認為各民族間互相師法才能有進步和發展，在世界曆史上，一個民族文化的進步，都包含對其他民族文化的吸收和消化。他舉例說，希臘民族吸收埃及、腓尼基諸國的文明而消化之，創造了燦爛的古希臘文明；高盧日耳曼諸民族吸收了希臘、羅馬和阿拉伯之文化，才有了今日歐洲各國的文明。而中國自漢至宋吸收了印度文明，在哲學、文學及美術方麵，“得此而放一異彩”。但自元以來的六百多年間，與歐洲文明雖有接觸，然未嚐有大量的吸收，隻是墨守前人已有的成就，有如冬蟄之動物“日趣羸瘠”。他痛感近世中國由於封閉、隔絕，在學術文化發展上大大落後於西方，因而再不能繼續在“固有的範圍內、固有的特色上進化”，主張廣泛地學習外國的先進文化和先進經驗。他在談到中國畫也要吸收西洋畫的優點時特別指出：“今世為東西文化融和時代，西洋之所長，吾國自當采用。抑有人謂西洋昔時已采用中國畫法者，……彼西方美術家能采用我人之長，我人獨不能采用西人之長乎？”他從上述思想出發，在北大廣泛容納西方的新文化新思潮，允許不同學派的觀點自由討論，使學生通過廣泛接觸加以比較、吸收和創新。同時他還把對東西文化兼容的主張，作為學校課程改革和建設的一個重要指導思想。這時理科的一些課程教材亦多采用各國的科學新成果，包括居裏夫人在巴黎大學講授的最新材料。1921年蔡元培赴歐美考察期間，還親自邀請居裏夫人和愛因斯坦到北大講學，後雖因故沒有實現，但推動了相對論學說等在中國的傳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