誠然，對待曆史人物及其思想和事業，重要的是要取曆史分析的態度。簡單地否定一切，或肯定一切，是最便當不過了，然而這恰恰是幼稚的、不成熟的表現；因為這樣做，極有可能違背曆史實際，因而是不科學的。對待蔡元培這樣一位曆史人物，同樣也要取曆史分析的態度。拿他在北大革新時提出的著名的“兼容並包”辦學思想來說，這在當時確是一個具有指導作用的辦學方針，同時也是他的大學教育思想的一個重要體現。在當時曆史條件下，這一方針在扶植新文化新思想方麵所起的進步作用，是顯而易見的；同時，就發展新教育和繁榮學術所需要的環境和條件來說，它又確是適應了發展文化教育的客觀要求，有利於人才培養和學術進步，因而在一定意義上是符合文化教育發展客觀規律要求的。我們對於蔡元培“兼容並包”的辦學思想，不僅要肯定它在曆史上所起的進步作用，而且還要研究在它特定的內涵中所蘊含的對發展文化教育具有普遍意義的東西，在這一方麵，對我們則更具有借鑒的作用，反映了思想的繼承性。
當我們根據曆史的實際，充分肯定這一辦學思想的進步作用和現實意義的時候，也並不是把它看作是完美無缺的。應該看到“兼容並包”的辦學思想作為一定曆史時代的產物，不能不帶有曆史的局限性。蔡元培曾用《禮記·中庸》篇中的“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的觀點，來解釋他的“兼容並包”主張。但他對這裏所說的“道”，並沒有作出性質和內容上的明確限定。如果對這一辦學思想作外在性的理解，那麼就會是不分主次地把新與舊相互對立的東西包容在一起，這就否認了對立物的質的區別，看不到發展過程中的飛躍和突變，抹煞了對立物的鬥爭在曆史發展中的作用，從而也就抹煞了人們在新舊事物鬥爭中催新破舊的曆史責任。由此可見，“兼容並包”作為一種理論上的概括，表現了蔡元培思想上存在的折衷、調和的傾向，反映了在反封建文化鬥爭中的不徹底性。這種概括的外在性，既不能科學地反映客觀事物發展的一般規律，也不完全符合他自己的教育實踐。事實上，蔡元培革命民主主義的立場和對世界大勢的深切理解，使他在對北大的整頓中始終堅持革新進步的方向，而不是讓新與舊、革新與保守無原則地混合並存。“兼容並包”的辦學思想所以能夠孕育出一個新的北大，正是他扶植新思想、約束舊事物和反對封建舊文化的結果。所以，具體就蔡元培的辦學方針，或擴而大之就一般的曆史遺產的繼承來說，重要的是要挖掘它內在的深層次的思想內涵，而不是要人們在新的曆史條件下去重複舊的口號。
總之，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及其實踐成果，是我國近現代教育史上的重要遺產，是值得我們珍視、研究和借鑒的。曆史總是在前進，研究前人，是為了超過前人。特別是我們正處在一個嶄新的曆史時代，這是蔡元培生活的那個時代所無法比擬的。蔡元培生前最後一次表達對北京大學的祝願，是在1938年北京大學誕生四十周年的時候，那時中華大地戰火彌漫，寇深國危，北大被迫南遷，但他仍充滿信心地說：“他日河山還我，重返故鄉，再接再勵，一定有特殊之進步。”雖然今日已時過境遷，但老校長這一祝願的深情，特別是深信未來的北大定會有特殊的進步，這對於即將迎來建校百年慶典的北京大學來說，仍是一個寓意深遠的激勵。
（《蔡元培與北京大學》，北京大學出版社，收入本集時作部分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