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這種簡單模仿和盲目崇拜外國的傾向，在北大也有嚴重反映。嚴複擔任北大校長期間，在全校積極推廣外語會話，在本科和預科課堂上除一些國學課程外，都用英語講授。課外活動如開會、講演、討論，也多用外語。預科教務會議全講英語，一些不懂英文的教授有苦難言。這種狀況，雖然對推廣外語學習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也助長了盲目崇洋和輕視祖國文化的傾向。特別是當時北大教授中崇拜西方資產階級文化的留學生較多，他們當中有些人幾乎不用漢語講話，甚至有的教中國曆史的也要講幾句英語以顯示其有學問。對此，許多人表示不滿，連一些外國教員也不以為然歎為非興國之征。蔡元培長校後，既重視和推廣外語教學，又極力矯正這種不良風氣。他規定開教務會議一律改用中文，開始時一個外國教授起而反對，說我們不懂中國話。蔡元培從容回答：假如我在貴國大學教書，是不是因為我是中國人，開會時你們就都說中國話？使對方語塞，無言以對。從這時起，他明確要求除外國語文課外，其他課程都必須使用祖國語言。對《大學理科月刊》刊登的論文，則規定除有關專有名詞外，也一律要用中文書寫。這些措施受到了進步輿論的讚許。
蔡元培在課程建設上注意吸收歐美各國學術文化的成就，同時又強調結合本國的實際，保存和發揚自己的“特性”。如中國文學係除增加世界文學外，又於中國文學中增加了詞曲、小說和小說史方麵的課程，並發起征集民間歌謠，供大學生和研究生研究。理科方麵，“於數理化等學科外，兼征集全國生物標本”，亦是一例。蔡元培到北大後為籌辦生物學係，曾與法國巴斯德生物學院協商設立分院（後沒有實現），但他沒有單純依賴外國，而是努力發展我國自己的生物學。1918年聘請著名植物學家鍾觀光為北大理預科教授，擔負采集我國植物標本的工作。他曆時五載，遍及南北十一個省，搜集和積累了許多珍貴的植物標本和資料，對我國早期植物分類學的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1924年創建了北大植物標本室，1925年北大生物學係正式成立。這個事實反映了蔡元培提倡吸收歐美國家的先進文化，根本是著眼於發展祖國的科學事業。
其三，蔡元培認為吸收外國文化，不僅要吸收外國文化的成果，更重要的是要掌握先進的科學方法，並運用這種科學方法來整理中國的舊有文化，以創造新義，求得更進一步的發展。蔡元培很重視在吸收、消化基礎上的創新，對外來文化是這樣，對傳統文化亦如此。他曾指出：“研究也者，非徒輸入歐化，而必於歐化之中為更進之發明；非徒保存國粹，而必以科學方法，揭國粹之真相。”這種主張反對了故步自封的保守思想，打破了清末以來束縛我國科學文化發展的所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謬見，比較正確地指明了對傳統文化和外國文化應取的態度。這對於學術研究和學校的課程改革具有指導的意義，當時史學係的革新即是一例。
原來，文科學長陳獨秀曾大力提倡新文學，整頓中國文學門，因而引起舊派教員的不滿。1917年秋成立中國史學門時，他們多改歸這新學門，想把這裏作為他們舊派的陣地。但蔡元培、陳獨秀同樣重視史學的改革，五四運動後在中國史學門增設西洋史各課，改稱史學係，由原來一國的史學變為世界的史學。蔡元培還將史學係和政治、經濟、法律等係一起編入第五學組，表示史學和社會科學的密切關係。為了革新中國舊史學，這時將原為選修課的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等社會科學課程，改為必修科，作為史學的基本知識課，並且聘請西洋史教授翻譯歐美新史學及唯物史觀方麵書籍。1920年李大釗任史學係教授後，曾先後講授過《唯物史觀》、《史學思想史》等重要課程。這些措施改變了過去史學門隻重史料的偏向，開始重視以科學的方法從事曆史的研究。這時的史學界正如李大釗所說，“晚近以來，高等教育機關裏的史學教授，幾無人不被唯物史觀的影響，而熱心創造一種社會的新生”。當然，這主要是指這時新思潮對學術界的影響而言，而對多數教授來說，其史學觀點主要還是唯心主義的。
此外，蔡元培還主張史學必須以科學的依據為基礎，要學習歐美新史學的優點。他後來曾說中國的曆史人文之學，發達在自然科學未發達之前；西洋的曆史人文之學，則發達在自然科學既發達之後。所以他們現在的古學，有其他科學可資憑借；我們前代的古學，沒有其他科學可資憑借。這件事實固可表顯我們的前賢創造古學之才長；然亦正指示我們現在從事此項工作者所憑借之不如人。我們若不擴充我們的憑借，因以擴充或變易我們的立點和方法，那裏能夠使我們的學問隨著時代進步呢？他認為治史學者不僅要重視考古工作，而且和地質學也有密切關係。在他的倡導下，1923年北大考古會成立，開展了考古調查和發掘工作，這對建立科學的史學和豐富學生的史學知識是很有意義的。
蔡元培在關於融合東西方文化的主張中，並提出要開設中外文化相比較的課程。他說治一國文學者，恒不肯兼涉他國，不知文學之進步，亦有資於比較。這時國文係除開設本國文學、文學史（包括小說史、詞史、戲曲史等）課程外，還開設了外國文學著作選讀、外國文學史等課程，以資比較。又如，他認為，“北大舊日的法科，本最離奇，因本國尚無成文之公私法，仍講外國法，分為三組：一曰德日法，習德文的聽講；二曰英美法，習英文的聽講；三曰法國法，習法文的聽講。我深不以為然，主張授比較法。”蔡元培是我國較早提出比較學問題的，這對於培養學生分析能力和開擴知識領域是有好處的。
在上述關於融合東西文化的主張中，蔡元培對繼承傳統文化和廣泛學習外國這樣兩個關係學術發展的重大問題，都提出了許多很好的新見解，特別是他提出對東西文化都要吸收、消化、創新，以求得發展與進步的思想，對我們今天也仍然是富有啟迪的。這些也同樣從一個方麵反映了他的“兼容並包”、“兼收並蓄”辦學思想的進步作用。
四
今天，距當年蔡元培提出“兼容並包”的辦學思想和辦學方針，時間的流逝已經過了四分之三的世紀。中國和世界的形勢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是，全麵、正確地評價蔡元培的辦學思想，還仍然有它的現實意義。
如前所述，蔡元培以囊括大典，網羅眾家，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方針，使北大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他的這一貢獻，無論是對我國文化學術和教育的發展，還是在政治上所產生的深刻影響，都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因而，我們對於蔡元培“兼容並包”的辦學思想，不僅要肯定它在曆史上所起的進步作用，而且要研究在它特定的內涵中所蘊含的對發展文化教育具有普遍意義的東西；而在這一方麵，對我們則更具有借鑒的作用，反映了思想的繼承性。
具體地舉例說，諸如：第一，這一辦學思想反映了對學術與政治關係上的正確處理。這是發展學術常常遇到的問題。由於我國受長期封建社會的影響，又使得這個問題更加突出。蔡元培並不否認學術與政治的密切關係，而且是堅持學術、教育活動必須為民主共和政治，為振興國家服務，這是發展學術和教育的大前提。同時在學術研究領域，他又把學術和政治作了嚴格區分，主要表現為：一是不以人廢言；二是反對用政治幹涉學術，反對封建文化專製思想，允許學術研究的自由。這種對學術與政治二者關係的正確處理，既體現了蔡元培辦學思想的反封建性，又反映了發展學術的客觀要求。陳獨秀在闡述蔡元培兼收並蓄的宗旨時曾說北京大學教員中，像崔懷慶、辜湯生、劉申叔、黃季剛四位先生，思想雖說是舊一點，但是他們都有專門學問，和那班冒充古文家，劇評家的人不可同日而語。蔡先生對於新舊各派兼收並蓄，很有主義，很有分寸，是尊重講學自由，是尊重新舊一切正當學術討論的自由並不是毫無分寸，將那不正當的猥褻小說，捧角劇評和荒唐鬼怪的扶乩劍俠，毫無常識的丹田術數，都包含在內。……他是對於各種學說，無論新舊都有討論的自由，不妨礙他們個性的發達；至於融合與否，乃聽從客觀的自然，並不是在主觀上強求他們的融合。我想蔡先生的兼收並蓄的主義，大概總是如此。這裏所說的“很有主義”、“很有分寸”，也首先包含蔡元培對學術與政治關係的正確處理。陳獨秀對他辦學宗旨的解釋是正確的。第二，這一辦學思想所體現的學術民主、思想自由的原則，反映了發展學術、教育的特殊矛盾和特殊規律。就學術研究而言，它實際上是探求真理的一個過程，而真理是具有相對性的；人們對客觀事物的認識往往有這樣的情形：今天被認為正確的事物，隨著新材料的發現或認的深化而成為謬誤，反之亦然。因而學術研究有它自身的特殊性，不能用一種簡單的、絕對的標準加以限製和判斷。蔡元培曾說我素信學術上的派別，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應該允許他們並存，自由討論。他認為，我國先秦時代思想界所以出現百家爭鳴這種”空前絕後之偉觀，是因為“種種學說並興、相競相攻”使然的，到漢武帝采董仲舒獨尊儒家之主張，遂使“諸家之說熸矣。”他極力反對這種於相對世界，持絕對主義的思想方法，反對封建政治和文化專製對學術思想的束縛。這些認識應該說是比較正確地反映了學術發展的客觀要求，而他的思想自由，學術民主的原則正是在這種認識的基礎上提出來的。第三，這種辦學思想體現了發展學術、教育必不可少的民主領導作風。這方麵的重要性是顯而易見的，本文不再贅述。上舉數端，說明蔡元培辦學思想的某些重要方麵，在今天仍具有現實的意義，是值得我們借鑒的。
當我們根據曆史的實際，充分肯定這一辦學思想的進步作用和現實意義的時候，也並不是把它看作是完美無缺的。應該看到“兼容並包”的辦學思想作為一定曆史時代的產物，不能不帶有曆史的局限性。蔡元培曾用《禮記·中庸》中的“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悼”的觀點，來解釋他的“兼容並包”主張。但他對這裏所說的“道”，並沒有作出性質和內容上的明確限定，人們可以進行隨心所欲的理解。其“容”與“包”的對象，既可以是新的、進步的思想、學說，也可以是舊的、落後的理論、流派。他自己曾認為哲學的唯物論和唯心論可以並行無害，西方資產階級文化和中國的傳統文化也並不矛盾，可以並行不悖。如果對這一辦學思想作外在性的理解，那麼就會是不分主次地把新與舊相互對立的東西包容在一起，這就否認了對立物的質的區別，看不到發展過程中的飛躍和突變，抹煞了對立物的鬥爭在曆史發展中的作用，從而也就抹煞了人們在新舊事物鬥爭中催新破舊的曆史責任。由此可見，“兼容並包”作為一種理論上的概括，表現了蔡元培思想上存在的折衷、調和的傾向，反映了在反封建文化鬥爭中的不徹底性。這種概括的外在性，既不能科學地反映客觀事物發展的一般規律，也不完全符合他自己的教育實踐。事實上，蔡元培的革命民主主義的立場和對世界大勢的深切理解，使他在對北大的整頓中始終堅持革新進步的方向，而不是讓新與舊、革新與保守無原則地混合並存。“兼容並包”的辦學思想所以能夠孕育出一個新的北大，正是他扶植新思想、約束和反對封建舊文化的結果。
總之，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及其實踐成果，是我國近現代教育史上的重要遺產，是值得我們珍視、研究和借鑒的。曆史總是在前進，研究前人，是為了超過前人。特別是我們正處在一個嶄新的曆史時代，這是蔡元培生活的那個時代所無法比擬的。
（《北京大學學報》，1988〈2〉；收入《論蔡元培》，旅遊教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