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同誌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詞》中曾指出：“我們的現代化建設，必須從中國的實際出發。無論是革命還是建設，都要注意學習和借鑒外國經驗。但是，照抄照搬別國經驗、別國模式，從來不能得到成功。這方麵我們有過不少教訓。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總結長期曆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這是對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曆史經驗的深刻總結，對於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具有極為重要的指導意義。
新中國成立三十五年來，我們在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上，曾取得了重大成就，也經受過嚴重的挫折；有著十分豐富的成功經驗，也有過令人痛心的嚴重教訓。所有這一切，究其本源，都是和是否“按照中國的情況來辦”相聯係的，也就是說，是否從中國的基本國情出發，把馬克思主義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因而總結這方麵的曆史經驗教訓，是一項十分重要的工作。
一
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同各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這是馬克思主義理論本身的特點所要求的，是一條普遍的思想原則。馬克思就曾指出：“正確的理論必須結合具體情況並根據現存條件加以闡明和發揮。”恩格斯也無情地嘲笑過那種把理論當作教條，到處生搬硬套的人，他說他們大部分連自己也不懂得這種理論，而用書呆子和教條主義者的態度去對待它，認為隻要把它背得爛熟，就足以應付一切。對他們來說，這是教條，而不是行動的指南。列寧曾科學地闡述了馬克思的理論特點，指出它所提供的隻是給一種科學奠定了基礎，社會主義者如果不願意落後於實際生活，就應當在各方麵把這門科學向前推進。他說：對於俄國社會主義者來說，尤其需要獨立地探討馬克思的理論，因為它所提供的隻是一般的指導原理，而這些原理的應用具體地說，在英國不同於法國，在法國不同於德國，在德國又不同於俄國。列寧認為必須承認各個國家之間的民族差別和國家差別將長久存在，因而在運用共產主義的基本原則方麵不能要求消除多樣性。列寧指出：一切民族都將走到社會主義，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卻不完全一樣，在民主的這種或那種形式上，在無產階級專政的這種或那種類型上，在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麵的社會主義改造的速度上，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特點。所有這些都說明，理論要與實際相結合，要結合本國的具體情況，靈活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而獨立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解決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問題，就是六十多年來中國馬克思主義者所做的工作。
我們強調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主要就是指要同中國的基本國情結合起來。毛澤東同誌曾說過認清中國的國情，乃是認清一切革命問題的基本的根據。以毛澤東同誌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曾同我們黨內盛行的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外國經驗神聖化的錯誤傾向，進行了長期的鬥爭，堅持馬列主義普遍原理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原則，把中國長期革命實踐中的一係列獨創性經驗作了理論概括，形成了適合中國情況的科學的指導思想，從而把中國革命引向了勝利之途。在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一個時期內，毛澤東同誌保持了實事求是的作風，認真研究我國的實際情況，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1956年，毛澤東同誌在《論十大關係》的著名講話中就指出：“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蘇聯方麵暴露了他們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的一些缺點和錯誤，他們走過的彎路，你還想走？過去我們就是鑒於他們的經驗教訓，少走了一些彎路，現在當然更要引以為戒。”這就在實際上提出了要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問題。講話總結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教訓，並根據中國的具體情況，提出了正確處理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係等一係列建設社會主義的正確方針。在一個時期內，我們黨在探索社會主義建設的新道路方麵，取得了許多重要成就，積累了寶貴的經驗。但是，由於勝利，毛澤東同誌不夠謹慎了，逐漸違背了他自己倡導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違背了中國的國情，在社會主義建設上急於求成的“左”傾錯誤越來越發展，給經濟建設帶來了嚴重的損失，使已經開始的探索我國社會主義建設新道路的進程被打亂了。
現在，我們黨已經實現了偉大的曆史性轉變，在全國造成了一個安定團結、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麵。這就為實現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創造了非常有利的條件，也為在經濟建設中按中國的具體實際辦事提供了可能。鄧小平同誌在1979年3月所作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重要講話中就強調指出：“現在搞建設，也要適合中國情況，走出一條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對於什麼是中國的基本國情這樣一個我國現代化建設的戰略出發點問題，黨中央進行了認真的研究，作出了十分透徹的分析。鄧小平同誌在上述講話中就曾深刻地分析了中國國情的特點，他認為：“一個是底子薄”。雖然解放後工農業生產有較大發展，每年平均增長速度在世界上是比較高的，“但是由於底子太薄，現在中國仍然是世界上很貧窮的國家之一。中國的科學技術力量很不足，科學技術水平從總體上看要比世界先進國家落後二三十年”。“第二條是人口多，耕地少。現在全國人口有九億多，其中百分之八十是農民。”他特別指出：我國“土地麵積廣大，但是耕地很少。耕地少，人口多特別農民多，這種情況不是很容易改變的。”在領導我國經濟建設工作中，陳雲同誌一向注重從實際出發，他對中國基本情況的研究，也作出了與鄧小平同誌相一致的概括。1979年，陳雲同誌就深刻指出：“講實事求是，先要把‘實事’搞清楚。這個問題不搞清楚，什麼事情也搞不好。”講的就是要吃透基本國情。他認為，“我們國家是一個九億多人口的大國，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農民。革命勝利三十年了，人民要求改善生活。有沒有改善？有。但不少地方還有要飯的，這是一個大問題。……農民是大頭”。“一方麵我們還很窮，另一方麵要經過二十年，即在本世紀末實現四個現代化。這是一個矛盾。人口多，要提高生活水平不容易；搞現代化用人少，就業難。我們隻能在這種矛盾中搞四化。這是現實的情況，是製定建設藍圖的出發點。”陳雲同誌十分強調對“我國社會經濟的主要特點是農村人口占百分之八十，而且人口多，耕地少”，要保持清醒的頭腦。而“計劃機關和工業、商業部門的同誌對此沒有深刻的認識。如果不糾正這種認識上的盲目性，必然碰壁。”上述這些精辟論述，準確地抓住了我國的基本情況，成為中國現代化建設必須考慮的特點。
底子薄，人口多，幾億人口搞飯吃，糧食問題還沒有真正過關，這種狀況說明了什麼呢？應該說，這是典型地說明了我們還是一個經濟文化落後的國家。我們有80%的人口搞農業，而農業的商品率卻是很低的，在整個農產品中，商品經濟部分還不到50%，糧食則隻有15%；這同一些發達國家僅有百分之幾的人口直接從事農業，而且主要是商品生產的情況相比，差距是很大的。我們工業的勞動生產率、新興工業以及科學技術等方麵與國外先進水平相比，也都存在一個相當大的距離。如我國鋼鐵工業的勞動生產率隻有日本、美國的1/30.總之，在勞動生產率和按人口平均計算的收入（1979年國民生產總值按人口平均計算僅253美元，在世界上排列一百位以後）方麵看，我國至今仍然是世界上科學技術較落後的國家之一。當然，必須看到，我們今天的貧窮落後，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長時期的破壞遺留下來的。自鴉片戰爭以來的一百多年間，正當歐美和日本等資本主義國家已經開始向帝國主義階段轉化的時候，我們的國家卻在承受資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奴役。這不但扼殺了我國向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曆史進程，而且是造成了近代中國仍然滯留在落後的農業社會的主要原因。以中國革命勝利的1949年這一年，我國的經濟能力同當時的美國相比，我國工農業總產值僅466億元，而美國的國民總產值則達2953億美元；我國年產鋼僅15.8萬噸，美國是7000餘萬噸；我國石油年產12萬噸，美國則近2.5億噸；我國糧食產量約為2200億斤，美國為3200億斤。如果把這一年我國的鋼、鐵、煤產量和發電量與英國相比，也分別落後了89年、139年、109年和36年。這種曆史造成的巨大差距，是我們所接受的舊中國留下來的“遺產”，也是新中國所麵臨的現實。毫無疑問，解放後我國的工農業生產和科學技術都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是，要完全消除曆史造成的長達一、兩個世紀的差距，顯然不是短時期所能實現的；況且，由於我們工作上的失誤，在現代科學技術日新月異的年代耽誤了時間，致使已經縮小的距離又被拉開了。所以，底子薄，人口多，經濟文化比較落後，仍然是我們當前進行現代化建設的基礎和出發點。這就決定了，我們經濟建設的速度、規模和進程都必須和這種國力相適應，在處理農業、輕工業和重工業的比例關係上必須考慮我國的具體情況，在國民經濟的安排上要妥善解決改善人民生活和發展生產的關係，在應用現代科學技術的同時必須充分開發勞動力資源，等等，諸如此類帶有戰略性的問題。
誠然，我們今天所說的經濟文化還比較落後，是如實地反映了我們國家的現狀，但這和舊中國的狀況畢竟不是同一個概念，是不能同日而言的。近代中國的社會曆史特點和近代中國革命的曆史，說明了隻有社會主義才能夠救中國。解放後，我們正是依靠社會主義製度，醫治了舊中國留下的創傷，在經濟建設上取得了巨大的成績。據統計，1978年（即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工作重點轉移這一戰略決策的一年），我國農業總產值達到1454億元，為1949年的3.4倍，為1952年的2.3倍；輕工業總產值達到1806億元，為1949年的20.8倍，為1952年的9.8倍；重工業總產值達到2425億元，為1949年的91.6倍，為1952年的27.8倍。建國三十年來，雖然我們在農輕重發展的比例關係上還不協調，但工業總產值占工農業總產值的比重已由30%提高到70%以上；雖然我們的經濟建設遭受過嚴重挫折，但我國工農業總產值每年的增長率平均仍達到7%左右，在世界上是比較高的。這裏，應該承認，我們的經濟效益還比較差，人民群眾的實際生活水平也沒有得到相應的提高，但我們畢竟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係，培養了一批技術人才，這就為今天的現代化建設準備了物質技術基礎。這些情況說明，我們現在提出努力趕上國外先進水平，改變我國的貧窮落後狀態，是有條件的，也是有信心的。可以相信，隻要我們堅持從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充分發揮社會主義製度的優越性，經過一個長時期的奮鬥，我們的目標是一定能夠達到的。
二
新中國建立後，我們黨在解決改造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私有製的曆史性任務中，緊密地從中國的具體實際出發，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一般原理，創造性地開辟了一條適合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改造的道路；同時在開展有計劃的經濟建設中，也取得了很大成績，積累了經驗。但是，1957年以後，以急躁冒進、急於求成為主要特征的“左”的指導思想，愈來愈顯現出來，嚴重幹擾了國民經濟建設，以致造成了經濟上的巨大損失。這種長時期存在的“左”傾錯誤，歸根結底，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脫離了中國國情，因而在指導思想上陷入了主觀主義的盲目性。建國三十多年來，圍繞著是不是從中國的實際出發這個帶根本性的問題，在經濟建設中是有過深刻的經驗教訓的。
第一，在經濟建設的速度和規模上，是量力而行，穩步前進，還是貪多圖快，急於求成，是直接關係到建設事業是前進還是受挫折的關鍵問題。在我們這樣一個經濟文化落後的大國進行社會主義建設，這是決非短時期所能完成的。因此，“我們要經常記住，我們國家大，人口多，底子薄，隻有長期奮鬥才能趕上發達國家的水平”。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由於黨的指導方針和基本政策是正確的，取得了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勝利。以經濟建設的速度來說，到1956年提前完成了“一五”計劃，全國工業總產值平均每年遞增19.6%（計劃平均年遞增14.7%）；農業總產值平均每年遞增4.8%（計劃平均年遞增4.3%）。在生產發展的基礎上，人民的生活也得到進一步改善和提高。全國職工平均工資比1952年增加36.8%，農民收入增加24.3%。這個時期，我們由於缺乏經驗，在工業建設方麵基本上是仿照蘇聯模式，但由於在指導思想上比較謹慎，注意從中國的國情、國力出發，因而經濟發展比較快，經濟效果比較好，重要經濟部門之間的比例關係比較協調。人民生活顯著改善。這些都為我們的經濟建設提供了有益的經驗。
但是，在社會主義建設上，我們還有很大的盲目性，黨在探索我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方麵，經曆了一個艱難曲折的過程。黨的八大前後，黨中央和毛澤東同誌開始初步總結我國的經驗，在探索適合我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方麵取得了一些重大進展。八大及時地分析了國內主要矛盾的變化，提出全國人民的主要任務是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產力，實現國家的工業化，逐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的需要，這就在實際上作出了把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為新時期指明了前進的方向。在這期間，黨為經濟建設製定了一係列正確的方針。例如確定了既反保守又反冒進即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方針，提出了建設規模必須和國力相適應，人民生活和國家建設必須兼顧，製定計劃必須作好物資、財政、信貸平衡等原則。由於上述正確方針的貫徹，1957年的經濟工作，“是建國以來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但是，由於當時黨對全麵建設社會主義的思想準備不足，八大提出的許多正確主張沒有能夠在實踐中堅持下去。1957年以後，隨著我們黨越來越陷入階級鬥爭擴大化的迷誤，在經濟建設中也遭受了嚴重挫折。這時，不但無休止的政治運動衝擊並實際取代了經濟建設這個中心任務，而且進一步把階級鬥爭擴大化理論引伸到經濟建設領域中來。從1958年開始，毛澤東同誌一再把1956年正確開展的反冒進，提到政治問題的高度進行尖銳批判，這樣就在反右傾中間加緊了“大躍進”的醞釀和準備。由於一再批判反冒進，使黨內的急躁冒進、急於求成的情緒迅速膨脹起來，在這種情勢下召開的八大二次會議，根據毛澤東同誌的倡議通過了“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這條總路線雖然反映了廣大人民迫切要求改變我國經濟文化落後狀況的普遍願望，但從其基本方麵看，是忽視了客觀經濟規律，過分誇大主觀能動作用，片麵強調高速度是總路線的靈魂。這反映了這條建設總路線在指導思想上是“左”傾冒進的，是忽視和違背客觀規律的。隨之，又輕率地發動了大躍進運動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在所謂“超英趕美”的口號下，經濟建設上開始了更大的冒進，貪多圖快，急於求成，認為糧食產量能夠幾倍、幾十倍地增長，並貿然訂出鋼產量一年翻一番的指標；原來提十五年趕上英國，這時認為兩年就可以超過。同時，在生產關係方麵也急於實現集體所有製向全民所有製的過渡，甚至宣布：“共產主義在我國的實現，已經不是什麼遙遠將來的事情了。”這就使得以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和“共產風”為主要特征的“左”傾錯誤嚴重地泛濫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