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澤民同誌在黨的十五大報告中深刻分析了鄧小平理論的鮮明的時代精神，指出：“在當代中國，隻有把馬克思主義同當代中國實踐和時代特征結合起來的鄧小平理論，而沒有別的理論能夠解決社會主義的前途和命運問題。”這就告訴我們，作為黨的指導思想的鄧小平理論，不僅是在總結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經驗的基礎上形成的，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結果，而且也是在總結、吸取時代發展，包括世界社會主義發展的經驗和教訓的基礎上產生的，是時代發展和世界形勢變化的產物。因此，正確認識和把握時代的基本特征，是深刻理解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的一個重要前提。
一、時代的發展與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1.正確認識和把握時代基本特征的重要意義
對時代的正確判斷，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重要理論問題，也是實踐中的社會主義麵臨的一個重大現實問題。毫無疑義，正確認識和把握所處時代的基本特征，是馬克思主義政黨製定基本路線、方針的一個重要出發點，是我們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與實踐的一個重要依據。
我們知道，任何一個馬克思主義政黨，都要依靠製定符合社會曆史發展客觀要求的路線、方針和政策，以保持自己的正確性，從而也才能把千百萬群眾團結在自己的周圍。這是把革命和建設事業引向勝利的根本保證。而要製定這樣正確的路線、方針，重要的是要準確地判斷和把握以下兩個基本情況：一是國情，包括一個國家的社會製度、經濟和文化發展程度、人口和自然資源、國土與曆史傳統等等，而其中社會製度的性質及其發展階段是國情的核心問題，是基本國情；一是世界全局的基本情況，包括所處的時代及其不同發展階段的基本特征，特定階段世界形勢的發展變化與國際關係等等，其中對時代及其不同發展階段的正確判斷是一個核心問題。一個國家的革命和建設是不能離開整個世界形勢的發展變化而孤立地進行的，而世界形勢的發展變化對一個國家也必然產生深刻的影響。因而，如同正確把握國情一樣，正確地認識時代的基本特征，把握世界形勢的發展變化，是製定正確的路線、方針的重要出發點和依據。正如列寧所說隻有在這一基礎上，即首先考慮到各個‘時代’的不同的基本特征（而不是個別國家的個別曆史事件），我們才能夠正確地製定自己的策略；隻有了解了某一時代的基本特征，在這一基礎上去考慮這個國家或那個國家的更具體的特點。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和整個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曆史都表明列寧這一論斷的正確。
我們黨的曆史經驗證明，凡是比較正確地認識國情並深刻理解所處的時代的特點，就能實事求是地製定出切合客觀需要的戰略方針，把黨的事業推向前進；反之，就會遭受挫折和失敗。毛澤東在領導民主革命過程中創立的完整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就是這種對國情和新的時代特點的深刻理解的產物，是創造性地繼承和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典範。正是在這個理論的指導下，民主革命取得了輝煌勝利，並順利地實現了向社會主義的轉變。而毛澤東晚年在社會主義建設的指導思想上陷入“左”的錯誤，究其原因，就是離開了他自己倡導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在上述兩個基本問題上不能保持清醒的認識。一方麵，在實際上過高估計了我國社會主義的發展階段，急於求成，急於求純，急於過渡，超越了曆史階段的要求，結果事與願違；另一方麵，又過高估計世界戰爭爆發的可能性，沒有認清時代的主題已開始由戰爭與革命向和平與發展轉變的曆史趨勢，繼續用“戰備”的觀點觀察一切，搞大小“三線”的建設布局。這不僅使我們失去了一次發展的曆史機遇，而且這種對國際形勢不恰當的估計，又反過來影響並加深了在國內堅持“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左”的一套做法。這是一個沉痛的曆史教訓。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黨對國際形勢作出了新的判斷，並相應地調整了我們的政策。鄧小平說過去我們的觀點一直是戰爭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我們好多的決策，包括一、二、三線的建設布局，‘山、散、洞’的方針在內，都是從這個觀點出發的。這幾年我們仔細地觀察了形勢，認為就打世界大戰來說，隻有兩個超級大國有資格，一個蘇聯，一個美國，而這兩家都還不敢打。世界很大，複雜得很，但一分析，真正支持戰爭的沒有多少，人民是要求和平、反對戰爭的。還要看到，世界新科技革命蓬勃發展，經濟、科技在世界競爭中的地位日益突出，這種形勢，無論美國、蘇聯、其他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都不能不認真對待。由此得出結論，在較長時間內不發生大規模的世界戰爭是有可能的，維護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根據對世界大勢的這些分析，以及對我們周圍環境的分析，我們改變了原來認為戰爭的危險很迫近的看法。“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新的論斷，實際上是敏銳地把握住了和平與發展這一時代的新的主題。正是在這一認識的基礎上，他不失時機地提出了”要善於把握時機來解決我們的發展問題。二十年來我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蓬勃發展的事實，充分證明了鄧小平對時代主題正確判斷的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由此可見，對時代及其發展階段的判斷，是直接關係到黨製定的路線和方針正確與否，關係到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是前進還是停滯或倒退這樣一個全局性的問題。因此，要像重視對國情的研究一樣，在製定和貫徹黨的路線的過程中，都要加強研究時代發展中所出現的新情況和新問題。
2.時代與時代的主題
“時代”一詞，是一個內涵豐富、為古今中外廣泛使用的概念。如我國古籍《宋書·禮誌一》曾載況三國鼎峙，曆晉至宋，時代移改，各隨事立。這裏所說的時代猶言時世。一般地說，時代係指特定的曆史時期，即依據某種特征劃分的社會、國家或個人的各個發展階段。如：新石器時代、青銅器時代；電子時代、信息時代；斯大林時代、羅斯福時代；少年時代、青年時代，等等。而我們所說的時代，則不是指這種具體的以經濟的、科學技術的或具體人物為標誌的局部性的概念，它是在社會曆史領域中綜合反映人類社會發展進程的一個全局性概念。也就是說，它是指在人類社會進程中由某一進步階級所開辟的一個大的曆史時期，即列寧所稱的曆史上的大時代。在一個大的曆史時代裏，又必然包含若幹不同的發展階段，時代就是這種大的曆史時期與階段性發展的統一，也可說是大時代與小時代的統一。
1915年，即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和十月革命前夜，列寧在《打著別人的旗幟》一文中，指明了世界曆史將進入一個新的時代，並從理論上深刻闡述了馬克思主義的時代觀。他指出：“我們是生活在兩個時代的交叉點，而且隻有首先分析了從一個時代轉變到另一個時代的客觀條件，才能夠了解我們麵前發生的極其重大的曆史事件。”所謂時代是指“哪一個階級是這個或那個時代的中心，決定著時代的主要內容、時代發展的主要方向、時代的曆史背景的主要特點等等”。列寧還進一步強調了了解時代與製定正確策略的關係，認為“隻有在這種基礎上，即首先估計到區別不同‘時代’的基本特征（而不是個別國家的個別曆史事件），我們才能夠正確地製定自己的策略；隻有認清了這個時代的基本特征，才能在這一基礎上去考慮這個國家或那個國家的更具體的特點”。在這裏，列寧對大的曆史時代內涵的界定，對我們今天了解時代的基本特征仍然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
從列寧關於時代的論述中可以了解到，馬克思主義劃分時代的標準，是以哪一個階級占據時代的中心或主導地位來作為判斷一個大的曆史時代的主要根據。而在階級社會裏，任何階級關係和階級地位都是一定的生產關係的產物，都是其所處的時代經濟關係的產物，因而階級關係和階級地位的變化，也就是生產關係發生的變革，是生產方式和社會經濟製度發生的變革與更迭。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運用唯物史觀研究了人類社會的曆史進程，得出了落後的社會經濟形態必然被先進的社會經濟形態所取代，資本主義必然為社會主義所取代的曆史結論。正是以這種生產方式的變更為依據，人類曆史的發展經曆了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等幾個不同的曆史時代。馬克思曾指出：“大體說來，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可以看作是社會經濟形態演進的幾個時代。”人類曆史的演進證明了馬克思這個論斷的正確，因而這裏所說的時代不是指一般的曆史發展階段，而是指與一定的社會經濟形態相聯係的曆史的大時代，在它發生和發展的過程中，是不會因為世界形勢或世界格局的變化而改變的。
列寧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時代觀，在本世紀初，他深刻分析了資本主義從自由競爭階段向壟斷和帝國主義階段演變這一曆史性的變化，並從當時發生的諸如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曆史大變動中，敏銳地認識到世界已處在新舊時代交替的大變革時期。對於這個已經來臨的新的偉大時代，列寧曾不止一次地稱之為“帝國主義時代”、“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時代”、“無產階級專政的時代”，等等。列寧還根據社會主義在一國勝利所麵臨的形勢，對新時代的特征作了深刻論述，他指出：十月革命開辟了“兩個具有世界曆史意義的時代，即資產階級時代和社會主義時代，資本家議會製度時代和無產階級蘇維埃國家製度時代的世界性交替的開始”。他後來還預見到在今後世界曆史的進程中將出現“社會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共存的時期”。列寧關於世界已進入新舊時代交替，無產階級成為新時代的中心這一論斷，無疑是正確的。
1924年列寧逝世後，斯大林在《論列寧主義基礎》一文中，曾將列寧在不同時期所論述的“帝國主義時代”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這兩個提法聯結起來，即把“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這一提法，作為我們所處的時代的定義。由於當時斯大林的威望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一度風行的個人迷信的影響，這個定義曾長期被認定是對時代的馬克思主義的表述，影響十分廣泛。雖然從理論上說，斯大林的這個論斷基本上反映了時代的特征，反映了列寧的思想，但由於在文字表述上片麵強調無產階級革命的現實性，因而不能完全準確地反映我們所處的新舊時代交替，即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特點。
那麼，我們應當怎樣全麵理解這種新舊時代交替的基本特征呢？
一方麵，必須肯定，我們的時代是由資本主義和前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逐步過渡，社會主義逐步取代資本主義是世界曆史發展的大趨勢。這是我們時代的本質特征。這本來是已為社會主義製度問世以來70多年的曆史所證明了的，但由於它在發展過程中出現過嚴重的失誤，遭受了種種困難和挫折，甚至發生了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解體的嚴重情況，這使一些人對時代本質的提法產生困惑，提出種種疑慮。這是可以理解的。其實，像對待任何曆史事件和曆史人物一樣，是不能以一時勝敗論英雄的，否則就不能準確地把握曆史的真實和本質，更何況我們現在要討論和評價的是一種新的社會製度這樣更為重大嚴肅的曆史性問題呢！就拿蘇聯解體一事來說，這確是一個嚴重的曆史悲劇，但它的解體決不是社會主義製度的失敗，而恰恰證明是機會主義的失敗。誠然，蘇聯解體的原因是複雜的、多方麵的，但究其根本原因，則是在曆史的和現實的，特別是赫魯曉夫的所謂“解凍”和西方大力滲透的催化下出現的戈爾巴喬夫“新思維”，即蘇共領導層放棄社會主義原則而導致了這一曆史悲劇。所以這隻是一時的曆史現象，不能作為一種社會製度成敗優劣的依據，更不會因此而改變曆史發展的方向。重要的是，要正確總結這一曆史教訓，以利於完善和發展社會主義製度，促使世界社會主義事業走上新的振興之路。正如古賢所雲：一時成敗在於力，千古勝負在於理。判斷和評價一種社會製度是否具有原有製度所沒有的先進性和優越性，主要看能否推動社會曆史的進步，能否為人類生存和發展提供更為理想和優越的條件，一句話，是否適應曆史的要求和曆史發展的需要。
本世紀初發生的俄國十月革命，成為震撼世界的開辟人類曆史新紀元的偉大事件。從一定意義上說，20世紀是社會主義的世紀。在短短幾十年間，社會主義製度從一國發展到多國，先後建立了橫跨歐洲、亞洲和拉丁美洲的15個社會主義國家，占世界人口的1/3，領土的1/4.到80年代，這些國家工業總產值已占世界工業總產值的2/5，國民收入則占到世界國民收入總額的1/3.而要指出的是，這些國家大多數都是原來經濟基礎比較落後的國家。如以前蘇聯為例，十月革命前的沙俄是舉世公認的歐洲落後的國家，十月革命後，蘇聯從1928年開始實行有計劃的社會主義建設，工業生產以年均15%的速度持續發展，到1939年，機器製造業產量增加7.5倍以上，達到歐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為蘇軍在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奠定了重要的物質基礎。而蘇聯在消滅本世紀最野蠻的法西斯主義的戰爭中所作出的巨大貢獻和犧牲，則是舉世公認的。就連那位著名的英國首相丘吉爾，他在1918年就曾揚言要扼死搖籃中的蘇維埃政權，而在1945年雅爾塔宴會上卻不能不表示：“我早晨起來就禱告，祝斯大林健康無恙。隻有斯大林才能拯救世界！”戰後，作為戰爭破壞最嚴重的國家，在恢複工作中顯示了社會主義製度所具有的強大的凝聚力，經濟恢複速度之快遠遠超過了英、法等國家。在斯大林逝世六年之後，即1959年斯大林80誕辰之際，還是那位丘吉爾，在英國下院發表熱情洋溢的演說，盛讚斯大林的才能、品格和業績，他意味深長地說他接過俄國時，俄國隻有木犁，而當他撒手人寰時，俄國已經擁有核武器。我們並不否認斯大林所犯的嚴重錯誤及其給蘇聯社會帶來的災難，但他作為列寧事業的繼承人，確實通過社會主義製度根本改變了俄國的麵貌。再以我們國家為例，以20世紀的前50年和後50年比較，大體上就是新舊中國的比較。前50年的中國，是一個不能生產一架飛機、一輛汽車、一台拖拉機的國家，中華大地充溢著戰禍、災荒、饑饉和疫病，那時的祖國是以國弱民窮、任人宰割的形象，成為強權世界譏諷和嘲弄的對象。而在後50年，雖然我們還是一個發展中的國家，但依靠社會主義製度，比較迅速地建立起獨立的、門類比較齊全的工業體係和國民經濟體係，在一些重大科學技術研究成果方麵已達到或接近世界先進水平，到90年代，綜合國力已居世界的第六位。新中國正是以它的巨大成就贏得了崇高的國際地位，在國際社會恢複了中華民族的尊嚴。新舊中國的對比，有力地說明了社會主義製度的先進性和優越性。應當指出，這些成就，是在社會主義製度還處在缺乏經驗的幼年階段，工作中也還出現過嚴重失誤的情況下取得的，也就是說，社會主義的優越性還沒有得到應有的充分發揮。如果社會主義製度通過改革和創新，它的內在潛力將一定會得到更大更好的發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