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我國著名學府北京大學百年華誕，又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80周年。所以把這二者聯係在一起，是因為在80年前，時任北京大學教授的李大釗，首先從俄國十月革命的曙光中，敏銳地看到人類社會“新紀元”的肇始。他成為在中國高舉馬克思主義旗幟的第一人，並引導一批先進分子走上信仰馬克思主義的道路，從而使北京大學成為在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最初基地。正是在這樣的曆史機緣上，突出了毛澤東與北京大學關係的特殊意義。
北京大學作為當代中國的最高學府，毛澤東在這裏直接走進了當時新文化新思潮彙集的濃鬱氛圍中，受到了一次雖然短暫卻十分重要的新思想的熏陶；而它作為我國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最初基地，毛澤東又是在這裏開始朝著馬克思主義的方向發展。從圖書館書記到人民共和國締造者，北京大學是不是這位曆史巨人思想發展和人生道路的一個重要起點？這確是值得研究而又饒有趣味的話題。
一
20世紀初的中國，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在湘江之畔的橘子洲頭、嶽麓山下，集中了一批不計身家、心懷天下的“不羈之才”。他們發起的新民學會，開始以“潛在切實，不務虛榮，不出風頭”為學會態度，後來明確以“改造中國與世界”作為會員的共同目的，成為湖南進步運動的核心組織。
在新民學會中，毛澤東主張做潛在功夫，打好基礎，力主會員向外求得發展。1918年6月間，毛澤東就學的湖南第一師範的師長、時為北京大學哲學教授的楊昌濟來信，告知由蔡元培、李石曾等人在法國發起法華教育會，倡導青年到法國勤工儉學，他希望湖南青年能利用這個機會，組織留法勤工儉學運動。毛澤東得到消息後十分興奮，隨即同何叔衡、蕭子升、蕭子璋、周惇元（世釗）、蔡和森、張昆弟、李和笙（維漢）等10多人舉行新民學會會議，商討會友“向外發展”問題。大家認為留法勤工儉學有必要，應盡力進行，推舉蕭子升、蔡和森“專負進行之責”。6月25日，蔡和森抵達北京，經楊昌濟介紹與蔡元培、李石曾接洽後，認為留法勤工儉學“頗有可為”，即函告蕭子升、毛澤東、陳讚周、部鼎丞等從事邀集誌願留法的同誌。
6月30日，蔡和森致信毛澤東說兄事已與楊師詳切言之，師頗希望兄入北京大學。稱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正謀網羅海內人才”；“吾三人有進大學之必要，進後有兼事之必要，可大可久之基，或者在此”。他還特別提出聯係赴法之事，“殊不好為計，故亦望兄來指教”。希望毛澤東與蕭子升討論研究，決定行止。毛澤東隨即複信，同意北上。7月，蔡和森又致信毛澤東促其盡早赴京，他說吾輩須有一二人駐此，自以兄在此間為最好。“兄對於會務，本有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的意趣，弟實極其同情。”自由研究以兄為之，必有多少成處，萬不至無結果。這時邀集同誌赴法勤工儉學之事已有眉目，於是有了毛澤東第一次北京之行。
毛澤東第一次北京之行的直接目的是為組織、籌備湖南新民學會會員赴法勤工儉學，以此為契機，他與北京大學建立了直接聯係。這時的北京大學，經過蔡元培校長領導的革新，一掃過去腐敗的校風，廣延名師，倡導研究，思想自由，百家爭鳴。這時的北大正如時人所讚：“學風丕振，聲譽日隆。各省士子莫不聞風興起，擔簦負笈，相屬於道，二十二行省，皆有來學者”。特別是在青年中有廣泛影響的《新青年》雜誌隨陳獨秀一起遷京，同北京大學結合起來，在校內形成了以陳獨秀、李大釗、魯迅、胡適、錢玄同、劉半農等《新青年》編者為核心的革新營壘，使北大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中心。青年毛澤東對革新後的北大心儀已久。他盛讚過蔡元培、陳獨秀等在北大“首倡革新”，“革新之說，……潮流侵卷，自西向東，國立北京大學的學者首歡迎之，全國各埠各學校的青年大響應之”。他曾經楊昌濟的指點，成了《新青年》的熱心讀者，他還以“二十八畫生”（“毛澤東”三字繁體28筆畫）的筆名，在《新青年》第3卷第2號（1917年4月1日出版）發表《體育之研究》一文。這時陳獨秀、胡適已代替康有為、梁啟超成為他崇拜的對象。所以，他入京後進入北京大學並不是偶然的。
8月19日，毛澤東同蕭子升、張昆弟、李維漢、羅章龍等人抵達北京。開始毛澤東等人住在鼓樓後豆腐池胡同9號楊昌濟的家裏，後同蔡和森等八人住到距北京大學不遠的景山東街三眼井吉安東夾道（現名吉安所左巷）7號租的兩間狹小房子裏。“隆然高炕，大被同眠”，在清苦的生活中，他們開始了在北京的工作。
這時對青年毛澤東來說，需要找個安身之地，以解決生活問題。他究竟是經過誰的推薦到北京大學工作的？蔣夢麟在《回憶中的李大釗、毛澤東》一文中說毛澤東到北大圖書館當書記，是在我代理校長的時期。有一天，李守常到校長室來說，毛澤東沒飯吃，怎麼辦？我說，為什麼不讓他仍舊辦合作社？他說不行，都破產了。我說那麼圖書館有沒有事？給他一個職位好啦。他說圖書館倒可以給他一個書記的職位。於是我便拿起筆來寫了張條子：‘派毛澤東為圖書館書記，月薪17元’。按毛澤東係1918年8月來京後到北大工作約半年，這是確定無疑的，其時蔡元培任校長並在京也是確定無疑的，而蔣代署校務則是在五四運動後蔡離京出走，於是年7月間才委托的，因此蔣的回憶顯然有誤。至於辦合作社及其破產一節更屬子虛烏有；月薪17元也與北大現存檔案材料不符。而據與毛同時來京的蕭子升（蕭瑜）回憶：這時他們寫信給蔡元培，要求他雇用我們的一個無法赴法國的同伴為校內的清潔工人。蔡元培先生是位了不起的人，他看了我們的信後，立即就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但他有更好的主意，他憐憫毛澤東，對於他能夠刻苦自勵，甚是高興，因此他沒有讓他去做清潔工人，而是讓他到校內的圖書館去工作。因此他寫了一封信給北大圖書館長李大釗先生，信中說毛澤東需要在本校求職，使其得以半工半讀，請在圖書館內為他安排一職。作為當事人，蕭的回憶是比較可靠的。當然，其間也會有楊昌濟的舉薦之力。
那麼，青年毛澤東究竟在北大圖書館擔任什麼職務呢？迄今為止大陸的有關文章幾乎無一例外地都稱之為助理員，這幾乎已成為一個定論。其實這是不準確的。據考證，當時北大圖書館並沒有“助理員”這一名稱，其工作人員除主任外計有四類：（1）助教，約在1920年9月開始設置，聘用的都是本校的大學畢業生；（2）事務員，一般是資曆較深的工作人員，如各課的“領課”就明文規定“由一等事務員充任之”；（3）書記，一般是新增聘的新手，《北京大學日刊》曾刊登圖書館公開招聘書記的啟事；（4）雜務人員，有裝訂匠、打字員、繕寫員等。從毛澤東當年情況看，倒是上引蔣夢麟的回憶所稱“圖書館書記”是準確的。至於“助理員”之說，都源於斯諾《西行漫記》的中譯本，其英文原文為“assisantlbrarian”，可理解為圖書館的“助教”。但在毛任職時北大圖書館尚未設“助教”之職，且從他當時的資曆、待遇和從事的工作判斷，都與《條例》規定的“助教”不相吻合，因而是不可能的。看來“助理員”之說，或是毛回憶有誤，或是語言翻譯之誤造成的。
毛澤東在圖書館的工作是負責第二閱覽室，即日報閱覽室，地點在沙灘紅樓一層西頭南向31號。他的具體工作是登記每天新到的報紙和閱覽人的姓名，負責管理天津《大公報》，長沙《大公報》，上海《民國日報》、《神州日報》，北京個民公報》、《惟一日報》、《順天時報》、《甲寅日刊》、《華文日報》，杭州《三江日報》，沈陽《盛京時報》、英文《導報》、日文《支那新報》（兩種）和大阪《朝日新聞》等15種中外文報紙。
毛澤東的這些工作是平凡而瑣碎的，待遇也很低，每月月薪僅8元。這與工友的月薪相差無幾。當時北大助教的月薪約在50元至80元之間，校長月薪300元，重要教授亦有此數，一般教授月薪約200元左右。雖然來自鄉間的青年毛澤東認為“工資不低，每月有8塊錢”，但在北大畢竟位卑薪薄。他後來回憶說我的職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在那些來閱覽的人當中，我認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運動頭麵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羅家倫等等，我對他們極有興趣。我打算去和他們攀談政治和文化問題，可是他們都是些大忙人，沒有時間同一個圖書館助理員說南方話。但這不會難倒一位胸懷大誌的青年，北大畢竟為他提供了一個廣闊而新奇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