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關於在對外關係中要堅持獨立自主與對外開放辯證統一的思想,有著重要的意義。第一,這是對近代中國對外交往曆史經驗的深刻總結,體現了共產黨人堅定的愛國主義立場。近代中國是在列強的炮艦政策下被迫開放的,是以喪失主權、備受淩辱為代價的。這種狀況自晚清開始,又為北洋軍閥和蔣介石統治時期所繼續。毛澤東為代表的共產黨人爭取民族獨立的鬥爭,就是為了結束這種悲慘的局麵,因而在處理對外事務中,既是主張對外開放的,又決不受任何外國勢力的支配。抗戰時期,毛澤東就明確表示歡迎包括美國在內的援助,但當抗戰後期美方提出要中共接受蔣介石無理提案作為軍事援助的交換條件時,他就在與美軍觀察組組長包瑞德的談話中強調指出不能指望我們付出這樣的代價,“我們不像蔣介石,我們並非必須要別的國家的支持,我們能夠挺立著像自由的人們一樣靠自己的雙腳行走。”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領導中國人民進行了有成效的反對美國封鎖禁運的鬥爭,努力爭取和擴大對外交往,同時他又明確表示我們不怕美國的封鎖,我們也不急於要同美國建交,不急於進聯合國,我們奉行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外交政策。這些都表明,我們主張對外開放,但中國事務必須由中國做主,事關國家領土、主權問題是決不含糊的。第二,使對外開放有利於維護和發展社會主義製度。對外開放當然包括向西方世界開放,這是兩種不同社會製度之間的交往。我國的社會主義的國家性質,要求我們在處理國際事務中必須堅持獨立自主的原則。堅持獨立自主與對外開放的辯證統一,既有利於維護社會主義製度,又能為國家建設爭取一個有利的外部條件。第三,體現了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的精神。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是我們的立足點。毛澤東指出,中國的革命和中國的建設,都是依靠發揮中國人民自己的力量為主,以爭取外國援助為輔。那種喪失信心,以為自己什麼也不行,決定中國命運的不是中國人自己,因而一切依賴外國的援助的思想是完全錯誤的。
其次,要正確處理學習外國與為我所需、所用的關係。毛澤東一向重視並提倡向外國學習,不僅向社會主義國家學習,而且要向資本主義國家學習。他強調:資產階級的東西也要認真學,非學不可。但是這種學習不是照搬,而是要分析、研究、理解。他在1956年8月同音樂工作者的談話中就指出:“學外國不等於一切照搬。向古人學習是為了現在的活人,向外國人學習是為了今天的中國人。”這就是他後來所概括的“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原則。他還以曆史事實為依據,引導人們認識中外交流源遠流長,闡明學習外國應重在吸收、創新的正確態度。他以音樂為例,說:“隋朝、唐朝的九部樂、十部樂,多數是西域音樂,還有高麗、印度來的中國音樂。”他指出,演外國音樂並沒有使我們自己的音樂消失了,“而是繼續在發展”,“外國音樂我們能夠消化它,吸收它的長處”。在毛澤東看來,文化上對外國的東西一概排斥,或者全盤吸收,都是錯誤的。由於近代中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曆史,曆來受人欺負,造成了一些人的民族自卑心理。“有些人做奴隸做久了,感覺事事不如人,在外國人麵前伸不直腰,像《法門寺》裏的賈桂一樣,人家讓他坐,他說站慣了,不想坐。”“全盤西化論”就反映了這樣的心理狀態。毛澤東曆來反對“全盤西化”的主張,強調指出,“不要全盤西化。應該學習外國的長處,來整理中國的、創造出中國自己的、有獨特的民族風格的東西。”同樣,毛澤東也十分鄙視教條主義的學習,認為教條論是最無出息的,最可醜的。他強調學習外國“必須有分析有批判地學,不能盲目地學,不能一切照抄,機械搬運。他們的短處、缺點,當然不要學”。他主張學習外國要重在消化,吸收它的長處,應該越搞越中國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他指出:“中國的麵貌,無論是政治、經濟、文化,都不應該是舊的,都應該改變,但中國的特點要保存。應該是在中國的基礎上麵,吸收外國的東西。應該交配起來,有機地結合。”這些思想,無疑是深刻而富有教益的。
再其次,要正確處理對外開放與防止和平演變的關係。毛澤東提出向外國學習的口號,又明確指出對外國資產階級的一切腐敗製度和思想作風,我們要堅決抵製和批判。在毛澤東看來,我們既要對此保持高度的警惕,同時又不要因此妨礙我們去學習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的科學技術和企業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學的方麵。這無疑是十分正確的。50年代中期,西方反共勢力利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出現的困難局麵,大力向社會主義國家兜售和平演變戰略,把和平演變的希望寄托在共產黨第三、四代人的身上,並斷言“共產主義將從內部瓦解”。這首先引起了毛澤東的極大注意,及時敲響了防止和反對和平演變的警鍾,並提出了一係列具有深遠意義的防止和平演變的戰略設想。誠然,毛澤東晚年由於錯誤地估計當時的黨內外形勢,使防止和平演變的鬥爭離開了經濟建設這個中心,不恰當地重複“階級鬥爭為綱”的口號,在政治上、經濟上導致了嚴重後果,使我國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處於自我封閉的狀態。這是一個嚴重的教訓。但是,就毛澤東提出防止和平演變的思想來說,對於我們正確處理對外開放與防止和平演變的關係卻是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在新的曆史時期,就是要堅定不移、全麵準確地貫徹黨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在擴大對外開放的形勢下,要善於抵製西方資本主義的政治模式、經濟模式、價值觀念以及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
1958年6月,毛澤東在關於我國第二個五年計劃要點報告的一個批語中,曾對我國實現現代化的路線作過這樣的表述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破除迷信,獨立自主地幹工業、幹農業、幹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隸思想,埋葬教條主義,認真學習外國的好經驗,也一定研究外國的壞經驗——引以為戒,這就是我們的路線。這裏雖然主要是強調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思想,但同時也把爭取外援和學習外國放到了一定的位置上,應該說,這是毛澤東在探索符合中國國情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時,對對外開放——爭取外援與學習外國的一種思考。
四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得到一個明晰的基本結論,毛澤東對外開放的思想是有著豐富而深刻的內涵的。他作為一位目光遠大、思想深邃的中國必須走向世界的積極倡導者,在對外開放的指導思想、基本原則以及應遵循的方針政策等方麵,都為今天的全麵開放奠定了重要基礎。從這一點上說,他決不是如有些人所指摘的是什麼閉關鎖國者。但也應當看到,他的這些積極的有益的探索,確未能完全在實踐中貫徹始終,而他晚年的錯誤又在某種程度上延誤了我國對外開放的進程。這種曆史的矛盾現象,隻有從對曆史的全麵把握中方能得到正確的解答,離開了曆史的真實是不能認識事物的真理的,何況有時真理與謬誤之間也僅有一步之遙。
新中國對外開放的願望,包括同西方國家的經濟、文化和政治的交往與合作,是真誠的。但這並不完全取決於這種願望的主體,而是需要能夠與之呼應的客體,要有必要的國際環境。而在新中國成立之初,美國政府便把人民共和國視作“一個‘邪惡的’非法的政權”,悍然宣布“美國決不要承認北京,也不和它做生意。與此相反,美國必須創造種種條件,促使這個政府垮台”。他們還斷定共產主義理論同中國具體現實之間第一個衝突,大概會具體在經濟領域中產生,正是對華經濟關係領域中美國具有對付中共政權最有效的武器。如前所述,在中共中央派黃華以南京市政府外國僑民事務處長的身份與司徒雷登接觸的過程中,中央曾指示黃華:對於傅涇波(司徒雷登的秘書)所提司徒願意繼續當大使和我們辦交涉並修改商約一點,不要表示拒絕的態度。而美國決策者基於上述考慮,掐斷了中美之間的一切聯係。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政府悍然宣布管製中國在美全部公私財產,並禁止在美注冊船隻開往中國。1951年5月又操縱聯合國大會通過對中國實行禁運的提案,脅迫其他國家參與對我國的全麵經濟封鎖。而且美國國會還通過“巴特爾法案,竟以停止美援來挾持受援國對中國實行禁運。1952年9月,美國又操縱”巴黎統籌委員會“增設”中國委員會,以作為執行對華禁運的專門機構。它所確定的對華禁運項目竟達500種以上。1956年,美國政府還頒布不許美國人訪問中國的禁令。這種狀況,一直延續到70年代才開始鬆動,前後達20多年之久。還應該看到,從60年代初開始,原蘇共領導人把中蘇兩黨的分歧擴大到國家關係上,單方麵中斷合作,撤走專家,脅迫東歐國家也斷絕對華往來,這使我國向蘇聯和東歐國家開放的大門也被堵死了。這正如鄧小平所說毛澤東同誌在世的時候,我們也想擴大中外經濟技術交流,包括同一些資本主義國家發展經濟貿易關係,甚至引進外資、合資經營等等。但是那時候沒有條件,人家封鎖我們。這是符合曆史實際的一個基本方麵。
正是在這樣複雜的曆史條件下,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人,以大無畏的英雄氣概,堅定不移地維護國家的尊嚴和利益,在緊緊依靠中國人民自力更生、發奮圖強的同時,以高超的鬥爭藝術卓有成效地打破美國政府的封鎖和禁運政策,為我國的對外開放創造了有利的外部環境。如果不顧這種特定的曆史事實,把毛澤東誣稱為封建式的閉關鎖國者,這顯然是對曆史的無知,或是有意戲弄曆史。對此,韓素音女士曾憤然說道:怎麼不顧到曆史事實呢?是美國想閉中國的關,封鎖新中國嘛!而毛澤東、周恩來千方百計突破封鎖嘛!為什麼你們要自己往自己臉上抹灰呢?誠哉斯言。
誠然,毛澤東晚年的思想開始離開他自己所倡導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加上在中國革命和建設取得重大勝利之後,驕傲的情緒也開始滋長起來,這就使得在路線和政策上“左”的傾向日益發展。同時,也由於毛澤東對外部世界的感性認識不夠充分,特別是對70年代以來世界發展中的新情況,新科技革命的迅速發展,以及世界經濟整體性的加強,等等,還缺乏深刻的認識和相應的對策研究。這不能不使毛澤東的對外開放思想有著一定的曆史局限性,還沒有把對外開放看作是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的重要條件和巨大動力。而在“左”的思想影響下,誇大了主觀的能動性,片麵地強調自力更生,使原來一些正確的思想沒能堅持下來,甚至出現了實踐與理論脫軌的現象。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一夥則把這種“左”的錯誤推向了極端,出現了所謂“風慶輪事件”、“蝸牛事件”一類的笑話。這些自然對我國的對外交往和合作帶來了嚴重的消極影響。但這裏應當指出,在“文化大革命”這樣極為嚴重的全局性錯誤中,毛澤東在對外關係的指導思想上沒有改變,並且注意糾正在這方麵出現的極左思潮和做法。鄧小平曾正確地指出:“‘文化大革命’期間,外事工作取得很大成績。”如前所述,在“文化大革命”中,正是毛澤東根據國際政治格局的變化,敏銳而果敢地抓住時機,打開僵持了20多年的中美大門,迎來了我國第二次建交高潮。與此同時,中國對外貿易也隨之迅速發展,而且70年代還出現了我國第二次引進高潮。這表明,新中國的大門是從外麵被關閉的;當西方國家鬆動、開啟之後,中國方麵的對外開放是不會有障礙的。
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領導集體,繼承和發展了毛澤東的對外開放思想,使之成為一項更加自覺的、不可動搖的基本國策,成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改革開放20年的巨大成就,充分證明這一思想和決策的重大意義。而在這裏,新中國的曆史將會記住,毛澤東對外開放思想所起的重大的先導作用。
鄧小平曾指出:“從許多方麵來說,現在我們還是把毛澤東同誌已經提出,但是沒有做的事情做起來,把他反對錯了的改正過來,把他沒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後相當長的時期,還是做這件事。當然,我們也有發展,而且還要繼續發展。”就對外開放的思想和政策而言,同樣是這樣。在改革開放已成為強國之路的今天,重溫毛澤東在這方麵的論述仍然是富有教益的。
《教學與研究》,1993〈6〉;收入《永遠的旗幟——全國高校紀念毛澤東誕辰100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毛澤東百周年紀念——全國毛澤東生平和思想研討會論文集》,中央文獻出版社。收入本集時作了部分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