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隻要認真研究毛澤東在建國前後對新中國發展對外關係的思考，就會清晰地看到，他十分注意從實際出發，把原則的堅定性同策略的靈活性巧妙地結合起來，善於利用矛盾，區別對待，多方位、多層次地發展和擴大對外關係，盡可能地為新中國的建設創造有利的國際環境和條件。1949年3月，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論述黨在全國勝利後應當采取的基本政策時，指出我們願意按照平等原則同一切國家建立外交關係，同時估計到帝國主義決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態度對待我們，因此，“隻要一天它們不改變敵視的態度，我們就一天不給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以合法的地位”。但即使這樣，“同外國人做生意，那是沒有問題的，有生意就得做”。“我們必須盡可能地首先同社會主義國家和人民民主國家做生意，同時也要同資本主義國家做生意。”隨後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他在論述“一邊倒”的主張之後，同樣明確地提出：“生意總是要做的。我們隻反對妨礙我們做生意的內外反動派，此外並不反對任何人。”並且確信在革命勝利之後，我們不但有生意可做，而且有可能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的基礎之上和一切國家建立外交關係這些外交方麵基本政策的重要構想，建國後在具有臨時憲法作用的《共同綱領》中都有了相應的規定。事實上，新中國成立後，在同社會主義國家、人民民主國家以及一些民族獨立國家建立了外交關係後不久，就在英國、挪威、丹麥、芬蘭、瑞典、瑞士和荷蘭等資本主義國家承認新中國中央人民政府是中國惟一合法政府的前提下，分別同這些國家建立了不同級別的外交關係，同時還盡最大可能地同不同社會製度的國家和地區發展經濟關係。對於後者，毛澤東也給予了充分的重視，他在1949年12月訪蘇期間，曾兩次就對外貿易問題致電中央，提出要從統籌全局的觀點出發，在蘇聯是第一位的情況下，要準備和波、捷、德、日、美各國做生意，還特別提出注意統籌蘇、波、捷、德、匈及英、法、荷、比、印、緬、越、羅、澳、加、日、美各國在1950年全年出入口的種類及數量。當時，我國同西方國家政府間經濟合作難以實現，我們采取“民間先行，以民促官”的方針；西方不肯投資，就設立華僑投資公司，吸引僑資。1953年4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糾正“技術一邊倒”錯誤口號的指示，指出技術問題不同於政治問題，不存在階級和陣營的區別，“在技術上並不存在不是倒向這邊就是倒向那邊的問題。”學習蘇聯，但“並不排斥可以吸收資本主義國家中技術上某些好的對我們有用的東西”。同時在平等互利的原則下，采取靈活的策略，以打開同西方國家友好往來和經濟合作的局麵。由上可見，建國後毛澤東仍然是十分重視發展對外往來的，他著眼於新中國建設的需要，致力於發展同不同社會製度國家的往來。
但是，新中國發展同不同社會製度國家之間的往來麵臨著重重障礙，障礙來自美國在一個長時期內堅持敵視新中國的政策。在當時政治格局下，美國的這種對華政策在西方起了惡劣的帶頭作用。為了打破美國的封鎖，毛澤東以他高超的鬥爭藝術，在首先發展同社會主義國家、民主國家和民族獨立國家合作關係的同時，對西方世界則靈活而巧妙地把美國與其他西方國家、政治與經濟、官方與民間，加以區別對待，多渠道、多層次地發展和擴大對外往來。這樣，就使新中國贏得越來越多的朋友，同越來越多的國家建立了不同層次的合作關係，有力地打擊了美國政府的對華封鎖政策。毛澤東這種廣泛的國際合作、對外開放的思想，正如他在1954年8月會見英國工黨代表團的談話中所表示的：“一要和平，二要通商”，是我們發展與不同社會製度國家關係的一條重要原則。他說我們和你們也可以合作，“我們這類國家，主要依靠國內市場，而不是國外市場。”這並不是說不要國外聯係，不做生意。不，需要聯係，需要做生意，不要孤立。表達了願意同包括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和封建王國在內的一切國家和平共處，在經濟上政治上合作的願望。
盡管由於美國奉行對華門戶封鎖政策，導致了中美關係長達20餘年的非正常狀態，但在這漫長的過程中，毛澤東仍采取積極的步驟以期實現中美之間政治經濟交往的正常化。他深刻了解中美關係正常化的重要意義。早在建國之前，當人民解放軍橫渡長江解放南京的時候，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仍留在這裏並試圖與我方接觸，毛澤東、周恩來等對美方的這個信息是重視的，當時曾派黃華以南京軍管會外國僑民事務處處長的身份與司徒會晤，表達了我們希望美國從此停止對國民黨政府的支持，改變對華政策，從而在新的基礎上建立中美關係的願望，並歡迎他按慣例北上參加燕京大學畢業典禮和過生日。但是，當時的美國政府仍然堅持敵視中國共產黨的立場，致使這次微弱的聯係很快便被其掐斷了。而隨之而來的，是美國對新中國實行的政治上孤立、軍事上包圍和經濟上封鎖，並且隨著朝鮮戰爭的爆發更加變本加厲。麵對這一險惡的情勢，毛澤東和中共中央以大無畏的精神作出了抗美援朝的英明決策，同時，又對國際形勢及其走向作了縝密而冷靜的分析。1951年1月，毛澤東在中央關於對朝鮮戰爭宣傳應注意之點的電報稿上，刪去了原有的“帝國主義發動世界戰爭的狂妄打算已遭受嚴重的打擊”這句話，並在旁邊加了一句批語美國並沒有準備在目前發動世界戰爭。這個判斷無疑是十分正確的，它對於我們黨對包括中美關係在內的國際問題的決策是有重要意義的。朝鮮停戰協定簽訂之後，毛澤東就開始考慮與美國緩和關係，並為中美關係正常化作了許多努力。1954年1月，毛澤東就通過同印度總理尼赫魯的談話透露了這個信息，他表示，我們也願意同美國合作，隻要美國願意。後來經過中國政府的努力和許多國家的促進，從1955年8月開始，中美兩國先後在日內瓦和華沙舉行大使級代表會談，結束了中美雙方不接觸的局麵。這次會談前後延續了15年之久，雖然沒有在實質性問題上取得任何進展，但在中美關係非正常化的情況下，為兩國開辟了保持某種接觸和溝通意見的渠道，仍然是有意義的。
這時毛澤東注重發展新中國的對外往來，反映了他的對外開放思想。他不僅認為要廣泛發展同各國的政治經濟合作，而且明確提出要學習外國的長處。在他看來，向外國學習，不僅要向社會主義國家學習，而且也要學習資本主義國家的長處；不僅要學習他們先進的技術科學，而且要研究和借鑒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政治文化方麵的一切有用東西。1954年，在我國製定第一部社會主義憲法的過程中，毛澤東就研究了包括資本主義國家在內的各國憲法，並要求政治局委員和在京中央委員“抽暇閱看”，而指定閱看的內容就包括“法國一九四六年憲法”，並特別注明它“可代表較進步較完整的資產階級內閣製憲法”。他在《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的講話中明確指出：“講到憲法，資產階級是先行的。英國也好，法國也好，美國也好，資產階級都有過革命時期，憲法就是他們在那個時候開始搞起的。我們對資產階級民主不能一筆抹殺，說他們的憲法在曆史上沒有地位。”當時周恩來也指出，作為剝削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國家製度我們不能學，但是，“西方議會的某些形式和方法還是可以學的，這能夠使我們從不同方麵來發現問題。”1956年，當斯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製問題被揭露出來後，毛澤東就曾指出，這樣的事件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這裏，就包含著對社會主義國家領導製度存在的弊端和借鑒西方資產階級民主的深沉思考。
值得特別指出的是，毛澤東對於學習外國、擴大對外開放的進一步思考，在1956年以後，就成為他提出要探索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這一曆史性任務的一個重要方麵。1956年是新中國曆史發展的關鍵的一年，又是國際上風雲驟起的多事之秋。毛澤東以蘇聯和東歐國家的經驗教訓為鑒戒，深刻論述了我國政治經濟等方麵的十大關係，開始提出自己的建設路線。在《論十大關係》的講話中，他從指導思想的高度上談到了中國和外國的關係問題，他指出：“我們提出向外國學習口號，我想是提得對的。現在有些國家的領導人就不願意提，甚至不敢提這個口號。這是要有一點勇氣的，就是要把戲台上的那個架子放下來。”他強調，任何國家和民族總是有優點和缺點，任何時候都不能隻提一點，一萬年都有兩點，將來有將來的兩點，現在有現在的兩點。如果隻說一點不說兩點，就叫隻知其一不知其二。所以要放下架子，拿出勇氣，敢於提出向外國學習的口號。他特別指出，即使將來我們國家富強了，我們還要堅持革命立場，謙虛謹慎，還要向人家學習，不要把尾巴翹起來。一萬年都要學習。因此我們的方針是，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的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並明確提出要”學習資本主義國家先進的科學技術和企業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學的方麵。他提出，工業發達國家的企業，用人少，效率高，會做生意，這都應當有原則地好好學過來，以利於改進我們的工作。在這裏，實際上是把對外開放作為一個重要的方針提了出來。此後，毛澤東在探索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過程中，雖然經曆了嚴重的曲折和失誤，但在這方麵還是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想法。如在這一年我國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後，他就提出可以消滅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並在設想可以開一些私營工廠的同時，還可以允許境外投資，華僑投資20年、100年不要沒收。他在1956年一次聽取彙報時專門談到派留學生出國學習問題，他說：一切國家的先進經驗都要學。要派人到資本主義國家去學技術，不論英國、法國、瑞士、挪威，隻要他要我們的學生，我們就去嘛！他還教育大家不要守舊，拒絕接受外國先進的東西，他風趣地說木船是民族形式，要不要用輪船代替？為什麼人們不喜歡舊茅廁，要有抽水馬桶？飛機、汽車、坦克哪一樣是民族形式？這是說，要提倡進步，反對保守。1964年6月，國家經委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參照美、英、法、日等國的經驗，在一部分工業、交通企業中試辦托拉斯，取得初步成效。60年代初期，蘇聯單方麵撤走專家，中斷經濟援助，給我國經濟建設造成嚴重困難。在這期間，毛澤東曾考慮擴大同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合作問題。他曾對法國議員代表團說我們反對資本主義，你們也許反對共產主義。但是，還是可以合作。使兩國間在商業上，在文化上互相往來。希望你們把什麼禁運戰略物資也反掉。我說，總有一天會突破這個缺口。他還甚至提出，我考慮在一定時候，可以讓日本人來中國辦工廠、開礦山，向他們學技術。1965年9月30日，毛澤東會見印度尼西亞來賓，當客人談到現代科學技術已經不為帝國主義所壟斷時，他高興地說：是嘛。全部開放，全部交流，不要壟斷。這雖然是具體指科學技術而言的，但同樣表達了他的世界應當是開放的思想。
毛澤東的晚年，由於思想認識上陷入了“左”的錯誤，這使得他的對外開放的主張沒有能夠得到很好的貫徹，同時也不能不使我們正常的對外交往受到嚴重影響。但是，毛澤東在對外關係的指導思想上仍然是慎重而清醒的，在“文化大革命”正在進行的70年代，他和周恩來力排極左的幹擾，審時度勢，運籌帷幄，實現了中美關係正常化，嗣後又同日本、加拿大、意大利、聯邦德國等先後正式建交，從而為今天的對外開放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還應當指出，這次我國外交戰略的重大轉變，也開拓了對外經濟工作的新局麵。1972年2月21日，毛澤東在同尼克鬆談話中批評了與西方貿易工作中閉關自守的錯誤做法，他說你們要搞人員往來這些事，要搞點小生意，我們就死也不肯。十幾年，說是不解決大問題，小問題就不幹，包括我在內。後來發現還是你們對，所以就打乒乓球。在周恩來、陳雲、李先念等具體組織下，形成了繼50年代引進156項目後的第二次大規模引進高潮，取得了重大成效。誠然，由於當時的國際環境和國內的條件的限製，以及毛澤東本人對外部世界還缺乏充分的了解，這都不能不使他的對外開放思想仍有一定的局限性，這是需要我們在今天新的條件下加以完善和發展的，但不能因此而否定他的主導方麵。
三
對外開放是一項大政策，在它實施過程中必然會涉及一些帶根本性的問題，因而要正確處理與之相關的各種關係，要有一個正確的指導思想。如前所述，毛澤東不僅有著明確的對外開放思想，而且對如何對外開放的問題也同樣有過很好的論述，值得認真研究。
首先，要正確處理獨立自主與對外開放的關係。獨立自主是毛澤東思想的一個基本點。1930年毛澤東在《反對本本主義》一文中，針對黨內嚴重存在的教條主義傾向，強調“中國革命鬥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誌了解中國情況”，明確提出了獨立自主的思想。遵義會議以後，這成為毛澤東處理黨同外部關係的一個重要指導原則，從而使中國共產黨能夠排除幹擾，獨立自主地製定方針、政策，按中國情況辦事。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不僅依據獨立自主原則成功地處理了統一戰線內部關係，而且也在外交戰線上積累了這方麵的經驗。抗戰後期，毛澤東曾概述了中國共產黨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則：“是在徹底打倒日本侵略者，保持世界和平，互相尊重國家的獨立和平等地位，互相增進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及友誼這些基礎之上，同各國建立並鞏固邦交，解決一切相互關係問題，例如配合作戰、和平會議、通商、投資等等。”又說中國人民歡迎許多外國政府宣布廢除對於中國的不平等條約，並和中國訂立平等新約的措施。但是，我們認為平等條約的訂立，並不就表示中國在實際上已經取得真正的平等地位。這種實際上的真正的平等地位，決不能單靠外國政府的給予，主要地應靠中國人民自己努力爭取，而努力之道就是把中國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建設成為一個新民主主義的國家。“這裏已經包含了這樣一個重要思想：即要正確處理獨立自主與對外開放的關係。前麵提到的毛澤東在建國初期提出的”打掃幹淨屋子再請客，就生動地體現了這一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