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持黨對統一戰線的領導，必須依靠正確的路線和政策。黨對統一戰線的領導首先是政治領導，即政治原則、政治方向和重大方針政策的領導。為此，必須既要反對右傾投降主義，又要反對“左”傾關門主義。右傾投降主義采取“一切聯合，否認鬥爭”，實行妥協、退讓政策，放棄了黨的領導權；“左”傾關門主義則主張“一切鬥爭，否認聯合”，把同盟者拒之門外，使自己成為孤家寡人。因此要保持黨的政治領導的正確性，就必須進行兩條戰線的鬥爭。同時，還要依靠共產黨員的先鋒模範作用。毛澤東說：“所謂領導權，不是要一天到晚當作口號去高喊，也不是盛氣淩人地要人家服從我們，而是以黨的正確政策和自己的模範工作，說服和教育黨外人士，使他們願意接受我們的建議”。他要求全黨在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民主共和國的一切任務而奮鬥時，共產黨員應該作到最有遠見，最富於犧牲精神，最堅定，而又最能虛心體會情況，依靠群眾的多數，得到群眾的擁護。這無疑是實現黨的領導權的重要保證。
堅持共產黨在統一戰線中的領導權，必須正確處理兩個聯盟的關係。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統一戰線，實際上包含著兩個聯盟。一個是工人階級同農民階級、廣大知識分子及其他勞動者的聯盟，也稱工農聯盟；另一個是無產階級和非勞動人民的聯盟，主要是與民族資產階級的聯盟。農民階級是中國民主革命最雄厚最具有決定性的力量。在我國，隻要真正地把廣大農民群眾組織起來，革命的勝利就有了可靠的保證。毛澤東指出：人民民主專政的基礎，主要是工人和農民的聯盟，因為這兩個階級占了中國人口的百分八十到九十。“推翻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主要是這兩個階級的力量。”由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也主要依靠這兩個階級的聯盟。廣大知識分子是腦力勞動者，屬於勞動人民的範疇。隨著新中國的成立，特別是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之後，從整體上說，知識分子已成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由工人、農民、知識分子這三支基本力量組成的聯盟是統一戰線的基礎。與此同時，工人階級還必須同一切可以聯合的非勞動者結成聯盟，這主要是同民族資產階級，在特定的曆史條件下，也包括一部分可以聯合的大資產階級。這同樣是非常重要和不可缺少的聯盟。第一個聯盟是統一戰線的基礎和依靠，有了強大而鞏固的工農聯盟，才會有強大而廣泛的統一戰線，也才有可能真正實現黨在統一戰線中的領導權。當然，盡最大可能去擴大第二個聯盟也是非常重要的。它能夠聯合一切可能聯合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壯大自己，孤立敵人，這樣反過來又能鞏固和發展工農聯盟。
堅持共產黨在統一戰線中的領導權，還要善於處理同同盟者的關係，即既要照顧同盟者的利益，又要在政治上提高同盟者。毛澤東指出，領導的階級和政黨，要實現自己對於被領導的階級、階層、政黨和人民團體的領導，必須具備兩個條件：一是率領被領導者（同盟者）向著共同敵人作堅決的鬥爭，並取得勝利；二是對被領導者給以物質福利，至少不損害其利益，同時對被領導者給以政治教育。“沒有這兩個條件或這兩個條件缺一，就不能實現領導。”他以共產黨要領導中農為例說：必須率領中農和自己一道向封建階級作堅決的勝利的鬥爭（消滅地主武裝，平分地主土地），否則，中農便會動搖。同時，在土改中不損害富裕中農的利益；在農會和區鄉政府中要吸收中農積極分子參加；不錯定中農成分；還要給中農以政治教育。“如果沒有這些，我們就要喪失中農的擁護。”
毛澤東還為實現共產黨在統一戰線中的領導權，製定了又聯合又鬥爭的基本策略原則。這一正確的革命策略原則，是在深刻分析和把握中國資產階級的階級特性的基礎上提出來的。
毛澤東在深入分析近代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和階級狀況的基礎上，把中國資產階級區分為大資產階級即官僚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即民族資產階級兩個部分。這是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所特有的一個社會現象，也是中國資產階級區別於歐美資產階級的一個顯著特點。把兩者加以區分，采取不同的政策，為正確解決中國資產階級問題指明了方向，這是毛澤東關於統一戰線理論和策略的一個創造性的貢獻。
中國的官僚資本和官僚資產階級是具有買辦性的資本和階級，是帝國主義的附庸，曆來是中國革命的對象。由於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中國大資產階級又分別依附於美英日等不同的帝國主義集團。當革命的鋒芒主要反對某一個帝國主義的時候，附屬於其他帝國主義的買辦資產階級集團就有可能在一定時期、一定程度上參加反對某一個帝國主義的鬥爭。在抗日戰爭時期，黨和毛澤東實行了“利用矛盾、爭取多數、反對少數、各個擊破”的策略，充分利用了依附於不同帝國主義國家的各派大資產階級集團之間的矛盾，實現了同英美派大資產階級聯合抗日。在第二次國共合作中，針對蔣介石集團實行“限共”、“溶共”的錯誤政策，毛澤東根據不同情況，分別采取“先斬後奏”、“先奏後斬”、“斬而不奏”、“不斬不奏”等靈活策略，既堅持了獨立自主原則，又維持了國共合作的關係。而對於國民黨頑固派製造反共摩擦，以至以武力進攻敵後抗日部隊的反動措施，則采取“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原則，使之不脫離統一戰線。在整個抗日戰爭時期，黨和毛澤東對國民黨頑固派尚能抗日的方麵加以聯合，對其分裂、反共、妥協的方麵進行鬥爭，從而堅持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堅持了持久抗戰並贏得最後勝利。曆史經驗表明，以鬥爭求團結則團結存，以退讓求團結則團結亡。“所以，鬥爭是克服投降危險，爭取時局好轉，鞏固國共合作的最主要的方法”。
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是一個帶有兩麵性的階級：一方麵，他們遭受帝國主義、封建勢力和官僚資產階級的壓迫和束縛，有革命的要求；另一方麵，民族資產階級的社會經濟地位又規定了他們的軟弱性，他們缺乏遠見，缺乏足夠的勇氣，並且有不少人害怕民眾。因而他們對革命又表現出很大的妥協性和動搖性。民族資產階級的這種兩麵性，決定了他們可以成為革命的聯合力量。民族資產階級是屬於“人民大眾”的範疇，毛澤東說：“參加這個革命的人們所組成的統一戰線是十分廣大的，這裏包括了工人、農民、獨立勞動者、自由職業者、知識分子、民族資產階級以及從地主階級分裂出來的一部分開明紳士。這就是我們所說的人民大眾。”因而民族資產階級是作為人民大眾的一部分來參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中國共產黨要在政治上爭取他們，並在經濟上實行保護民族工商業政策。同時，由於民族資產階級是一個非常軟弱的和動搖的階級，“他們是人民大眾的一部分，但不是人民大眾的主體，也不是決定革命的力量”。要對其動搖性進行必要的批評或鬥爭，對其右翼分子企圖改變革命方向、篡奪革命領導權的傾向則要進行揭露和打擊。隨著新中國的建立，我國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轉變的時期，民族資產階級仍然有兩麵性：既有剝削工人取得利潤的一麵，又有擁護憲法，願意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一麵，因而中國共產黨能夠繼續同民族資產階級結成統一戰線，並能夠通過和平的道路成功地實現對生產資料私有製的社會主義改造。
總之，毛澤東總結黨的曆史經驗，在統一戰線中實行又聯合又鬥爭的基本策略，這是根據統一戰線中的不同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之間既在共同目標下實行聯合，又由於各自不同的利益和政見而存在著矛盾和鬥爭這樣一種情況，具體運用對立統一規律處理統一戰線內部分關係。又聯合又鬥爭的策略原則，在不同的曆史時期，根據不同的對象和情況，采取不同程度的聯合和不同形式的鬥爭。正如毛澤東所說對於統一戰線中各種不同的同盟者，我們的態度應該是有聯合，有批評，有各種不同的聯合，有各種不同的批評。所以，又聯合又鬥爭是原則性和靈活性的辯證統一，目的是為了鞏固和發展革命統一戰線。
具有中國特色的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製度，是對馬克思主義政黨學說和統一戰線思想的重要發展采取實際步驟，實現無產階級政黨在一定的綱領基礎上同其他進步政黨的政治合作，是馬克思主義統一戰線學說中的一個重要思想。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就提出了“共產黨人到處都努力爭取全世界的民主政黨之間的團結和協議”這一重要的策略思想。在巴黎公社革命爆發後，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總結無產階級奪取政權這一偉大實踐經驗時，曾深入探討了無產階級政黨與其他政黨、黨派的政治關係問題，進一步論證了無產階級政黨與其他階級的代表和黨派建立合作關係的可能性。同時他們又反複強調，在同其他政黨采取一致行動時，必須保持自己的獨立性和批評同盟者的自由，“必須以黨的無產階級性質不致因此發生問題為前提。對我們來說，這是絕對的界限”。
俄國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後，列寧曾指出：“無產階級專政是勞動者的先鋒隊——無產階級同人數眾多的非無產階級的勞動階層（小資產階級，小業主、農民、知識分子等等）或同他們的大多數結成的特種形式的階級聯盟”。他把這種階級聯盟看作是“絕對必要的”。“在各種活動領域中，不同非黨員結成聯盟，就根本談不上什麼順利的共產主義建設。”列寧還一度努力爭取在蘇維埃政權中采用多黨合作的政治領導方式。在十月革命後的一個時期內，在蘇維埃政權中曾出現布爾什維克和其他政黨多黨合作的局麵，隨後由於左派社會革命黨的動搖，使這種合作僅維持了三個多月。1919年初，右翼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黨聲明表示改變政治態度，列寧隨即同意他們重新取得蘇維埃的合法地位。後來由於右翼社會革命黨等幾乎所有的小資產階級政黨都卷入了1921年3月的喀琅施塔得炮台叛亂，因而最終喪失了自己在蘇維埃政治中的地位。這樣，蘇聯無產階級政黨在國家政權中曆史地采取了一黨執政製度。正如毛澤東所說俄國的曆史形成了俄國的製度，……這在他們是完全必要和完全合理的。
我國實行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製度，是從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多黨合作發展而來的，是適合我國國情的一項基本政治製度。
在民主革命時期，毛澤東就曾多次指出：“國事是國家的公事，不是一黨一派的私事。因此，共產黨員隻有對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的義務，而無排斥別人、壟斷一切的權利。共產黨是為民族、為人民謀利益的政黨，它本身決無私利可圖。”“共產黨的這個同黨外人士實行合作的原則，是固定不移的，是永遠不變的”。他還特別強調：“在一切有願意和我們合作的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存在的地方，共產黨員必須采取和他們一道商量問題和一道工作的態度”。在抗日戰爭時期的敵後抗日民主政權中，普遍實行了“三三製”的政權組織原則，即在各抗日根據地的民主政權中，共產黨員占1/3，非黨的進步分子占1/3，中間分子占1/3.對毛澤東“三三製”的政權建設思想，周恩來曾作過深刻的闡述，他說：“‘三三製’有兩個特點：一個就是共產黨不一定要在數量上占多數，而爭取其他民主人士與我們合作。任何一個大黨不應以絕對多數去壓倒人家，而要容納各方，以自己的主張取得勝利。第二個特點就是要各方協商，一致協議，取得共同綱領，以作為施政的方針。這兩特點是毛澤東同誌‘三三製’的思想”。這種“三三製”原則所體現的共產黨的領導作用和與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政治協商的思想，成為黨指導政權建設的一個重要原則，為日後發展成為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製度積累了經驗。抗日戰爭勝利前夕，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中，明確提出了由中共和各民主、進步的政黨共同組織聯合政府，建立新型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政治製度的設想，並進一步重申：“隻要共產黨以外的其他任何政黨，任何社會集團或個人，對於共產黨是采取合作的而不是采取敵對的態度，我們是沒有理由不和他們合作的。”這就從建立新民主主義國家製度的高度闡述了中國共產黨與民主黨派的合作關係。
抗日戰爭勝利後，在中國共產黨積極推動下，由包括國共兩黨和其他黨派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終於在重慶召開，開始了多黨派的政治協商在中國政治發展中的第一次嚐試。正如周恩來在會議開幕式致詞中所說：這樣的政治協商會議，在中國的政治曆史上還是創舉。他誠摯地表示：中共代表團願以極大的誠懇和容忍，與各黨代表及社會賢達共商國是，努力合作。在政協會議期間，中共與民盟通力合作，彼此協商，互相配合，為爭取和平民主而共同奮鬥。此後，由於蔣介石集團依仗美國政府支持桿然發動內戰，粗暴地撕毀了政協會議通過的各項決議。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共產黨同各民主黨派在反對蔣介石的獨裁、內戰政策，爭取建立新中國的共同目標下，形成了一種風雨同舟、患難與共的政治合作關係。1948年中共在紀念“五一”的口號中，發出召開新政治協商會議，商討建立民主聯合政府的建議。同時，毛澤東在致李濟深、沈鈞儒的信中，也指明現在召集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並擬定民主聯合政府的施政綱領，業已成為必要，時機亦已成熟”。這一號召立即得到各民主黨派的熱烈響應。中國致公黨發表聲明說中共在中國革命艱苦而長期的鬥爭中，貢獻最大而最英勇，為全國人民起了先導和模範作用，因此，新政協的召開，理所當然的應該以中共為領導者和召集人。“1949年2月26日，在北平各界隆重歡迎民主人士的大會上，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主席李濟深代表各民主黨派講話。他說為什麼這一空前未有的人民大團結會出現於今日呢？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國共產黨領導革命路線的正確。”“因之，全國各民主黨派都衷心地願在中共主席毛澤東先生領導之下，團結在中國共產黨周圍，而貢獻其可能貢獻的力量。”這是各民主黨派第一次公開而明確地表示，要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為建立新中國而共同努力。這樣，中國共產黨堅持與民主黨派實行長期合作的方針，同時民主黨派確認中共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領導地位，這兩個方麵結合就現實地構成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的格局。
建國前夕，毛澤東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的報告中進一步指出：“我黨同黨外民主人士長期合作的政策，必須在全黨思想上和工作上確定下來。我們必須把黨外大多數民主人士看成和自己的幹部一樣，同他們誠懇地坦白地商量和解決那些必須商量和解決的問題，給他們工作做，使他們在工作崗位上有職有權，使他們在工作上做出成績來。從團結他們出發，對他們的錯誤和缺點進行認真的和適當的批評或鬥爭，達到團結他們的目的。對他們的錯誤或缺點采取遷就態度，是不對的。對他們采取關門態度或敷衍態度，也是不對的。”他還指出，這時召集政治協商會議和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一切條件均已成熟，一切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和無黨派民主人士都站在我們方麵。
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平隆重召開。人民政協是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組織形式。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國民主同盟等11個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參加了政協會議。新政協會議代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職權，通過了具有臨時憲法性質的《共同綱領》，確定了新誕生的人民共和國的各項施政方針。新政協會議選舉產生的中央人民政府，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的人民民主政權。通過《共同綱領》法律性條文規定，表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這一具有中國特色的基本政治製度的確立。因而，人民政協會議也就在實際上開創了共產黨同各民主黨派真誠合作、共商國家大計的新中國政治發展的新格局。這是我國民主政治建設的重要成果。
1954年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召開和人民代表大會製的實行，使人民政協的職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時中共中央明確指出，人民代表大會製度的實行，決不意味著要削弱統一戰線，而是要使統一戰線更加鞏固和發展。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作為統一戰線組織將繼續存在，並在國家政治生活和鞏固發展人民民主統一戰線方麵，繼續發揮重要作用。
從此以後，人民政協作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統一戰線組織，和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同時存在，繼續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發揮重要作用，從而形成了我國人民民主製度的一個重要特色。這表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製度繼續得到加強。
1956年，我國社會主義公有製主體地位的確立，標誌著社會主義製度已在中國基本建立，也標誌著我國各民主黨派發展史上的一個新起點。隨著我國生產資料私有製改造任務的基本完成，各民主黨派原有的階級基礎發生了變化。這時民主黨派的性質實際上已經開始變成各自聯係的一部分社會主義勞動者和一部分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的政黨，而多黨合作的政治基礎也由《共同綱領》中所確定的新民主主義變為共同建設社會主義。在這種情況下，如何全麵地建設這個嶄新的社會？多黨合作還要不要繼續堅持發展？就成為一個曆史的新課題提到了中國共產黨麵前。此時，國際形勢也發生了重大變化。1956年2月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作秘密報告，全盤否定斯大林，西方國家乘機掀起反共反社會主義浪潮。同時蘇聯在體製上暴露出的弊端，斯大林破壞民主與法製的嚴重錯誤，也引起中共中央、毛澤東的極大關注和深入思考。1955年底毛澤東提出了要“以蘇為鑒”的思想，1956年初，又開展了深入的調查研究，開始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在思考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同民主黨派的合作問題時，毛澤東說究竟是一個黨好，還是幾個黨好？現在看來，恐怕是幾個黨好。不但過去如此，而且將來也可以如此，就是長期共存，互相監督。“他提出”兩個萬歲“的思想，一個是共產黨萬歲，另一個是民主黨派萬歲。”在我們國內民主黨派林立，我們有意識地留下民主黨派，這對黨、對人民、對社會主義很有利。他基於對蘇聯斯大林時期嚴重教訓的認識，強調指出，“打倒一切，把其他黨派搞得光光的，隻剩下共產黨的辦法，使同誌們中很少不同意見，弄得大家無所顧忌，這樣做很不好。毛澤東很重視民主黨派對共產黨的監督作用，他說這是因為一個黨同一個人一樣，耳邊很需要聽到不同的聲音。大家知道，主要監督共產黨的是勞動人民和黨員群眾。但是有了民主黨派，對我們更為有益”。毛澤東曾對黨的高級幹部講過，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而我們共產黨有“二怕”：一“怕”農民，二“怕”民主人士。他在這裏把“怕”民主人士與畏聖人之言相比，表明了他希望民主黨派進行監督的誠意和對來自民主黨派監督的重視程度。毛澤東提出的這一重要思想，成為隨後召開的中共八大討論的重要議題之一，並由此確定了今後將“采取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1957年毛澤東在回顧這一方針形成過程時曾說長期共存、互相監督“這個口號是我國具體的曆史條件的產物。這個口號並不是突然提出來的，它已經經過了好幾年的醞釀。長期共存的思想已經存在很久了。到去年，社會主義製度已基本建立，這些口號就明確地提出來了”。這一方針的確立，是毛澤東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道路這一開創性工作的重要成果，為我國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繼續堅持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製度指明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