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關於社會主義社會矛盾的學說，對於正確認識社會主義社會，正確認識我國社會主義發展所處的曆史階段這些基本問題，有著重要的理論指導意義。我們知道，對一個國家社會製度及其發展階段的準確判斷，是關係到對這個國家基本國情的正確認識。社會主義要經曆什麼樣的曆史階段，是實踐中社會主義亟須研究和回答的一個重大理論問題。
馬克思、恩格斯在創立科學社會主義學說的時候，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還是作為對人類社會未來發展的一種預測。他們是在批判舊世界的基礎上發現新世界，是在論證社會主義必然代替資本主義的同時，也預見到人類社會未來的發展，將經曆一個從低級向高級的發展過程。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明確指出，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後將經曆三個曆史階段：過渡時期、共產主義第一階段、共產主義高級階段。至於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一階段，即我們現在所說的社會主義社會將要經曆哪些發展階段，他們並沒有論及。列寧接受了上述三個階段的劃分，並明確稱這三個階段為：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社會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列寧對社會主義發展階段有過一些論述，曾提出過“還沒有穩固基礎的社會主義”、“發達的社會主義”、“完全的社會主義”、“徹底勝利和鞏固了的社會主義”等概念，但對發展階段也沒有作出明確的劃分。這些論述為我們研究社會主義發展階段提供了理論依據和研究方法，但同時也說明這個問題還有待後來社會主義者依據實踐經驗加以解決。
在蘇聯，1936年基本上完成了對所有製的社會主義改造，斯大林依據剝削階級作為一個階級已經消滅這個事實，在《關於蘇聯憲法草案》的報告中就宣布基本上建成社會主義；而三年之後斯大林在聯共（布）十八大的報告中又提出向共產主義過渡的任務。事實證明這些是超越發展階段的冒進的提法，是不符合蘇聯社會的實際情況。
對社會主義發展階段的理論，毛澤東作了有益的探索。在1956年1月召開的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上，他依據當時的社會主義改造已取得決定性的勝利，第一次提出我國的“社會主義社會已經進入，尚未完成”的思想。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中，他進一步把社會主義製度的“建立”與“建成”作了明確的區分。他說我國的社會主義製度還剛剛建立，還沒有完全建成，還不完全鞏固。隨後他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一文中進而指出，之所以說我國的社會主義社會還沒有建成，重要的原因是我國社會主義製度的物質基礎還很不充分。他強調：“隻有經過十年至十五年的社會生產力的比較充分的發展，我們的社會主義的經濟製度和政治製度，才算獲得了自己的比較充分的物質基礎（現在，這個物質基礎還很不充分），我們的國家（上層建築）才算充分鞏固，社會主義社會才算從根本上建成了”。但不久由於急於求成、急於過渡錯誤的發生，使毛澤東對建成社會主義需要很長時間這一正確估計發生變化，一度出現迷誤。隨後在糾正已經認識到的“左”的錯誤的過程中，毛澤東又率先對我國社會主義所處的階段問題重新進行了深入的思考。特別是在1959年底到1960年初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中，毛澤東對社會主義的發展階段問題進行了進一步的探索。他在談話中認為，社會主義可以分成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不發達的社會主義，第二個階段是比較發達的社會主義。後一階段可能比前一階段需要更長的時間。值得注意的是，他從生產力的發展和人民富裕的實際狀況考察，明確提出我國還處在“不發達社會主義階段”。毛澤東這時把社會主義劃分為不發達的和比較發達的兩個階段的思想，是探索社會主義發展規律的富有創見的一個理論成果。這個認識後來在實踐中雖然沒有被堅持下來，且又發生很大的反複，但仍不失其重要的思想理論價值，它確實為我們今天形成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提供了重要的依據。
毛澤東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中，還對曆史新時期的主要任務作了論述。他明確指出：“我們的根本任務已經由解放生產力變為在新的生產關係下麵保護和發展生產力”。他認定，我們之所以提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主要是為了“團結全國各族人民進行一場新的戰爭——向自然界開戰，發展我們的經濟，發展我們的文化，使全體人民比較順利地走過目前的過渡時期，鞏固我們的新製度，建設我們的新國家”。並指明要“將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社會主義國家”。這就在實際上提出了黨的根本任務的轉變問題。這同黨的八大作出的將黨的工作重心從革命轉移到建設上來，集中力量發展生產力的戰略決策，是一致的。
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對我國經濟發展戰略就進行了不懈的探索和實踐。1955年10月，他在黨的七屆六中全會上說：“將來的趨勢如何？趨勢就是：大約在三個五年計劃的時期內，基本上完成社會主義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大約在五十年到七十五年的時間內，就是十個五年計劃到十五個五年計劃的時間內，可能建成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初步形成了“兩步走”的發展戰略思想。1957年3月他在南京的講話中，還講過一段很有創見的話，他說：沒有生產就沒有生活，沒有多的生產就沒有好的生活。要多少年呢？我看大概要一百年吧。分幾步走：大概有十幾年要稍微好一點；有二三十年就更好一點，有個五十年可以勉強像個樣子；有一百年，那就了不起，那就和現在大不相同了。這裏，“五十年可以勉強像個樣子”，同鄧小平後來講的本世紀末達到小康水平相似；一百年才能“了不起”，那就是下個世紀中葉基本實現現代化，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了。
1959年底，毛澤東在杭州讀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時，進一步探討了我國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戰略目標，明確提出：“建設社會主義，原來要求是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科學文化現代化，現在要加上國防現代化”。這就形成了四個現代化的完整提法。1964年12月，周恩來在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今後發展國民經濟的主要任務，總的說來，就是要在不太長的曆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趕上和超過世界先進水平。”這是根據毛澤東的提議，第一次向全國人民公布“四個現代化”的戰略任務。同時周恩來在報告中還重申：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從第三個五年計劃開始，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可以按兩步來設想：第一步，用15年時間，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係和國民經濟體係；第二步，在本世紀內，全麵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使我國國民經濟走在世界的前列”。這就比較完整地概括了“兩步走”的發展戰略。
綜上所述，毛澤東關於社會主義社會矛盾的學說，開創了社會主義理論研究的新領域，是對馬克思主義的重大貢獻。它對於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對於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具有長遠的理論指導意義。當然，這一重大理論課題還需要在今後的實踐中繼續加以探索和研究，使之更加完善。正如鄧小平後來在論及毛澤東關於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理論時所說，“從二十多年的實踐看來，這個提法比其他的一些提法妥當。”“當然，指出這些基本矛盾，並不就完全解決了問題，還需要就此作深入的具體的研究”。
探索走自己的道路的初步成果
如前所述，毛澤東從1956年提出十大關係起，開始探索反映中國客觀經濟規律的自己的建設道路。這是一項具有深遠意義的開拓性事業。
我們知道，在新時期創立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踐，是黨實現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和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第二次曆史性飛躍的重要標誌。對這一理論的探索，“始於毛、成於鄧”的提法，恰當地評價了兩代領導人對這項偉業的曆史性功績。毛澤東作為一位偉大的探索者，在建國初期，他對於尋找我們自己的建設道路就有所思考，而在1956年至1957年上半年，即黨的八大前後一年多的時間裏，則進行了多方麵的、集中的探索。後來雖然發生了“左”的失誤，但他沒有停止這一探索工作。應當說，這次探索的起步是正確的，但由於還不成熟，因而在指導思想上存在向著正確和錯誤兩個趨向發展，最終陷入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動亂。但是，在探索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過程中，就其正確和比較正確方麵的趨勢來說，確是提出了許多具有長遠指導意義的重要思想，積累了探索的實踐經驗，這對於我們正在從事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來說是起了開拓性的積極作用，有著十分重要的理論和實踐的價值。
從50年代中期開始的探索我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所取得的初步成果，是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黨中央領導集體集中全黨智慧的產物。這些成果，除了上述《論十大關係》、《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提出的重要思想外，主要是如下幾個方麵：
第一，關於中國工業化道路問題
對中國工業化道路的思考，毛澤東強調要從中國實際出發，即從中國是一個大農業國這一基本情況出發，不能照搬照抄外國的經驗；他特別指出蘇聯和東歐國家走片麵發展重工業的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是一個嚴重教訓，要以蘇為戒。毛澤東明確提出中國工業化道路問題，就是正確處理重工業、輕工業、農業的發展關係問題。他說我們的經濟建設是以重工業為中心，這一點必須肯定。但是同時必須充分注意發展農業和輕工業。在這裏，毛澤東辯證地論述了重工業和農業、輕工業的發展關係。在他看來，發展重工業有兩種辦法：“一種是少發展一些農業輕工業，一種是多發展一些農業輕工業”。他認為，從長遠觀點來看，“後一種辦法會使重工業發展的多些和快些，而且由於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會使它發展的基礎更加穩固”。他從中國的國情出發，把發展農業放在重要的位置，這是毛澤東關於中國工業化道路思想的一大特色。在1957年1月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毛澤東又集中論述了他關於重視發展農業的基本觀點。他指出，農業關係到五億農村人口的吃飯問題；農業是輕工業原料的主要來源，農村是輕工業和重工業的重要市場；農業是積累的重要來源，農業發展了就可以為發展工業提供更多的資金。他強調指出：“在一定的意義上可以說，農業就是工業。要說服工業部門麵向農村，支援農業。要搞好工業化，就應當這樣做”。他在這裏提出的“農業就是工業”的思想，是經濟學上一個深刻而獨特的命題，為中國工業化道路確立了重要思想基礎。
後來，毛澤東在總結我國經濟建設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又進一步明確以農、輕、重為序安排國民經濟的方針；到60年代他明確提出“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井把它作為發展國民經濟的總方針。對於這個總方針，從毛澤東及當時其他領導人的論述中，可以看出它的基本內涵是：既要搞好生產資料的生產，加快進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又要搞好生活資料的生產，滿足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把經濟建設與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結合起來，使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兩大部類之間按一定比例協調發展。這就是毛澤東一向主張的“又要重工業、又要人民”的經濟建設思想，這個總方針的提出，反映了毛澤東對中國工業化道路探索的深化。
綜上可知，在對中國工業化道路的探索方麵，毛澤東破除了對蘇聯建設經驗的迷信，提倡獨立思考，提倡從中國的國情出發，以農業為基礎，正確處理重工業同農業、輕工業的關係，充分重視發展農業和輕工業，走出一條適合我國國情的中國現代化道路。應當肯定，毛澤東在這方麵作出了突破性理論貢獻。
第二，關於經濟體製改革的初步探索
毛澤東在《論十大關係》中就針對建國初期學習“蘇聯模式”所暴露出的弊端，提出了經濟體製改革的問題。隨後國務院在1956年5月召開全國體製問題會議，擬出了改革經濟體製的初步草案。在黨的八大會議上，劉少奇、周恩來和陳雲的講話都闡述了有關經濟體製改革的許多重要思想。1957年初，中央指定陳雲主持財經五人小組對這個問題作進一步研究。經過半年多的調查、討論和修改，在黨的八屆三中全會上基本通過了關於改進工業、商業和財政三個管理體製的決定。這是我們黨在毛澤東領導下關於經濟體製改革的最初嚐試。
在這期間，毛澤東也提出了涉及經濟體製改革的若幹設想。他對社會主義公有製經濟占優勢的前提下允許非社會主義經濟成分存在的問題作了探討，提出“可以搞國營，也可以搞私營。可以消滅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他認為，“現在國營合營企業不能滿足社會需要，私人可以開廠”。要允許處在非法狀態的“地下工廠”、“地下商場”合法化，變成地上的，合法雇工，可以開夫妻店，也可以開私營大廠，訂條約，十年、二十年不沒收。還可以吸引華僑投資，二十年、一百年不要沒收。可以開投資公司，還本付息定息時間要相當長，急於國有化，不利於生產。“他甚至提出可以在一定時候讓外國人來中國辦工廠、開礦山，向他們學技術。他在分配方麵鑒於蘇聯的教訓，提出了國家、集體、個人三者兼顧的原則。這時陳雲也就所有製、生產和流通方麵提出了”三個主體、三個補充的著名思想，這就是：國家經營和集體經營是工商業的主體，一定數量的個體經營是國家經營和集體經營的補充；計劃生產是工農業生產的主體，按照市場變化而在國家計劃許可範圍內的自由生產是計劃生產的補充；國家市場是社會主義統一市場的主體，一定範圍的國家領導的自由市場是國家市場的補充。這些重要思想突破了蘇聯模式，是在當時條件下對新的社會主義經濟體製所作的探索和構思。
第三，有關管理體製改革的初步探索。
毛澤東根據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經驗和國際經驗，針對在體製上權力過分集中的問題，提出要有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這比隻有一個積極性好得多。認為“正當的獨立性，正當的權利，省、市、地、縣、區、鄉都應當有，都應當爭”，同時又要“顧全大局，互助互讓”。對向企業擴權的問題，提出“工廠在統一領導下的獨立性”，要有點“獨立王國”。他還曾支持在一些工業、交通運輸部門試辦托拉斯的倡議，等等。
在我國公有製的主體地位確立之後，毛澤東就明確指出：“所有製問題基本解決以後，最重要的問題是管理問題，也就是人們在生產中的相互關係問題”。他認為，人們在生產中的關係，是改變還是不改變，對於推進還是阻礙生產力的發展，都有直接的影響。1960年3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批轉《鞍山市委關於工業戰線上的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運動開展情況的報告》的批示中，以蘇聯經驗為鑒戒，對我國的社會主義企業的管理工作作了科學的總結，強調把工人參加管理，幹部參加勞動，改革不合理的規章製度，幹部、工人、技術人員三結合，作為工業管理和企業管理，開展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的方針。經過許多大型企業試行後，1961年製定的“工業七十條”正式確認了這個管理製度，並確定把企業的職工代表大會作為實行這種製度的有效形式。這就把吸收勞動者參加管理的思想加以製度化。當時毛澤東把這種“兩參一改三結合”管理製度稱之為“鞍鋼憲法”，使之與蘇聯的“馬鋼憲法”（指以馬格尼托哥爾斯克冶金聯合工廠經驗為代表的蘇聯一長製管理方法）相對立。“鞍鋼憲法”的基本精神不隻限於企業管理，而且也是作為擴大社會主義民主，防範國家機關和管理人員中滋長官僚主義的一項重大措施提出的。
第四，關於擴大社會主義民主的探索
毛澤東強調在新的曆史時期，人民內部矛盾已經成為國家政治生活的主題，成為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動力，民主的方法是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基本原則。因而，發展民主和加強民主政治建設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內在要求。他在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這一總題目下，提出了建設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麵的設想和要求，提出了一係列正確的方針政策。例如，在肅反問題上，提出了“有反必肅，有錯必糾”的方針，主張今後的鎮反要少抓少殺，機關肅反實行一個不殺、大部不抓的方針。在少數民族問題上，提出了正確處理好漢族和少數民族關係的原則，既要克服大漢族主義，又要克服地方民族主義，要誠心誠意地幫助少數民族進行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鞏固各民族的團結，來共同建設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在黨和非黨關係問題上，堅持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製度；在對待民主黨派的態度上，提出了“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提出了共產黨和民主黨派“兩個萬歲”的思想，重視來自民主黨派方麵的監督，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