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是我國曆史發生重大轉變的一年。隨著社會主義改造取得決定性的勝利，中國進入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領導下開始了全麵建設社會主義的新的曆史時期。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對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進行了艱辛探索，在理論上提出了許多具有獨創性的新見解，大大豐富了科學社會主義理論，推進了毛澤東思想的發展。但是，任何開拓者的道路都不會是平坦而筆直的。毛澤東在開拓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行程中，往往是正確與迷誤相伴隨，成功與挫折相交錯。這是不足為怪的曆史現象。應當肯定，毛澤東的錯誤是對自己的建設道路探索實踐中的錯誤，我們絕不能因此而否定探索本身的意義，不能否定毛澤東思想在開始全麵建設社會主義實踐中的新發展，同時還要善於在那些錯誤的背後發現其值得後人繼承的合理因素。這是我們研究毛澤東思想應取的科學態度。
以蘇聯為鑒戒，走自己的道路
毛澤東對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思考，是同如何鑒戒蘇聯的經驗相聯係的。
在建國初期，“因為我們沒有經驗，在經濟建設方麵，我們隻得照抄蘇聯”。毛澤東指出：“這在當時是完全必要的，同時又是一個缺點，缺乏創造性，缺乏獨立自主的能力。這當然不應當是長久之計”。事情確是如此。建國初期從蘇聯學來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製，在恢複國民經濟，保證重點建設和保障人民生活等方麵發揮了重要作用。“一五”計劃期間，正是在這種體製的組織下，調動全國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建設了蘇聯援建的156項重點工程，初步奠定了我國工業化的基礎，體現了社會主義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但隨著經濟發展規模的擴大和經濟生活的多樣性，這種高度集中體製的弊端也開始暴露出來。由於中國共產黨有豐富的反對教條主義的經驗，在長期革命實踐中形成了一條實事求是、一切從中國實際出發的思想路線，因而比較早地認識到，建設道路也同樣不能照搬外國。這正如毛澤東後來談到建國初期照搬蘇聯的辦法，“總覺得不滿意，心情不舒暢”。這使得毛澤東等人對當時經濟及管理體製，在“三大改造完成以後，發覺統得太死，不行，著手改進體製”。這樣，在“什麼是社會主義，如何建設社會主義”這一曆史新課題麵前，中國共產黨人開始了具有深遠意義的探索工作。
應當指出，這種探索始於1956年不是偶然的，除了上述國內原因外，還同當時國際形勢的變化相關聯。1956年2月蘇共二十大尖銳地揭露了斯大林在領導蘇聯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嚴重錯誤以及對他的個人崇拜所造成的嚴重後果。這在蘇聯國內和國際上引起了極大的震動。西方國家乘機掀起了世界性的反共反社會主義浪潮，給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帶來了巨大困難。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原則立場，不讚成全盤否定斯大林及其領導時期蘇聯黨和人民為社會主義而奮鬥的曆史；同時認為，揭開斯大林的蓋子，打破神化主義，這對於各國馬克思主義政黨，包括我們黨，破除對斯大林和蘇聯經驗的迷信，解放思想，努力尋求適合本國情況的革命和建設道路，有積極的意義。正是通過對斯大林所犯錯誤的深入思考，通過對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經驗的總結，促使中國共產黨重新審視蘇聯模式的利弊得失，重新審視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在這樣的背景下，毛澤東“以蘇聯為鑒戒”，探索自己的道路的思路就更加明確了。
為了探索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毛澤東進行了大量的調查研究工作。1956年2月14日至4月22日，毛澤東先後聽取了國務院34個部、委、辦負責人的彙報。5月，他又親自為中央起草了《中央關於各省市區黨委向中央彙報工作的具體安排的通知》及其《補充通知》，要求各地向中央彙報包括經濟、幹部、統一戰線、失業安排等11個方麵的問題，要求“彙報的時候除第一書記應來之外，可以帶幾個與工作有關的助手來”，“彙報文件中要有材料，有議論，要突出批評中央工作和地方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揭露矛盾（包括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並提出解決意見。不成熟的意見也可以提出”。他還采納李富春的建議，通知全國工交部門約200到300個重要工廠、建設工地，向中央寫出書麵彙報材料。這是建國以來一次大規模的調查研究，也是一次深入的對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經驗的總結。
在這次調查研究的基礎上，4月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論十大關係》報告，開宗明義最近蘇聯方麵暴露了他們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的一些缺點和錯誤，他們走過的彎路，你還想走？強調要“引以為戒”，開始提出自己的建設道路。毛澤東後來說：1956年4月提出十大關係，開始提出自己的建設路線，原則和蘇聯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們自己的一套內容。又說：十大關係的基本觀點就是同蘇聯作比較。除了蘇聯辦法以外，是否可以找到別的辦法比蘇聯、比東歐各國搞得更快更好。這些論述表明，以蘇聯為鑒戒，總結自己的經驗，探索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是貫穿《論十大關係》的基本指導思想。
毛澤東在《論十大關係》中，從批評體製的弊端入手，初步總結了建國以來的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提出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的基本方針，論述了正確處理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中一係列的重大關係。這些反映了當時黨和毛澤東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認識，提出了一係列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的方針和政策。
《論十大關係》中的前五個關係，主要是討論經濟問題。
第一，在處理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係上，肯定了我們沒有犯原則性的錯誤。我們現在的問題，就是還要適當地調整重工業和農業、輕工業的投資比例，更多地發展農業、輕工業。這樣做，不僅可以更好地供給人民生活的需要，而且可以更多更好地發展重工業。會使重工業發展的基礎更加穩固。要避免蘇聯和一些東歐國家片麵地注重重工業，忽視農業和輕工業，因而市場上的貨物不夠，貨幣不穩定的問題。
第二，在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的關係上，要積極發展和支持內地工業，使工業布局逐步平衡，並且利於備戰。同時要爭取和利用更長一點的和平時期，要更多地利用和發展沿海工業，特別是輕工業，這樣使我們有更多力量來發展和支持內地工業。如果對發展沿海工業采取消極態度，就會妨害內地工業的發展。
第三，在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關係上，國防不可不有。我們一定要加強國防。但是，隻有經濟建設發展得更快，國防建設才能夠有更大的進步。因此，要加強國防，就一定要首先加強經濟建設。
這三條對於產業關係、地域經濟關係的分析，實際上是提出一條與蘇聯不同的中國工業化的道路。
第四，在國家、集體和個人的關係上，必須堅持兼顧國家、集體和個人三個方麵。鑒於蘇聯和我們自己的經驗，今後務必更好地解決這個問題。要避免蘇聯過去的做法，把農民的東西拿走太多，給的代價又極低，把農民挖得很苦。國家和合作社，國家和農民，合作社和農民，都要兼顧，不得隻顧一頭。無論隻顧哪一頭，都是不利於社會主義，不利於無產階級專政的。這是一個關係到六億人民的大問題。同時，各個生產單位都要有一個與統一性相聯係的獨立性，把什麼東西統統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給工廠一點權力，一點機動的餘地，一點利益，恐怕不妥。
第五，在中央和地方的關係上，應當在鞏固中央統一領導的前提下，擴大一點地方的權力，給地方更多的獨立性，讓地方辦更多的事情。有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比隻有一個積極性好得多。要發展社會主義建設，就必須發揮地方積極性。我們不能像蘇聯那樣，把什麼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點機動權都沒有。正當的獨立性，正當的權利，省、市、地、縣、區、鄉都應當有，都應當爭。總之，處理好中央和地方的關係，對於我們這樣的大國大黨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
以上第四、五兩條，講國家、生產單位和生產者個人的關係，實際上已涉及對過分集中的經濟體製進行改革的問題。
《論十大關係》的後五個關係，論述了政治生活和思想文化生活中調動各種積極因素以及處理好中國和外國的關係問題。
第六，在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係上，我們的政策是比較穩當的，是比較得到少數民族讚成的。在蘇聯，俄羅斯民族同少數民族的關係很不正常，我們應當接受這個教訓。要著重反對大漢族主義，地方民族主義也要反對。我們要誠心誠意地積極幫助少數民族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我們必須搞好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係，鞏固各民族的團結，來共同努力於建設偉大的社會主義中國。
第七，黨和非黨關係。究竟一個黨好，還是幾個黨好？現在看來，恐怕是幾個黨好。不但過去如此，而且將來也可以如此，就是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在這一點上，我們和蘇聯不同。我們有意識地留下民主黨派，讓他們有發表意見的機會，對他們采取又團結又鬥爭的方針。我們要改善同民主黨派的關係。盡可能把他們的積極性調動起來為社會主義服務。
第八，革命和反革命的關係。應當肯定，還有反革命，但是已經大為減少。今後社會上的鎮反，要少捉少殺。機關、學校、部隊裏麵清查反革命，要堅持在延安開始的一條，就是一個不殺，大部不捉。對一切反革命分子，都應當給予生活出路，使他們有自新的機會。這樣做，對人民事業，對國際影響，都有好處。
第九，是非關係。黨內黨外都要分清是非。對於犯錯誤的同誌，要幫助他們改正錯誤，允許他們繼續革命。過去，在以王明為首的教條主義者當權的時候，我們黨在這個問題上犯了錯誤，學了斯大林作風中不好的一麵。他們在社會上不要中間勢力，在黨內不允許人家改正錯誤，不準革命。我們要記住這個教訓。“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是團結全黨的方針，我們必須堅持這個方針。
第十，中國和外國的關係。我們的方針是，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的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但是，必須有分析有批判地學，不能盲目地學，不能一切照抄，機械搬運。他們的短處、缺點，當然不要學。外國資產階級的一切腐敗製度和思想作風，我們要堅決抵製和批判。但是，這並不妨礙我們去學習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的科學技術和企業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學的方麵。對外國的科學、技術和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或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都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態度，都對我們的事業不利。要反對“賈桂思想”，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來。
毛澤東提出這十天關係，雖然對我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認識還是初步的，但確在某些重要方麵已經指向蘇聯模式的弊端，從而開啟了對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這篇報告的產生，表明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確立了走自己的道路，把我國建成為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指導思想。《論十大關係》中提出的許多重要思想，對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具有長遠的指導意義。正如鄧小平在給毛澤東的信中所說，這篇東西太重要了，對當前和今後都有很大的針對性和指導意義。
社會主義社會矛盾學說的提出和對中國社會主義發展階段和發展戰略的思考生產資料私有製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標誌著社會主義製度已在我國確立起來。這時黨和國家麵臨著如何鞏固和完善社會主義製度，即關係到國家的治理和社會走向這一根本性問題。在這曆史發展的關鍵時刻，毛澤東以其特有的敏銳而深邃的哲學思維，運用對立統一規律觀察和分析社會主義社會各種複雜的矛盾，在深刻揭示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基礎上，創造性地提出並係統地闡明了社會主義社會兩類不同性質矛盾的學說，並且把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作為國家政治生活的主題。這些理論觀點，集中體現於他在1957年2月最高國務會議第11次（擴大）會議發表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及在此前後的一係列講話中。它從哲學的高度回答了時代麵臨的重大課題，具有長遠的理論和實踐的指導意義，是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和國家學說的重要貢獻。
毛澤東這時提出社會主義社會矛盾學說，是同當時國內、國際出現的一些新情況緊密相關的。
1956年秋冬，國內出現了一些不安定的情況。由於國際上蘇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對我國的影響，國內社會主義改造的急促和變化的深刻，加之經濟建設中未能完全克服冒進，使經濟和政治生活中出現某些緊張狀態，因而出現了某些新的情況。少數學生、工人和複員轉業軍人在升學、就業和安置方麵遇到困難，一些地方發生了少數人鬧事。同時，對時局變化最為敏感的知識分子，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鼓舞下，思想活躍。有些人對黨和政府工作中的缺點錯誤以及方針政策方麵問題提出公開批評，其中有不少尖銳意見，還有一些錯誤議論。麵對這些新出現的矛盾，許多黨員和幹部缺乏思想準備，處於被動地位，或者用老眼光看待新問題，把群眾鬧事和尖銳意見一概視為階級鬥爭表現，企圖采取簡單粗暴的辦法進行壓製。這些情況說明，在國內的敵我矛盾已經基本解決的情況下，層出不窮的人民內部矛盾日漸顯現和突出。因而在由革命轉入建設的新形勢下如何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這一新課題，是黨必須加以認真研究和解決的。
國際上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及隨後出現的對斯大林的評價問題，也引發了毛澤東對社會主義社會矛盾問題的思考。1956年3月，毛澤東在討論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指出，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存在著矛盾，否認存在矛盾就是否認唯物辯證法，矛盾無所不在，無時不在，斯大林的錯誤正證明了這一點。有矛盾就有鬥爭，隻不過鬥爭的性質和形式不同於階級社會而已。根據政治局多次討論寫成的《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一文，在科學社會主義發展史上第一次提出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問題。文章指出，那種認為在社會主義社會中不會再有矛盾存在的認識，是一種天真爛漫的想法。文章認為，隻要還存在主觀和客觀的矛盾，先進和落後的矛盾，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那麼，矛盾在社會主義社會和將來的共產主義社會必然存在，並且會通過各種形式表現出來。文章還指出，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人，一定要反對主觀主義，反對教條主義，深入群眾，深入實際，防止思想僵化，要用唯物辯證法認識社會主義社會，指導自己的工作。
同年12月，毛澤東在給黃炎培的信中，第一次明確提出社會主義社會存在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的觀點。他說：“社會總是充滿著矛盾。即便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也是如此。不過矛盾的性質和階級社會有所不同罷了。既有矛盾就要揭露和解決。有兩種揭露和解決的方法：一種是敵（這指的是特務破壞分子）我之間的，一種是人民內部的（包括黨派內部的、黨派與黨派之間的）。前者是用鎮壓的方法，後者是用說服的方法，即批評的方法”。他還指出：“我們國家內部的階級矛盾已經基本上解決了，……但是人民內部的問題仍層出不窮，解決的辦法，就是從團結出發，經過批評與自我批評，達到團結這樣一種方法”。隨後，他又多次發揮了這個思想，他特別強調：“怎樣處理社會主義社會的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這是一門科學，值得好好研究”。
經過反複醞釀和深入研究，毛澤東在1957年2月最高國務會議上發表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重要講話。他指出：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社會主義社會也充滿著矛盾，正是這些矛盾推動著我們的社會向前發展。否認社會主義社會存在著矛盾的觀點，不僅在理論認識上是錯誤的，而且在實踐中也是極其有害的。他說：沒有矛盾的想法是不符合客觀實際的天真的想法。許多人不承認社會主義社會還有矛盾，因而使他們在社會矛盾麵前縮手縮腳，處於被動地位；不懂得在不斷地正確處理和解決矛盾的過程中，將會使社會主義社會內部的統一團結日益鞏固。他在講話中把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發現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這種矛盾規定為社會基本矛盾，並認為這種社會基本矛盾是貫穿於人類社會發展的全過程。他由此作出了一個重要論斷：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產關係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不過社會主義社會的這些矛盾同舊社會的這些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質和情況，可以經過社會主義製度本身的自我調整和完善，不斷地得到解決。他深入研究了我國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出現的各種新問題，科學地總結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曆史經驗，明確指出，在社會主義社會裏，有兩類社會矛盾，這就是敵我之間的矛盾和人民內部的矛盾。這是性質完全不同的兩類矛盾，決不能用解決敵我矛盾的方法去解決人民內部的矛盾。同時他又指明，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已經成為國家政治生活的主題。他還聯係我國的實際問題，係統地分析和闡明了正確處理各方麵人民內部矛盾的方針和方法。他指出：“現在的情況是：革命時期的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鬥爭基本結束；但是階級鬥爭還沒有完全結束；廣大群眾一麵歡迎新製度，一麵又還感到還不大習慣；政府工作人員經驗也還不夠豐富對一些具體政策的問題，應當繼續考察和探索”。毛澤東認為，在這個時期，我們提出劃分敵我和人民內部兩類矛盾的界線，提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以便團結全國各族人民，發展我們的經濟和文化，鞏固我們的新製度，建設我們的新國家，就是十分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