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釗以北大為基地開展的馬克思主義傳播工作，是多方麵的。除了在《新青年》、《每周評論》、《晨報副刊》、《星期評論》、《新生活》以及北大學生創辦的一些學會會刊上，發表大量宣傳馬克思主義和用馬克思主義觀點剖析中國社會問題的文章外，他還在北大史學係、政治係、經濟係和法律係先後開設了《唯物史觀》、《社會主義與社會運動》等馬克思主義理論課和講座，加上在北京師範大學、女子師範大學和中國大學所授的共有十門之多。至今保存在北京檔案館的一份1923年北大政治係賀姓學生的《唯物史觀》試卷，其對“試述馬克思唯物史觀的要義並其及於現代史學的影響”試題的回答，縱以今日之水平視之，其觀點也是正確而全麵，應令人刮目相看的。這無疑是反映馬克思主義在我國早期傳播的一個彌足珍貴的佐證。同時，在李大釗的指導下，1920年先後成立了“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和“北京大學社會主義研究會”。這是我國最早成立的研究馬克思學說的社團組織。特別是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在北大活動時間前後達七八年之久，它對於在北大傳播馬克思主義，引導和組織青年學生參加實際革命運動，以及促進一批進步知識分子了解和信仰馬克思主義等方麵，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李大釗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活動，對“五四”時期的北大以及許多先進分子的思想發展，產生了積極的影響。他所在的北大圖書館主任辦公室及其住宅，成了北大進步師生和革命青年集會和討論、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場所。他不但引導青年了解馬克思主義，而且還鼓勵他們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他諄諄教導青年要想把現代的新文明，從根底輸入到社會裏麵，非把知識階級與勞工階級打成一氣不可。我甚望我們中國的青年，認清這個道理。“在他的教育下，北大的一些進步學生脫下學生裝，穿上工人服，走向工棚，深入礦井。這不僅使他們自身得到鍛煉，而且也促進了在工人中灌輸馬克思主義的工作。正是在李大釗的教育和影響下，鄧中夏、高君宇、黃日葵、範鴻劼、何孟雄等一批共產主義知識分子在北大成長起來。從1918年9月到1919年3月，青年毛澤東在北大圖書館工作了半年時間，與李大釗朝夕相處，常相過從。他後來回憶說我在李大釗手下在國立北京大學當圖書館助理員的時候，就迅速地朝著馬克思主義的方向發展。”應當說，李大釗的上述工作，不僅使北京大學成為在我國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最初基地，而且也成為中國共產黨誕生的一個搖籃。據統計，在黨的一大之前，在全國八個早期共產黨組織主要領導人中，有六位是北大的師生或校友；全國早期53名黨員中，有21名是北大的師生或校友；參加黨的一大的13名代表中，有5名是北大的師生和校友，北大確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建作出了重要貢獻。
北京大學是當代中國著名的最高學府，它不僅在學術上有過輝煌建樹，而且在政治上也始終處在我國進步運動的前鋒地位。而這種進步作用是同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指導緊密聯係著的。因而，學習、宣傳和研究馬克思主義也就成為北大優良傳統的一個部分。我們深信，當北京大學走向新的百年曆程時，一定會更好地發揚這個優良傳統，為我國的社會主義事業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
（《北京黨史研究》，1998〈3〉；《真理的追求》，1998〈5〉）